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期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
《文汇报》当然感觉得到这批评的分量，报社开了全体职工大会表示接受这个批评。浦熙修在会上发言。她说，中宣部是爱护《文汇报》的，对这一个时间的资产阶级倾向，要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有错就改，不要情绪波动，要经得起考验，并说自己也受到很大教育。
回到北京，浦熙修即写了一篇《划清界限，参加战斗》，表示要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文章里，她还以一种坦然的心情辩解说，“《文汇报》完全是一张人民的报纸，得到党无限的关怀与帮助，去年十月复刊后的编辑方针也完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帮助下，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而制订的”，“有人说，《文汇报》和罗隆基有关，这是不符事实的”。她把这篇稿子送给彭德怀看过，才寄到《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表态是虚，辩解是实，当然是不能蒙混过关。
几天之后，来了更重的一击。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的意义远不止批判一张报纸，它是正式声讨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简称章罗同盟）的檄文。毛在这篇社论中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具体到报纸，社论说：“《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为了把罪责落实到具体的人，社论中写了这样惊人的一段：“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在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对徐铸成，还有一点笔下留情，只是以“文汇报编辑部”一语代之，虽然人们一看就明白说的是谁，总算是还没有挑明。对浦熙修就完全不留情面了。毛在执笔写这篇社论的时候，当然是完全了解浦熙修同罗隆基的私交，所以如此行文。可是广大读者并不了解他们的这一层关系，于是《人民日报》就刊出华君武的漫画《犹抱琵琶半遮面》，对此加以诠释。
浦熙修从此就担当了给这篇社论作注释的重任，她必须交代同罗隆基的关系，交代她对罗隆基的了解，交代罗隆基怎样通过她来控制和指挥《文汇报》的。在多次批斗她的座谈会上，与会者就围绕这些题目追问她。
罗隆基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于六月三日离开北京，赴科伦坡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会议，二十二日一回到北京，即面临了这样一个局面。六月二十五日，他出席了民盟中央小组扩大座谈会，接受批斗。会上，他的老友费孝通、潘大逵、彭迪先、叶笃义等人都奉命作了批判发言。浦熙修也被通知到会。她在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是这样报道的：“浦熙修在会上为罗隆基辩解，她谈到罗隆基从国外回来后没有和她谈过什么问题。浦熙修硬说罗隆基和《文汇报》没有关系。但她又承认，只有一次在罗隆基家里请过各民主党派人士吃饭，谈《文汇报》怎么工作，普遍征求意见。对叶笃义揭发罗隆基不让听《文汇报》党组的话，有事到北京来反映这件事，浦熙修为罗隆基作了这样的辩解：她理解罗隆基的意思是说党员水平低，罗隆基知道得更多些。”
六月三十日民盟中央的第三次整风座谈会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人民日报》的报道说：“罗隆基在下午的座谈会上对他自己的错误百般进行狡辩。晚上的会议一开始，大家就愤慨地对罗隆基的错误以及他的不老实的交代进行揭发和批判。”
徐铸成在这次会上的发言，据《人民日报》报道，“他开始承认罗隆基通过浦熙修和他利用《文汇报》作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徐铸成说，解放以后，浦熙修参加了《文汇报》，罗隆基一再对我表示，浦熙修所以肯在《文汇报》工作，是因为他的关系，好像他从此以后，对《文汇报》就应该有特权。几年来罗隆基除掉和我见面时影响我、利用我以外，主要就是通过浦熙修表示他对《文汇报》的意见。”接着，徐铸成说了北京办事处的几件业务活动，都指为罗隆基控制《文汇报》的事实。《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徐铸成在揭发了罗隆基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的一系列的事实后，要求浦熙修检查揭发罗隆基如何通过《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利用《文汇报》的事实，要求浦熙修赶快和罗隆基划清界限，揭露罗隆基的政治阴谋。浦熙修继徐铸成之后发言。她虽然表示要和罗隆基划清界限，说是要‘由右向左转’，也谈了一些关于罗隆基在解放前同美国领事馆的关系，在解放后同张东荪的关系，但是，对徐铸成发言中提到的罗隆基通过她来控制《文汇报》的活动却竭力加以掩盖。她承认以前说‘《文汇报》与罗隆基没有关系’的话是错了，但是她只说《文汇报》复刊时，章、罗十分赞成，她说，她只是‘不知不觉地受了他们的熏染’。浦熙修没有揭露罗隆基通过她来控制《文汇报》的真相。”从《人民日报》的这些报道中，可以感觉到浦熙修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七月三日晚上民盟中央举行第三次整风座谈会，这已经是毛泽东提出“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的社论发表之后了。主持会议的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宣布责成罗隆基就四个问题进行交代，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人民日报》报道说，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罗隆基扯了许多不关紧要的闲事，而根本否认了徐铸成等已经揭发的通过浦熙修利用《文汇报》这个严重问题。甚至把某些无法抵赖的重要事实轻描淡写为一两句不妥当的话。当千家驹起来质问他，《人民日报》社论对《文汇报》的批评是否事实时，罗隆基竟然狡猾地说，‘我不表示意见。说没控制《文汇报》，你们说我是狡赖；要承认，我又不愿乱给自己戴帽子。’”这篇报道还说了：“浦熙修在会上发言，她宣读了罗隆基给她的一些信件，这些大多是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已经谈过的东西。”
《人民日报》在七月一日发表社论批评《文汇报》，《文汇报》即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在二日和三日两天的报纸上连续发表长达一万多字的《我们的初步检查》，表示完全接受《人民日报》的批评，把他们复刊以来的部全工作都检查成错误。例如关于电影工作的讨论，这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时候是受到毛泽东的赞许的，现在也承认是“我们大量刊登了一些抹煞解放以来电影事业成绩的文章”，是错了。
《文汇报》的这篇“初步检查”也表示接受毛提出来的“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个说法。说：“浦熙修和罗隆基关系的密切是人所共知。当《文汇报》去年复刊前夕，罗隆基就约了浦熙修同去北戴河。《文汇报》复刊后，浦熙修在报纸工作中，就贯彻着罗隆基章伯钧的反动观点。浦熙修不是向党靠拢，而是事事向罗隆基、章伯钧等右派野心分子请示，布置本报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她还经常在北京办事处进行‘传达’。现在检查证明，她所‘传达’的，不是党中央的指示，而是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的指示。这样，就使得北京办事处的编辑和记者，在执行工作的时候，被浦熙修引往错误的道路。”这篇《初步检查》还说：“许多记者在新闻报道中，专拣‘尖锐意见’，少写甚至不写正面意见；以北京办事处而论，五月份发过五十八条专电，其中百分之九十七（即五十六条）是反面意见或突出了反面意见。”这当然都是浦熙修的责任。
新闻工作座谈会也在批判浦熙修。《人民日报》报道说：“在七月四日继续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拖延、抵赖、拒不交代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民盟右派系统的真实情况，遭到了大家有力的抨击。在群情愤慨下，浦熙修说她将在明天‘老老实实地交代对人民的罪行’。”在这天的会上发言批判她的，有《人民日报》西方部主任高集，这位在下关惨案中一同遭到特务毒打的难友，有北京办事处的同事梅朵，而《新民报》的老同事陈铭德、邓季惺也在同张恨水、赵超构、张友鸾的联合发言中要求她和徐铸成好好交代。这些发言批判者中，除了高集、张恨水和赵超构三人之外，其余几位后来也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事实上他们也都是在高压之下不得不来作此表态发言的吧。
第二天的会，《人民日报》报道说：“七月五日的新闻工作座谈会按照昨天散会时决定的议程是听取浦熙修的‘交代’。但浦熙修用了许多空洞话来搪塞大家对她提出的问题。”会上，北京办事处记者谢蔚明发言揭露说：“浦熙修十几年来常常以共产党的‘忠实朋友’自命，事实上早在十几年前浦熙修已经和共产党划了界限，她的前夫袁子英曾经和她约定过，袁不参加国民党，浦不参加共产党。当时浦是答应了的。”《大公报》的王芸生也发言，他责问：刘光华是刘王立明的儿子，和罗隆基有密切关系，他是怎样被吸收到北京办事处当记者的？《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说：“浦熙修对于这些问题，有的支支吾吾地作了答复，有的避而不答。下午六时半，主席宣布休会。下星期一要浦熙修继续交代。”
“在七月十日继续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开始作了一些交代。”《人民日报》报道说：“浦熙修说：民盟四月全国工作会议以后，罗隆基就大为高兴，说是党员要从盟内撤退，民主党派从此可以真正作到组织独立，政治自由，民主党派大有搞头了。浦熙修说：罗隆基总是认为当森林工业部长委屈了他的才能。解放初期他想当外交部长，后来又想当司法部长，现在罗隆基是一心想当高教部长，他认为这样才能更好地抓大知识分子。……浦熙修说：罗隆基曾经千方百计要我搞《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不让我去学习和作其他报刊的工作。去年四月二日罗隆基从莫斯科给我来信，叫我在《文汇报》的人事安排上，‘不必太老实，当争的应该争’。去年十月，《文汇报》复刊时，他又对我说：‘《文汇报》是一张大有搞头的报纸，这应该是你一辈子的事业了，不必再埋怨我把你安排在《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岗位上。’罗隆基又指使他的亲信刘光华到《文汇报》办事处来工作，并且要重用刘。以后在整风期间，刘光华就到处点火。《文汇报》复刊时，原来想以中层知识分子为中心，兼顾大知识分子，罗隆基认为要多搞大知识分子，代表他们，多替他们说话。我们也听从了他的意见。所以《文汇报》在复刊之初就贯彻了章罗联盟的‘鸣放为主’的方针。罗隆基还要我们不要听党组的话。我们告诉他党组换了人，他说：‘不管换人不换人，党组总是党组。’在工作中，我有事总是问他，我们每天总有电话来往。他常常在我的面前诽谤党员负责干部。正是这样，我才拒绝中宣部介绍党员来《文汇报》办事处工作。”
在七月十九日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又责成浦熙修继续交代罗隆基的问题。她实在没有什么新内容可说了，只好重复以前座谈会上说过的事，不过把帽子戴得更大些，例如说什么“无条件地接受章、罗联盟所把持的民盟中央的一切指示和歪曲传达，作为办事处的指导思想”之类。新的事实，她想出了这样一些：“罗隆基的反党反人民的本质是一贯的。罗常说：共产党员一样是人，凡人就有名利欲望，党内的问题也多得很。罗把高饶事件、胡风问题都看做是‘党内的宗派主义’。罗又说，社会主义所以不断地要搞劳动竞赛，还不是从名利上来鼓励人的积极性？竞赛与竞争有什么区别，我看不出来。每个人都是想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