的代表还在谈判。国共两党之外的政治力量，即所谓第三方面，主要是民主同盟，再加上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也都为促使谈判的成功发挥各自的作用。浦熙修围绕这些活动采写了不少消息。她报道了“邵力子邀请民盟代表张君劢、章伯钧、梁漱溟、黄炎培今日来京，系请各方代表先行晤面，以中间人姿态，协助打开局面”。报道了“张君劢昨日午后访晤马歇尔特使，马帅甚望中国即行和平。罗隆基亦将于日内与马帅约晤。周恩来昨晚曾再度访晤民盟代表，中共对东北希望地方联合政府之实现，对于整军问题亦曾商谈”。报道了民盟代表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沈钧儒、罗隆基、史良等人谒中山陵的活动。她还独家报道了罗隆基与马歇尔晤谈的消息，说“马帅与民盟以中间人看法，政府态度并非完全硬性而无商量之余地”，消息并且暗示了近日即可发布停战令。
六月六日，蒋介石接受了马歇尔的建议，下令在东北停战十五天。在七日至二十一日的停战期间，国共两党在南京进行和谈，第三方面也积极从旁促进。浦熙修在报道中，介绍了民盟的立场。她把罗隆基对她说的一句话也报道出来了：“国共打仗，中间人劝架，不许打仗，是谓中立。但争取民主、自由，则无中立可言，因同为被压迫者也。”这对于民盟当时所持的中立态度作了很好的说明。就政治立场而言，民盟是站在争取民主、自由的共产党一边的。
到了六月二十一日，没有谈出个结果来，蒋介石和周恩来又同时宣布东北停战再延长八天，到三十日为止。经过八年苦战的中国人民都希望和谈能够成功，已经开始的内战能够停下来。看到这次停战谈判没有达成协议，很是着急。为了表示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促使谈判成功，六月二十三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到南京请愿，向有关各方呼吁和平。代表团以马叙伦为团长，团员中有篑延芳、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阎宝航、雷洁琼等知名人士，代表团秘书为胡子婴，此外还有两个学生代表陈震中和陈立复。浩浩荡荡给他们送行的各界人士五万多人，在车站举行了欢送大会，陶行知、吴晗、林汉达等人发表了讲话，表明反对内战的坚定决心。送行之后，数万群众举行了游行示威。
当代表团乘坐的火车到达南京下关车站的时候，遭到了预伏的国民党特务暴徒的围攻凶殴，造成“下关惨案”。马叙伦、阎宝航等人都被打伤。前往采访的浦熙修和《大公报》记者高集，代表民盟总部前往欢迎代表团的叶笃义，也都被打伤。而以雷洁琼、叶笃义和圣约翰大学学生陈震中伤势最重。
这件事在浦熙修的自传里写得很简略：“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和平请愿代表团马叙伦等到南京请愿，反对内战。我得到中共代表团范长江的电话，和《大公报》记者高集等前往下关车站欢迎。不料当晚就和代表团一起被国民党特务毒打，称为‘下关事件’。这次挨打，提高了我的政治认识，我认识了共产党不能放下武器的道理，我认识了武装革命的意义，我也更加仇恨国民党反动当局。党的关怀和群众的纷纷慰问，大大鼓舞了我。养伤一个月，伤好后，我还干我的记者工作，干得更起劲。”
当时现场情况，雷洁琼回忆说：“我们代表团刚出站台收票处，忽然有人鸣笛，一群自称‘难民’的暴徒蜂涌而来，骂声四起，一片混乱，把我们包围起来。在场的军警，视若无睹。在混乱中，我们代表团的人被推推拉拉，隔开成两部分人，马叙伦和我还有几位记者被推进了候车室，阎宝航等四位代表被推进了西餐厅，聚集在门外的‘难民’大叫大嚷，吵闹不停。这时，浦熙修、高集和其他报社记者向‘难民’们说明身份要求出去。他们刚出去不久，又被门外的暴徒包围。人群中有人高喊‘打那个女的！’浦熙修随即挨了打。又有人喊：‘那个男的也不是好东西！’于是高集也挨了打。不得已，记者们又只好退回候车室。这时围在外面的‘难民’越来越多，他们一涌而进，高声喊打。顿时，桌椅、汽水瓶、茶杯一齐飞向我们头上，马叙伦被打得受伤很重，浦熙修和高集也未能幸免。我被暴徒揪住头发，胸部被一只痰盂击中，一个暴徒趁乱要抢我的戒指和手提包。我拼命抵抗，手被抓破，流血不止。混乱中，浦熙修又被推倒在我的身上，暴徒脱下皮鞋猛抽我们两人。她的鼻血流在我脸上。为了想保护我，她全身趴在我的身上，受到打击更大，几乎晕过去了。我在昏昏沉沉中听到有人叫嚷：‘不要把她们打死，差不多就行了……’这场凶殴才停止下来。”
这一场暴行从晚七时持续到十二时。浦熙修的伤情，据《新民报》的报道，记者当她在医院包扎伤处时候看到的：“浦熙修头发蓬松被打手扯去很多，头部左边、臂部、腿部、背部为打手四度凶殴，受伤不轻，衣服撕裂，皮包被抢，手表及钢笔两枝亦为劫去。”
浦熙修的自传说，她“养伤一个月”，事实上她遭打受伤之后才半个月就开始工作了。七月九日的《新民报》晚刊上，就发表了她采写的马歇尔设宴为即将到美国考察水利的冯玉祥饯行的消息。消息中提到了马歇尔这样一件事：“日前当山东国大代表去拜访他时，代表们声诉山东共产党如何烧杀奸掳的事实，般般列举。马帅说：‘你们只说了百分之六十，那百分之四十，我比你们知道得更清楚，但我要问你们的，你们前来是代表政府，还是代表人民？’代表们说：‘我们当然代表人民。’‘你们既代表人民，那么为什么对于政府的贪官污吏不检举？美国并不是如何地富裕，联总（引者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简称）的救济物资，我们也是由节衣缩食而来。但运到中国后，政府的官员拿来卖了，并没有全部直接交给老百姓，你们为什么不检举，假若你们只是控诉共产党的罪恶，我又不是共产党啊！’马帅激昂慷慨一番，代表们哑口无言。”浦熙修写这一段话的时候，眼前想必浮起了半个月前在下关遭遇的那一批“苏北难民”的形象吧。
马歇尔的调处并没有能够使内战停下来。在安徽、江苏、山东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战斗。十月十一日国民党军更进占了解放区的大城市张家口。蒋介石认为这是他重大的军事胜利，即决定不顾共产党和民盟的反对单方面召集国民大会，实际是宣告和谈破裂。周恩来也就返回延安去了。
在周恩来离开南京的前夕，浦熙修前去话别。后来她在自传中回忆说：“我依依不舍地在梅园新村他那里留到深夜二时才告辞回家。我觉得他们这一去，我将没有依靠，会迷失方向。周恩来同志对我关怀备至，要我少外出。他的临别赠言是：‘多读点书吧！’那晚向他告别的人多极了，他没有很多工夫给我多加阐述。范长江同志说：‘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进入一九四七年，内战愈打愈大。二月底，国民党方面迫使各地中共代表团人员撤退。正如周恩来致蒋介石信中说的，这表示蒋已经“决心内战到底，不惜以最后破裂，关死一切谈判之门”。三月七日一早，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中共代表团全体人员即乘美国军用飞机撤回延安。在撤离前夕，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已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代表团人员失去了行动的自由。这时，必须取回一包放在《新华日报》办事处的重要文件，代表团发言人梅益就把这事委托给浦熙修了。浦熙修在惊险中办了这件事。这经过，钱辛波回忆说：“《新华日报》筹备处在中山北路美国新闻处的隔壁，这两家的后门相隔不远，都在一条弄堂里。那时我经常到美国新闻处去，对环境相当熟悉，浦熙修就拉了我和她一起去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从美国新闻处前门进去，后门出来，敲开了《新华日报》的后门，几句话一说，里面马上递出一包用布裹着的东西。浦二姐接过包裹正要离开，被在周围监视的特务发觉，四下里哨音大作，我们急忙走进美国新闻处，出前门，坐上报社的汽车就走。车开到新街口，发觉我们被一辆吉普车盯住了。浦熙修和我改变了主意，要司机把车开到美国大使馆去，想借口采访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之机，摆脱特务盯梢。谁知那辆吉普停在美国大使馆门前就是不走，待到我们从那里离开，这条‘尾巴’又跟上了我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我们要司机把车开到国民大会堂邵力子秘书长的办公室前，以为这样特务就不会跟在后头了。哪想到吉普照盯不误。浦熙修见此情形，对我说，为了把东西安全送到，我们就索性去梅园新村把东西交给梅益吧。结果，待到我们开进梅园新村，特务的吉普掉头就走了。在这次经历中，浦熙修的沉着冷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托她办这事的梅益在悼文《勇敢机智的浦熙修》中说，她“甩掉了追踪的特务，勇敢机智地完成了我的重托。上述事例已不是什么记者和发言人的一般关系了。八日中午，我在延安清凉山新华社食堂同承志、长江等同志谈起这些事时，大家都深为感动”。
三月六日晚上，浦熙修到梅园新村同他们话别。她在自传中说：“董老等撤退的时候，我真正难过极了，我觉得党将完全离我而去。我曾向梅益同志申请入党，我要和党保持一线的联系。”这事后多年的记述，写得简略，当时对同事邵琼说的要详细些。邵琼在悼文中说：“中共驻南京和谈代表团撤退前夕，浦熙修几乎在梅园新村整整逗留了一夜，缠着董老和梅益，求他们将她带到延安去。后来她将此事告诉我时，情绪仍然难以自控。她说，那是决定她一生命运的一个晚上，‘我眼睛都哭肿了，还是说服不了他们。那次走成了，该多好！’……她说，那天晚上董老开导她，说她留在南京比去延安作用更大。梅益也说，她的岗位在《新民报》。梅益分析，现在内战战场上，蒋军一个月就要被我们吃掉十来个旅，要不了两年，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就要翻过来。他甚至准确地预计到，明年中秋节前后，解放军就可能拿下天津，基本上解决东北和华北的问题。那时候，蒋介石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浦熙修说，他‘说来说去一句话，要我在南京等解放。’”
国民党不但在军事上不断失利，在后方更是物价上涨，社会动荡，民怨沸腾。南京、上海都发生了抢米事件。北平、上海等地学生更在纪念“五四”的活动中喊出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口号。为了镇压学潮民怨，国民党政府于五月十八日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并授予各地方当局紧急处置之权。可是学生藐视这样的禁令，五月二十日，南京有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七千余人上街游行。当局用军警、马队、水龙加以阻挡，造成流血惨案，学生受伤的三十余人，被捕及失踪的四十余人。对于这一事件，中央社发的通稿说是警察和学生“互殴”。浦熙修说，“不管怎么着，《新民报》总该讲公道话。”
采写这条消息的记者邵琼回忆了当年的情况：“稿子该怎么写，我和赵乃心（按：现名李天民）分了分工，就各自动起笔来。浦熙修坐镇编辑部，我们写一张，浦就审一张，发一张，编辑部——排字房——校对组，小样再回到编辑部，一环扣一环，《新民报》这部老爷机器从来没有这样协调过。”
第二天南京《新民报》日刊刊出的《昨日凄风苦雨天愁地悲，学生联合游行，发生流血事件》一文，就是这样写成的。
关于这事，浦熙修在自传中有简略的记述：“一九四七年南京的大事件是‘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新民报》采访部报道得最详尽，第二天各大学来添印了几千份报纸。我在报社坚持到深夜，不许编辑部改动、删改，也抵制了新闻检查机关的检查。”
陈铭德邓季惺的《〈新民报〉二十年》一文中说及此事：“《新民报》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受到了学生们的重视，五月二十一日的日刊，就被各大学学生增订了三万份，分送传阅，这又大大地鼓舞了《新民报》。可是另一方面，首都卫戍总部就天天派特务军官到南京社编辑部纠缠。编辑部没办法，只得派一位能言善辩的记者来专责对付。特务军官就二十一日日刊所载学生消息逐字究诘，搞了好几天，他们也不能不承认所载语语是实，只是军学冲突起点处，差了两间铺面。”由此可见，一，浦熙修说的，“各大学来添印了几千份报纸”，还说少了。二，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