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主持人之一。他的论文证明了，怎样把基因算法和分类器系统运用于对一个模拟的煤
气管网线的控制。当时，这是分类器系统对付过的最复杂的问题。任何一个煤气管道系
统的目的都是以尽可能小的成本来满足终端用户的需要。但每一条煤气管道都有几十个
或几百个压缩机，将煤气从几千英里的大管径管道抽出来。用户的煤气用量每一小时、
每个季度都会有变化，而压缩机和管道常会有渗漏，限制了整个系统在适当压力下的供
气能力。安全控制要求煤气的气压和运速保持在适当的程度，但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影响
到其它因素，即使想使一个简单的煤气管道发挥最大效益，都复杂到根本无法用数学来
分析。管道操作者是通过长时间的“学徒”才学会用本能和感觉来控制煤气管道系统的
这门技术的，就像我们学开车一样。
事实上，煤气管道的问题之复杂，就连荷兰德都发愁，担心高德勃格的研究较之其
它分类器系统运用小组，也许更可能失败。但其实他根本不必担心。高德勃格的系统非
常圆满地学会了控制这个模拟的煤气管道系统：这个系统从一组完全随意的分类器开始，
在经过一千天的模拟试验之后，达到了对控制煤气管道的专家水平。而且，这个系统掌
握操作煤气管道的规则简单得不可思议。它的布告仅为十六个二位数那么长，它的布告
栏上每次只有五条布告，总共只有六十条分类器规则。事实上，高德勃格在他家的苹果
二型机上只用了64千字节的内存就运作了整个分类器系统和煤气管道的模拟程序。荷兰
德笑着说：“高德勃格是我最紧密的追随者。”
煤气管道的模拟不仅使高德勃格在1983年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且使他获得了1985年
度的总统青年研究者奖。荷兰德自己也将高德勃格的研究看作是分类器系统研究的一个
里程碑。“这非常有说服力，”他说。“它真正解决了一个实际问题，或者说，起码是
解决了一个实际问题的模拟。”而且，不无讽刺也不无欣慰的是，这个分类器系统最
“实际”的一例，反过来对基本的认知理论也最具说服力。
荷兰德说，这一点在高德勃格的系统如何学会控制渗漏的方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这个系统从一组随意的分类器开始，首先掌握一系列对正常的煤气管道的运行较为广泛
适用的规则。比如在一次传送煤气的操作中，出现了一条可以被解释为“一直传送‘没
有渗漏’的信息”。很显然，这是一条过于一般的规则，只适用于管道运行正常的情况。
但在高德勃路开始在各种模拟的压缩机上打出模拟的洞来的时候，这个系统很快就发现
了这个问题，其操作立刻就失灵了。但通过基因算法和水桶队列，这个系统最终从自己
的错误中反省了过来，开始产生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规则，比如“如果输入气压很低，输
出气压也很低，气压转换率是消极的，则传送‘渗漏’信息”。而且，只要这条规则一
经实行，就会产生比第一条规则高得多的叫价，把第一条规则从布告栏上取代下来。如
此这般。大体上说，第一条规则在不出现非常规行为的正常情况下会发生作用，而一旦
发生意外情况，第二条规则和其他规则就会取代第一条规则，对意外的行为做出校正反
应。
当高德勃格告诉荷兰德这些时，荷兰德激动万分。在心理学上，这种知识的组织被
称为缺席的等级制度（defulthierarchy），当时这正是荷兰德久埋脑海的研究课题。
自1980年起，他一直在与三位密西根大学的同事，心理学家凯瑟·赫力约电（Keith
Holyoak）、里查德·尼斯伯特（Richard Nisbett）和哲学家保尔·查加德（Paul
Thagard）密切合作，致力于创立一个关于学习、推理和知识发掘的认知理论。正如他
们在1986年出版的《归纳法》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四个人都相信，这个理论必须建
立在三项基本原则上，而这三项基本原则也正是荷兰德的分类器系统的原则：即，知识
能够以类似规则的思维结构来表达；这些规则始终处于竞争之中，经验使得有用的规则
越变越强，无用的规则越变越弱；具有说服力的新规则产生于旧规则的组合之中。这个
有大量的观察和实验结果支持的观点表明，这些原则可以解释各种恍然大悟的洞见，包
括从牛顿对苹果落地的顿悟，到日常生活中对相似性的发现。
他们特别指出，这三项原则应能够产生缺席的等级制度的自发涌现。确实，这正是
人类所有知识的基本组织结构。一组规则形成缺席的等级制度，从根本上来说与荷兰德
所称的内在模型是同一个意思。我们用较弱的一般性规则和较强的特例来预测事物该如
何分类：“如果它是流线型的，有鳍，生活在水中，那它就是鱼。”但“如果它同时还
有毛发，呼吸空气，而且很大，那它就是鲸。”我们用同样的结构来预测如何做事：
“‘i’总是在‘e’之前，除非其后有‘c’。”但“如果是neighor、weigh、或weird
这些字，则‘e’总是在‘i’之前。”我们还用同样的结构来预测因果关系：“如果你
朝一条狗吹口哨，它就会向你跑来”，但“如果它向你嗥叫，并把颈背部的毛发竖起来，
那它也许不会向你跑来。”
荷兰德说，这个理论说明，无论这些原则是作为分类器系统来执行，还是以别的形
式来实行，缺席的等级制度都应该会涌现出来。（事实上，《归纳法》一书中引用的许
多计算机模拟实验都是用PI来做的。PI是查加德与赫力约克设计的更常规的基于规则的
软件程序。）不管怎么说，看到等级制度能够真的从高德勃格的煤气管道模拟中涌现而
出，真是非常令人激动。分类器系统总是从零起步，它最初的规则完全是在计算机模拟
的太初混沌中随意设置的，然而就在这混沌之中，美妙的结构涌现了出来，令人惊喜，
让人讶异。
“我们感到欢欣鼓舞，这是能够真正被称为涌现模型的首例。”荷兰德说。
回归家园
厨房的谈话总是无休无止的，荷兰德和阿瑟的谈话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持续着。
到最后结束时，他们的讨论已经从国际象棋跳到经济学，从经济学跳到跳棋，又跳到内
在模型，基因算法，然后又回到国际象棋。阿瑟感到他终于开始了解学习和适应的全部
含义了。俩人到了睡眼惺忪的时候开始详细讨论一个或许能够解决经济学中理性期望问
题的途径：为什么不用荷兰德式的分类器系统来模拟一伙经济作用者，让它们就像真正
的经济作用者一样从经验中学习，从而取代经济作用者是完全理性的这个假设呢？
真的，为什么不呢？入睡前，荷兰德写了张纸条提醒自己把恰好放在他这里的塞缪
尔的计算机跳棋手投影胶片找出来。阿瑟已经对这个能够学习的游戏软件的概念入迷了。
他以前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东西。荷兰德想，也许他明天应该就这个主题为与会代表做
一个即兴发言。
这个发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特别是当荷兰德向听众们指出，塞缪尔的计算机跳棋
软件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在同类软件中居于领先地位时，反响尤为强烈。然而，荷兰
德从这个角度所做的发言之所以在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完全不是因为这样的即兴交流
在那时非同寻常。与会代表发现，很难指出经济学会议的气氛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转
变的。只是大约在第三天，当大家排除了原来的学术术语障碍，扫清了相互之间的困惑
之后，会议就开始变得热烈了起来。
“我发现这非常令人激动，”斯图尔特·考夫曼说。他在与阿瑟交谈了两周之后，
发现自己很缺乏经济学知识。“有趣的是，当你接触到所有诸如指画法作品这样的新事
物时，感到就好像在幼儿园一样，或就像一个幼犬，四处乱跑，四处嗅闻，有一种发现
新东西的美妙感觉，仿佛整个世界就是个值得去探索的奇境，所有的事都是新奇的。不
知为什么，这就是这个会议带给我的感觉：总是好奇地想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想的，他们
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新领域中的问题是什么。这真是非常符合我个人的胃口。但我想，
这也是许多参加这次会议的人的风格、我们彼此之间有过长时间的交谈，彼此相互倾
听。”
不无讽刺的是，物理学家最初对数学的抽象性持怀疑态度，而这次却正是数学提供
了一神共同的语言。“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肯·阿罗的决定是正确的，”尤金尼亚·
辛格说。她起初对阿罗没有吸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参加会议感到失望。“阿罗把最优
秀、最具有技术训练背景的经济学家都召集来了，结果建立了一种信任感。与会的物理
学家们对他们的技术背景感到吃惊。这些经济学家对许多技术概念，甚至对一些物理模
型都非常熟悉，所以与物理学家之间就能够用共同的词汇来探讨问题，建立起一种能够
相互交流的语言。但如果邀请许多没有技术背景的社会学家来参加会议，我不敢保证能
否跨越语言的海湾。”
当大多数正式发言结束之后，与会者们就开始分成非正式的研讨小组，就专门的问
题进行讨论。其中一个最流行的问题就是混沌理论，对混沌问题的讨论经常在小会议室
围绕着戴维·鲁勒展开。荷兰德说：“我们都知道混沌理论，都读过这方面的文章。一
些经济学家已经在此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我记得当我们看到物理学家就此做出的一
些模型以后，都感到十分兴奋。”
与此同时，安德森和阿瑟参加了一个在阳台上进行的关于技术锁定或地区经济差异
这类的经济“类型”的讨论。阿瑟说：“我太累了，无法无休止地谈论和听讨论，我只
能借这个研讨小组的讨论来测验菲尔·安德森的各种数学技巧。”
但实际上阿瑟发现自己和安德森，以及其他物理学家之间意见很一致。他说：“我
喜欢他们强调计算机实验。”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经济学家眼里，计算机模型已
是声名狼藉。因为很多早期计算机模型是根据程序员倾向的政策建议拼凑出来的，其结
果当然是使计算机产生支持这一政策的建议。“所以当我看到计算机在物理学中得到适
当应用时，感到非常着迷。我觉得物理学领域的开放性在召唤着我。这是一种知识性的
开放，愿意正视新的概念，不再对该接受什么抱教条而呆板的态度。”
同时，阿瑟对报酬递增率能对会议产生影响而感到欣慰。除了他对此的发言之外，
其他经济学家也在独立研究这个问题。比如，有一天与会者通过电话听荣誉教授霍利斯
·切纳利的演讲。切纳利因为重病而未能来参加会议。他的演讲内容是关于发展的类型，
为什么各国在如何发展上各有不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他在演讲中提及了报酬递增
率。阿瑟说：“所以，他刚挂断电话阿罗就跳了起来，跑到黑板面前说：‘霍利斯·切
纳利提到了报酬递增率，现在让我来做更详尽的阐述。’于是他自发地做了一个半小时
的关于报酬递增率思想史的演讲，同时将这个理论与贸易理论联系起来讲了一番，而且
是在没有一点儿笔记可循的情况下。我从来不怀疑阿罗在报酬递增率方面的知识有这么
丰富。”
仅在此几天之后，已经在将报酬递增率理论运用于国际贸易方面做出了创新性研究
的约索·斯甘曼（JoseScheinkman）与洛杉研加州大学的米歇尔·波德林
（MicheleBoldrin）熬夜熬到凌晨三点，拿出了一个报酬递增率经济发展理论。
阿瑟说，讨论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股票市场是否会进入报酬递增循环，因为股民们
看到有其他投资者加入进来，所以股票不断看涨。或反过来，是否会出现负反馈效应？
比如股民看到其他投资者都退出时会出现崩盘。阿瑟说：“当时不知为什么股市正好过
热，所以大家就对这个理论是否可行、这种情况是否会真的在现实中发生，是否很快就
会发生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大家的共识是：“这种情况也许会发生。”戴维·潘恩斯认为崩盘的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他打电话给他的经纪人，要求卖掉他的一部分股票。他的经纪人劝他打消了这个念
头。果然一个月之后，1987年10月19日，出现了股票在一天之内猛跌508个点的情况。
阿瑟说：“这就导致了一种流行的说法，人们认为桑塔费的会议在一个月前就预测
到了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