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且还要在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光中这样做。” 米尔斯，同前引书，第271页。如此一来，所有的追求可能将会失去应有的目的和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上，米尔斯对于新中产阶层生活和未来所发出的警示是发人深省的。
正如齐美尔所言：“相对于最低阶层麻木不仁地生活在惯例里、相比于最高阶层有意识地维护惯例，中产阶层就特别显得与生俱来地易变、不安分，对于当某种因素一占上风就要衰败的生活形式来说，它总体上处于合适的位置。要求不断变化的阶级与个人——因为他们的迅速发展使他们比别人更进步——在时尚中发现了可能使他们跟随自己内在冲动的东西。” 齐美尔，同前引书，第88页。中产阶层的消费热情、对社会时尚的热衷固然有更为复杂的因素和背景，但对地位的敏感却是中产阶层的“天性”——这是由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正是这种“天性”导引着他们积极同时又无奈地投身于阶级区隔的竞争之中。
对于中国目前正在兴起与发展的新中产阶层而言，面临的处境与韩国中产阶层更为相似，尽管我们目前尚难以准确断言中产阶层的前途，但从新中产阶层对于其自身的职业、身份、教育等地位的标志因素的重视以及在消费中的重点投入来看，中产阶层未来的发展不会不受这种“地位驱动”式消费的影响，不管这一消费诉求的内在逻辑如何，无疑这不是完全主动与自由的。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的“去阶层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去贵族化，去中产阶层化，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在消费上的平民化或者大众化。这样，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实际上并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在形成初期所追求的上层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产阶层的消费文化将会是完全自主的，是遵从自己的内心意愿的。与西方国家中产阶层不同的是，中国中产阶层基本是与中国（当然也是一种全球化的表现）的“消费社会”“媒介时代”同步的。如此一来，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个本身充满矛盾与悖论的时代。他们可能不会被上层文化所导引，但却不能避免消费社会无孔不入的广告、媒介的渗透与控制。也就是说，从消费处境来看，影响中产阶层未来发展的绝不仅仅是他们自身，还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消费文化导向。一方面，中产阶层在消费当中，积极表达与展现自我，但同时，他们可能也会被消费文化所导引或设计。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中国新中产阶层在未来仍将会面临中产阶层曾经和正在经历的两难处境。
第二部分地位标签与闲暇生活
对于西方中产阶层来说，休闲生活是标识自身阶层地位的一道醒目的标签。在经历了早期现代化浪潮的美国小镇米德尔敦，相当于中产阶层的“经营阶级中，每个夏天都享受两个星期的带薪假期的做法已经越来越普遍，但是在工人中间还不多见……在新的公民俱乐部中，有米德尔敦的经营阶级男性在闲暇时间喜欢的打高尔夫球、打桥牌和驾车出游等活动。” 罗伯特·S林德、海伦·梅里尔·林德：《米德尔敦：当代美国文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第290、338页。以美国白人工人阶级为研究对象的《沉默的大多数》的作者也明确指出：“我结识的职业中产阶层家庭各方面都有更活跃的休闲生活。他们做得更多，走得更多，读得更多，有更多朋友，看更多人。” 莉莲·B露宾：《沉默的大多数——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生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第206页。福塞尔则调侃地写道：“中产阶层就生活在这个小小的胡桃壳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产阶层进餐馆根本不是冲着食物去的，他们去那儿是因为餐馆里的装潢‘艺术’或者管弦乐队而不是大厨的手艺。”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46页。正因为中产阶层生活风格的显著标志性，福塞尔发现，绝大部分美国人宁愿成为中上层阶级，也不愿成为上层阶级或“看不见的顶层”，“对于中上层阶级而言，一切都是游戏（实为‘生活的游戏’），难怪他们天生就对高尔夫球、网球和游艇等无聊的活动兴致勃勃。”同上引书，第33～36页。
这种休闲的“标签”说在当代社会学家的理论研究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休闲并非对时间的自由支配，那只是它的一个标签。其基本规定性就是区别于劳动时间的束缚……在其一切符号之中、在其一切姿态之中、在其一切实践之中及在其一切话语之中，休闲靠着对这样的自我、对这种持续的炫耀、对这个标志、对这张标签的这种展示和过度展示而存在。”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78页。
那么，西方中产阶层的这种休闲标签是西方社会的独有产物还是一种普适性的存在？中国中产阶层的休闲生活当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地位标签？
中国大众传媒中的中产阶层呈现出贵族、小资与布波族杂糅的艺术化的形象：“我们的中产，已远远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了。它是一种时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财经理念，这群人就在商家和社会调查者的搅和之下，变得身份暧昧、面目模糊。”许海峰编《你中产了吗？》，团结出版社，2003，第87页。时尚杂志、娱乐晚报的渲染自不待言，在一些堪称客观的调查著作中也不乏对“优雅”、“时髦”、“高贵”的中产生活方式的报道：“几十年来，高尔夫球昂贵的消费一般百姓难以玩得起，它只是中产者的运动……像马利权一样定期来北京京城高尔夫俱乐部打球的人不少，他们大多是在商界崛起的成功人士、演艺圈的名人和外国驻京使馆人员，甚至还有不少从全国的某个地方，甚至国外的某个地方乘飞机赶来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贵族俱乐部就是中国经济生活上的一个晴雨表，每个周末上演着流行中国的‘新闻联播’。”陈冠任、易杨：《中国中产者调查》，团结出版社，2004，第263页。诸如马利权这般“贵族中产”们带着些许奢靡色彩的潇洒休闲是否便可代表当今中国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的典型形态？答案却无法肯定，就在同一本书中，我们也看到了对中产阶层休闲生活的另外一种描述：“工作压力大，紧张的工作不断掏空他们的智慧和体力，淘汰的压力与发展的压力使他们感到危机四伏……他们的身心高度紧张，患得患失，工作的余暇获得的不像是幸福更像偷来的快乐。”同上引书，第356～357页。那么，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闲暇生活境况是否果真如此了无生气？中国的中产阶层是一个没有标签的“无特征的阶层” 吗？同上引书，第110页。是根本不存在标签，还是表达的方式不同？那些在收入、职业、教育等方面属于中间阶层的人们是否空有着闲暇生活的资源和能力，实际上却过着与低消费层等非中产阶层一样的闲暇生活？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尽管二者所要描述的是同一对象。中国中产阶层的闲暇生活状况究竟如何，还有待于我们更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也构成了本文论述的核心。
第二部分西方中产阶层的休闲逻辑（1）
在讨论中国的中产阶层休闲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在社会学的整体视野中对相关问题的理论脉络进行一番梳理。首先需要明确的便是，属于生活方式一部分的休闲生活何以成为西方中产阶层的地位标签？在西方中产阶层理论中，这种休闲标签如何产生、发展，如今正面临怎样的变迁？
中产阶层理论的变迁与生活方式视角的凸显
虽然中产阶层性质的基本规制要素仍不可避免地取决于生产关系，但生活方式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韦伯提出了“生活机会”的影响概念，主要视点从马克思偏重的生产领域转入市场，认为成员的身份是建构阶级的重要手段。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2004，第338～339页。及至帕森斯时代，随着市场体制和组织体制的进一步分化，以职业为主导的分层模式十分流行。米尔斯在科层制兴起、白领阶层壮大的背景下考察了没有财产的“新中产阶层”的状况，他将美国的老中产阶层纯粹以财产命名，对当时的新中产阶层则以职业来划分。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层》，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布迪厄则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论述文化资本的传承对中产阶层地位获得的作用，提出了综合主观与客观标准的多维模型。阿尔文·古尔德纳关注后工业语境中专家知识分子的兴起，认为：“一种新的阶级系统正在慢慢地形成……在这个理论中，新阶级的‘人的资本’（human capital）与旧阶级的财富资本（moneyed capital）将作为特殊的实例。”阿尔文·古尔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6页。
考察以上一些分类方式我们可以发现，中产阶层界定并无统一的、既定的标准，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呈现出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从工作方式向闲暇生活方式、从有形财产占有向各种抽象资源占有的过渡。
在此基础之上，各国关于中产阶层研究的具体实践同样证明了中产阶层内涵与各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同步关系，同时，生活方式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分类标志。在美国，福塞尔没有继承米尔斯的职业分类标准，而是将格调作为衡量中产阶层资格的重要尺度。福塞尔，同前引书， 1998。日本的新中产阶层（工薪阶层）起初基本由职业界定，指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起来的政府部门及企业、公司的白领雇员大河内一男：《日本の中産階級》，文芸春秋新社，1960。；但伴随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中产阶层的内涵演变成了“新中间大众”村上泰亮：《新中間大肖螘r代》，东京：中央公論社，1987。；而随着泡沫经济崩溃后贫富分化的加剧，又诞生了一批以高新科技、跨国资本等为依托的中产阶层消费新贵。橘木俊詔：《日本の経済格差——所得と資産から考える》，岩波書店，1998。在韩国，地位意识是中产阶层自我识别并影响社会的基本概念，“生活方式的原则”成为韩国中产阶层赖以确立的根本组织原则。DenisePotrzebaLeet； 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 “new” urban middle 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98芬兰学者考察欧洲的新兴中产阶层时，同样认为它是“社会快速变迁的结果”，并将文化气质、道德取向等作为界定的重要标准。Pekka Sulkunen； The European New Middle Class： Individuality and Tribalism in Mass Society； Ashgate Publishing pany；1992而在中国的台湾，“骤兴的中产阶层”也“更倾向以消费与生活方式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属性”。叶启政：《台湾“中产阶层”的文化迷思》，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巨流图书公司，1990，第116页。
标签与中产阶层
如上所述，中产阶层理论的传统使得我们的视角进一步集中到中产阶层生活方式上。实际上，在中产阶层与作为标签的休闲生活方式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联系。
1标签的形成：有闲阶级的逻辑
一个阶层的生活方式具有其独特的潜在逻辑，美国近代经济学家凡勃伦通过对贵族阶层的考察极为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凡勃伦看来，“明显有闲”、“明显消费”等金钱竞赛手段是那些拥有足够的财产与地位的贵族阶层生活方式的精髓，其内在的逻辑就是要借助这种“炫耀性”消费来维护自己的身份和阶层地位：“在明显浪费定律的淘汰性监视之下，产生了一种公认的消费准则，它的作用是使消费者在对物品的消费上，在时间与精力的使用上，能够保持高价与浪费的一定标准。”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2002，第85页。
在强调贵族有闲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特权身份而进行求新努力的同时，凡勃伦敏锐地捕捉到了生活方式变迁背后的经济因素以及与这种变迁联系得最为紧密的阶层类型：“对于改造已有的生活方式具有最活跃动机的，最容易被说服去接受新标准的，就是处于必须改变生活习惯这种地位的个人。”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2002，第142～143页。凡勃伦以此预示了中产阶层对标签的注重。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