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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伏尔泰来说，英国之行的收获是巨大的。在《英国通信》（后来改为《哲学通信》）中，他详尽地考察了英国的制度、社会状况、农民的生活、自由的程度，并与法国作了全面的比较。对比的结果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这个国家，可以自由地使用自己的头脑，不必为恐惧什么而卑躬屈膝。”
尽管伏尔泰对英国推崇备至，但是当取消了他的流放、允许他返回巴黎时，他仍然感到非常愉快。然而，回到巴黎并不意味着他安定生活的开始。1734年，由于《哲学通信》的秘密出版，他又一次面临着被捕入狱的危险：巴黎最高法院没收了书铺的全面存书，并把它们在法院大厦的台阶上当众撕毁焚烧，同时，也对作者发出了传票。当巴士底狱又一次敞开它的怀抱时，伏尔泰不敢怠慢了，他摆脱了警察的逮捕，逃到了当时不属于法国管辖的洛林，投入到了他情妇的怀抱。
伏尔泰的情妇是夏德莱侯爵夫人。夏德莱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而是当时法国最有学问、超群出众的女性之一。她身材修长、威严庄重，大部分时间里，她呆在书房里探索化学、物理学、哲学和数学的秘密。有时候，她用望远镜整晚整晚地观察天体，得空便翻译牛顿的《原理》和弗吉尔的《埃内伊德》。在这样一个仪表与心灵都超凡脱俗的女性身边，伏尔泰不但品尝了生活的温馨、爱情的甜美，而且还利用这极为珍贵的时间进行大量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
在这里，伏尔泰开始了哲理小说的创作，《如此世界》、《查第格》、《小大人》、《梅农》就是在这时候写出的。在这里，他还创作了长诗《奥尔良的处女》和大量的戏剧作品如《恺撒之死》等等。也是在这里，他完成了心中酝酿已久的《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两部历史著作。还是在这里，他完成了重要的哲学和科学专著《形而上学异论》和《牛顿哲学原理》。
1749年，夏德莱夫人去世了。伏尔泰挥泪告别了他隐居十六年的生活和安宁平静的日子。此后，为了寻找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他又一次怀着矛盾的心情投奔到了普鲁士国王菲特烈二世的门下。但是，当他意识到这位国王等到把桔子挤干就要扔掉桔皮的时候，为了“把桔子皮抢救出来”，他慌慌张张地逃离了普鲁士。
1755年，里斯本发生了大地震，九分钟之内，葡萄牙的首都从欧洲的地图上被抹去了。三万人当场死去，伤者不计其数。
面对夏德莱夫人的死，面对这场空前的浩劫，伏尔泰不笑了。个人的痛苦、人类的命运使他具有了打量世界的全新眼光。他夜不能寐，一口气写下了一首长长的哲理诗——《里斯本的灾难》，诗中说：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狂欢痛饮，在美妙的诗中歌唱幸福升平。
光阴流逝，命运教育了我的心灵。
使它分担着人类共同的痛苦。
他在离法国边境不远的瑞士的菲尔奈买下了一座庄园，在痛苦中精力充沛地投入到了讨伐人类痛苦的战斗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著名的“卡拉事件”。新教徒卡拉的儿子因债务缠身自杀身亡，教会却诬陷卡拉为了阻止其子信奉天主教而把他杀死。在一不调查二不取证的情况下，法院判处了卡拉车裂的极刑。伏尔泰闻听此事愤怒万分，他收容了无辜的卡拉一家，并亲自调查、搜集证据，写上诉书，出小册子。迫于舆论压力，枢密院下令重查此案，卡拉及其一家终于得到昭雪。
卡拉事件使本来就声名赫赫的伏尔泰更加名声远扬了。在菲尔奈期间，他不但为其他遭到教会迫害的人奔走呼号，愤怒谴责教会的罪恶行径，而且以更加旺盛的斗志投入到了创作之中。他先后为《百科全书》撰写了六百一十三条辞目，并于1776年汇编成册，以《哲学辞典》公开发表。除此之外，他还一直与欧洲各国的各阶层人士频繁通信，利用这种方式讨论各种社会问题，宣扬他的反专制反教会的启蒙思想。据统计，仅保存下来的伏尔泰信件就有一万多封，和他通信的达七百人之多。他的名字响彻欧洲上空，不少社会名流纷纷慕名来菲尔奈求见，菲尔奈成了欧洲舆论的中心。正因为如此，当时的进步人士尊称伏尔泰为“菲尔奈教长”。
1778年2月，八十四岁高龄的伏尔泰回到了他阔别二十八的巴黎。消息一传开，全城为之轰动。一些闻名未谋面的年青人欣喜若狂，纷纷涌到了他的下榻处。周围的街道因此被挤得水泄不通。由于激动，加之尿毒症发作，伏尔泰回到巴黎不久就病倒了。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仍坚持口述了最后一部诗体悲剧《伊雷娜》，演出时，反应强烈，连王后也前去观赏了。伏尔泰也拖着病体临场领略了这最后的荣誉和幸福。
当他躺到灵床上时，一位神甫悄悄溜进了他的病房。想给他做临终忏悔。于是，伏尔泰故意问道：“谁派您到这里来的，先生？”“啊，是上帝，伏尔泰先生。”神甫回答说。“是吗？那么您能给我出示上帝的诏书吗？”
这是伏尔泰式的讽刺、嘲笑，也是他最后的嘲笑。
1778年5月30日，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伏尔泰与世长辞了。他矛盾一辈子也笑了一辈子。可不可以说，正是因为他笑，他才没有在那个阴郁、压抑的世界里发疯，正是因为他的矛盾，他才变得更加深刻了呢？
二、诗人哲学家
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一生活动的领域十分广泛，思考的问题相当繁多，留给后人的著述非常丰富。启蒙时期的法国著名剧作家博马舍曾经编辑出版的第一套伏尔泰全集，就有七十卷之多。
伏尔泰是一名哲学家，但同时也是位诗人。由于启蒙的目的就是为以后的革命扫清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障碍的，所以无论在当时的理论写作还是文学创作中，普遍流行着一种简洁、明快、适用的文风。因此理论的研究少的是学究气，多的是鼓动性和战斗性。从伏尔泰的理论著作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一种鲜明的特点；又由于伏尔泰本人的那种独特的诗人气质和激情—一他不但是以一个诗人的眼光来打量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而且也主要是以一种诗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来阐释这个世界的，所以，在他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中，充满了一种诗人的敏锐和机智，而欠缺的恰恰是完整的、系统的体系。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他那本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中，把从古到今的大大小小的哲学家都罗列到了，却唯独没有给伏尔泰一个席位，这或许不是偶然的。
伏尔泰仅仅是一个诗人哲学家，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启蒙时期思想界的泰斗。他的哲学、社会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这样几部著作中：《哲学通信》、《论信仰自由》、 《论人》、《形而上学导论》和《哲学辞典》。
如前所述，伏尔泰的哲学思想没有自己的体系，同时也没有自己的独创。由于他追随牛顿和洛克，所以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尽管并不怎么彻底。但是他的哲学思想却又始终没有超越他的老师。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伏尔泰承认外在世界的客观性。他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由于当时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怀疑外在对象的客观存在，所以伏尔泰举了一些简单的例子予以驳斥。他指出，如果没有外界对象，如果人的想象力造成一切，为什么人在碰到火的时候被烧痛，而梦中以为碰到火的时候并不被烧痛？就人们的彼此关系而言，如果否认物体的客观性，不承认有一个社会和有一些对象在我们之外，那么就谈不到人们之间的任何交往，我在与这些怀疑论者先生们讨论问题之前，首先必须拒绝承认这些先生们存在。所以，这显然是荒谬的。伏尔泰进一步指出，不管我下多大功夫去怀疑，我还是相信物体的存在，有过于相信若干几何学真理。因为尽管我无法对我有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作出几何学上的证明，但我决不会怀疑双亲的客观存在。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伏尔泰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关于上帝的问题。
伏尔泰有一句名言：“即使没有上帝，也应该创造一个。”或许许多人会对他的这句话感到迷惑，为什么伏尔泰是天主教会不可调和的敌人而他自己却又说要创造一个上帝呢？其实，他所说的上帝与天主教会的那个上帝并不是一回事。伏尔泰反对任何具体形式的宗教，但是他认为“信仰一个最高实体”是必要的。“在我看来，为了我们这群可怜的会思考的动物的共同利益，最大的课题、最关紧要的事情，就是设置一个赏罚分明的上帝，既作为约束我们的马辔，也给我们一些安慰。”他认为促使我们相信上帝存在的真正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形而上学的理由，而是因为相信上帝存在是社会生活的需要。出于维护社会公德的需要，承认神要比否认神好。因为普遍相信有一个上帝并且相信上帝可以赏善惩恶，能够防止人们从事罪恶的活动，或者避免陷于邪恶而不能自拨、做了坏事不受良心的谴责。在《哲学辞典》中，他借一个人物的口说：“我希望我的供应人、我的裁缝匠、我的仆人、我的妻子都来信仰上帝；我想，这时就很少有人再来抢劫我和给我绿帽子戴了。”
简言之，伏尔泰所谓的上帝是无处不存在的，他一方面把世界说成是神所创造的，而神体现为自然界的不可动摇的规律，另一方面又反对把神具体化为一种人格的偶像以构成一种具体的宗教。也就是说，他否定了传统神学中的人格神，而承认了有一个作为世界始因的非人格神。这就是伏尔泰的“自然神论”。
不应该把自然神论理解为唯心论。因为在启蒙时代，自然神论实质上是唯物论的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论神不仅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而且在当时也“成了法国一切有教养青年的信条”。
伏尔泰一生吃了专制政体不少苦头，所以在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中始终体现着他反专制、反封建、反教会的主题。从以下几个概念的释义中，我们可以大体领略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精髓。
伏尔泰社会政治思想的出发点是“自然法权论”。他认为“法律是自然的女儿”，“每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心里都有自然法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正义”，因此，只有真正符合正义原则的法律才是与人的自然权利相适应的。伏尔泰深信一种“自然的法律能够建立起来”，它的基本原则应该是：“这种法律既不在于使别人痛苦，也不在于以别人的痛苦使自己快乐。”
对于启蒙运动中最激动人心的口号之一是“平等”，伏尔泰也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平等意味着生而平等。“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当他们发挥各种动物的机能的时候，以及运用他们理智的时候，他们是平等的。”他揭露了封建等级制度和贵族特权的违反自然法权，他问道：“难道农民的儿子生来脖子上就套着轭，而贵族的儿子生来腿上就带着踢马刺吗？”“自由”是伏尔泰反复谈到的另外一个观念。在《哲学辞典》中，伏尔泰是这样解释自由的：自由就是“试着去做你的意志绝对必然要求的事情的那种权力”。在伏尔泰看来，自由是人人享有的一种天赋权利，不应受到任何侵犯，这种天赋人权只受法律的支配。当然，伏尔泰所谓的法律，指的是合乎“自然权利”的立法，而不是封建制度的任何法规。在《哲学通信》中，他对英国的自由主义进行了热烈赞美，以此形成了对法国封建专制的强烈的冲击波。
伏尔泰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是“政府”。他所谓的政府，并非指一个国家内负责行政事务的当局，而是泛指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他仔细研究了君主专制政体和共和政体之后认为，专制政体的根本缺点是专断，国王为所欲为，常常为了虚荣而牺牲繁荣、扼杀自由，把人民拖入苦海。因此，“被专制地管理着人们的社会，同驾着轭替主人服役的公牛完全一样”，是不合理的。而共和政体由于崇尚平等和自由，可以避免君主专断和横暴的统治。但是，伏尔泰同时担心共和制度会引起无政府状态和不断产生骚乱，因此共和政体也有弊病。
总之，伏尔泰的政治思想是以追求平等、自由和宣传君主立宪为基本内容的。在启蒙运动中，它较早也较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