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绨荨⒍晕幕说某绨荩庑┒蓟崆币颇赜跋斓絎8，使他具有勤于读书的潜质。当然，如果借用德国教育人类学家博尔诺夫的“遭遇”概念来看，那么在我看来对W8产生直接影响的“遭遇”是其父亲“雪天送饭”的事情。博尔诺夫认为一个人的一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其中一些能够对他的将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就可以称之为“遭遇”，他认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善于利用这些遭遇，使教育对象向美和善的一面发展。其观点见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的《教育人类学》。有一年冬天，他回家去取馍馍和咸菜。雪下得很大，他匆忙中把锁馍的箱子钥匙丢在家里了。老爸骑车追了25里路，差点把命丢了。回走是上坡，又是逆风，根本蹬不动。“我一看，老爸一蹬一滑，一蹬一滑，我看着真是心酸。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正儿八经读书，不跟他们去混了。”
努力读书的结果是成功地通过了高考，而且在城里找到了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跻身于中产阶层的行列。而那些经济资本不足而无力供孩子上学，或是那些出身于文化资本的积累不够而又对文化资本不够重视的家庭，以及那些因为种种原因高考失利的农村孩子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几乎没有可能晋身于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中产阶层行列。
在文化资本的获得方面，有不少人更强调个人动机方面的因素。由于解放以来文化政策的多次调整，这一代中国中产阶层中有不少人自认为是家庭的第一代文化资本的拥有者，他们认为受家庭的影响很有限。W15是某名牌大学的硕士毕业生，学业成绩优异，是被保送读研的，现在是一家房地产租赁公司的经理。他给我的感觉是很自信，也很友善，并且看问题很有自己的见解。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回顾家庭对自己的影响，他说了这样一番话：“家里也要我们多读一点书。可能自己也有好强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家里人把这种观念传给我们，但是父母在这个过程中是没有什么辅导的。我大学同学中有好多父母都是农民的，家里全部考上了大学，他们能辅导什么呢？而且我觉得小孩子如果是父母辅导出来的话，他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发展。”
W15的家庭没有太多的文化资本，也没有其他的资本，这曾经是他自卑的根源，但是，由于出生于地位相对较低的社会阶层而引起的匮乏感和自卑感，反而使子女更有动力去努力。作为一个知识面很广泛的管理人员，W15指出，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有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多多少少是源自一种自卑。他说自己小的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别人有的他没有，那就多少会有些自卑。而他又是成长在一个干部子女群体中。“从小的时候，我所在的学校，特别是在中学，有很多都是高干子弟，其实如果他们自身努力的话，现在都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因为他们太有背景了，父母是局长、厅长之类，他们的学习条件、生存条件，什么都比你好，当时我们不自卑是不可能的。”
W15最初克服自卑的努力方式就是好好学习，特别用功，并且不断总结学习的经验和方法。大学的经历使他日后在工作中获得自信，这种自信也是缘于他对自己所拥有的资本能力的自信，自己得到社会的认同，资本的价值得以实现。他说：“我上大学时，喜欢英语，第一年对别的课程就不怎么重视。结果，大学的第一门课，中共党史，没有及格，补考还是没有及格，这下子就紧张了，因为这是学位课。从此以后就变得特别用功，每一门课都非常重视，每一门课都考的很好。最后破例又给了一次补考的机会，最后总算及格了，破格保研。……我对政治倒学得还可以，入学时是全校政治最高分，又是高中的最高分，考了90多分，因为政治经济学，还有点规律。对于物理、化学这些课程，我觉得可以推。……后来就变得很用功，成绩好了有一种自信。”不过他认为这同时也说明自己是在想努力摆脱某种不利的境遇，“为什么这么努力地学习？你怕考不过人家，你才这么拼命地学。所以表面上的东西跟潜在的东西往往是反的。”
W15特别能吃苦，很勤勉，能沉得下心来，而且有强烈的追求成就的动力，这是他日后取得事业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自己，他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评价：“我就像父母对我的评价，并不十分聪明，但是很勤勉，吃得苦，能沉得下心来。人家花2小时的我花4个小时。大热天，40℃，谈什么事的时候，别人都受不了，我好像无所谓。成就感是我追求的。你看我不爱吃，不爱喝，穿也不讲究。像我的同学，亿万富翁的那个，他是什么都来，所以把钱看得重，也有动力去找钱。我就是有一种危机感，比方说，有1000块钱，人家会花到1001块，我可能就只会花个500块。我剪个头就只花5块钱。”
第四部分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获得（5）
作为对比，他认为有些拥有社会资本的家庭，可以给子女提供优越的物质条件，也能够给子女安排很好的工作，但是，这些子女因为缺乏来自匮乏而造成的成就动机，或者说，他们很多东西是不需要自己努力就可以得到，而且很轻易就得到了，这样就会使他们缺乏W15所具有的那种超越“自卑”的动力，使得这些人的职业成就相对较小。另外，这些家庭出身优越的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由于挫折而得到的种种锻炼，也是他们今后的职业成就不大的一个原因。
多年以后，他回过头来看他那些出身干部家庭的同学，生出许多感慨，他的那些同学多半现在都“不怎么的”，虽然他们大多数也上了大学分别进了当时最好的单位，但是因为缺乏来自自身的超越意识，大多也都安于现状，经过多年的大浪淘沙，这些人多数都“不怎么样，杳无声息了”。W15说，这些人基本的生活还可以，也有安稳的生活，但是感觉到他们就是一种生活化的东西了，他们就是这个样子了，他们没有一种“内在的、往前冲”的东西，也没有更多的想法，比较安于现状，可想而知，他们再往后走就很难说了。总之，他们中间基本上没有人们通常所认为很优秀的人，也没有在社会上能够发挥比较出色作用的人。当然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一开始他们有的分到了一些很好的单位，收入相对高一点，比方说去了外贸部门，但是现在整个行业不景气了，所以他们也就不行了。而W15自己则在与同学的对比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有了自信”。而且不知不觉就发现，以前觉得不会做的事情，可以做得很好，这样就建立了自信心了。他打了个简单的比方，“突然叫你去赌博，你觉得哎呀我怕输，结果赌了十天半个月了，你却一直在赢，你是不是越来越敢赌了？自信也是这么个道理。事情总是在朝好的方面发展，这样你就建立起自信心来了，当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老是在输，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会越来越不自信了，最后可能就放弃掉了。”
W15曾和我探讨过人的成就动机，为什么有的家庭地位很优越，也能够给子女提供很好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但是子女的职业成就就是平平常常，相反，有的家庭根本给不了孩子什么条件，孩子却很成才。这其实是我一直在思考却不得解答的问题。马斯洛著名的动机需求五层次认为人具有生理需求、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他认为这些需要是从低级到高级排序，当低级需要满足之后才有精力去顾及更高层次的需要。米德的“概化他人”的观点则认为：人对自身的看法往往来自他所感觉到的别人对他的看法，那么，对于这些访谈对象的情况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人对自己的看法总是来自自身和周围人的比较，来判断自己具有某方面的资本，这种资本可能是先赋的，是自身或家庭本来就有的，也可能来自自己的努力后天获得的，在某种情境下，他发现自己的这种资本并非人人具备，这使他认定自己的家庭或者自己身上具有某些方面的价值，而这种对自己价值的确定又反过来促使他们更加自觉地去追求他所感受到的这种资本，从而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因为社会对于他们的资本的确认，使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
今天的中国中产阶层，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不一样，他们的生活场域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大多是由高考这架“社会地位的提升机”所造就的。1977年以后重新恢复高考，1999年起，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高校扩招，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增加。埃尔德曾经指出：“即使是极端聪明和勤奋的人，如果没有机会，也不能超越灾难的影响而获得生活的成功。”GH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第467页。雅斯贝尔斯也指出：“教育正是借助于个人的存在将个人带入全体之中，个人进入世界而不是固守自己的一隅之地，因此他狭小的存在被万物注入了新的生气。如果一个人与一个更明朗、更充实的世界合为一体的话，也就能够真正成为他自己。”谢维和：《教育活动中的社会学分析》，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第69页。事实上，大学学位既保护了那些出生在上层家庭中的特权，同时也为那些来自下层的许多人跃居高位创造了条件。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219页。如此，在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形成过程中，文化资本的获得不仅来自家庭的传承，同样来自借助于自身的成就动机而实现的社会流动。同时，一旦进入中产阶层的行列，他们还会不断接受继续教育以保持自己在文化资本占有上的优势。
第四部分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传承（1）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父辈已经获得的文化资本对于子女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张翼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4期的文章《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中在谈及“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时做了“教育资本的持久性”假设，认为在影响社会个体的社会地位获得的后致性因素中，教育资本的影响力不仅具有恒久性，而且会越来越大于“政治资本”。只要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稳定而持续，这种影响力就会越来越明显，张翼的研究主要是涉及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其结论是：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高，人们获得的教育文凭也就越高，其所积累的教育资本或人力资本就越高。拥有不同资本的家庭，尤其是已经获得了文化资本的当代中国中产阶层，在对待子女的教育方面会显示出他们的阶层特色，这将体现在文化资本传承的观念、方式以及态度上面。
首先来看文化资本传承的观念因素。在中国，文化资本的价值一贯受到重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有出息的孩子往往是那些一心向上、能够承接家庭乃至家族厚望、能够实现家族向上流动愿望的人。在这样一个注重家族传统的社会，一个读书人身上所承受的不仅是自身读书上进的动力，而且更有来自家庭与家族的期望，对于每一个读书人来说，可能听得最多的告诫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在中国古代，那些经年苦读终于成才的“好孩子”数不胜数，借光读书的匡衡、映雪读书的孙康、卖柴卖纸的葛洪、切粥充饥的范仲淹……都是贫寒出身而发奋读书的典范。
但是，在这些“望子成龙”的背后，也往往含有一个成人社会对于孩子的功利性态度，人们对于孩子的态度、教育投入往往是建立在对孩子将来的“前途”的判断上面的。如果孩子是“读书的料子”，就花血本送孩子上学，如果觉得孩子不一定能够“读得出来”，那就可能止于能认得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中国社会，正如鲁迅说过的那样或者是“为儿女作牛马”，或者是“任儿女作牛马”，前者是父母觉得孩子读书能够读得出来，后者是觉得孩子不会有出息，读不出来的。陈映芳：《图像中的孩子——社会学的分析》，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第98～99页。孩子的学习能力、天生禀赋决定了在资本匮乏时代孩子的学习机会，而在今天的社会，因为家族观念的淡化，父母对于子女“光宗耀祖”的动力会减弱，但是一旦有了孩子，那种望子成龙的渴望却是一脉相承的。这后面自然亦不能排除对于文化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社会地位等功利性的因素。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观念也有嬗变，如果说以往人们把生儿育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