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爱一个机会- 第21部分

　　　　　　　　　
　　　　　　教室先是一阵恐怖的寂静，接着是震惊的笑声。第一排有个男同学竟然笑得从凳子上滚到地上。我用余光看到王老师笑出了眼泪，正用衣服的下摆擦着眼镜。　　　　
　　　　　　我不知道那天到底是怎么坚持到放学的，我的脸似乎一直在一只锅里煮着，就是一只皮鞋，也会煮得骨酥皮烂了。又过了一天，当那条标语出现在办公楼墙上后，我开始了一项自己的计划：存钱，回家去！　　　　
　　　　　　但这项计划并没有最终实施，因为我的零花钱实在太少，我只存了一毛钱的时候，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使我改变了主意。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深秋的阳光照在教室的屋顶上，一群鸽子站在屋脊上，时而从瓦缝中叼着什么，时而看着操场上的我们。那时候体育器材很缺乏，下午的两节体育课，老师先是让我们跳远，然后是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圈儿“丢手绢”。　　　　
　　　　　　男生和女生各自拉成一排，然后把两头接上，就会形成一个圈儿。没有人愿意和明星级的人物拉手，我站在一边，看着他们争相往队列的中间插，直到老师快要失去耐心时，最后一个倒霉鬼哭丧着脸排在离我最近的地方，像一个摸拐杖的瞎子朝我伸着手。　　　　
　　　　　　李静站在女生队列的末尾，看到男生们完成后，就拽着她身后的队伍向我走了过来。不知道是谁在她身后倒着使劲，队伍哆嗦了一下，中间断开了，引起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　　　　
　　　　　　我看到她脸上红了一下，但队伍很快像四脚蛇一样接上，再次沉重地向我逼了过来。　　　　
　　　　　　她轻轻牵住了我的手，然后又因为队列的张力迅速地握紧。可能因为我完全没有用力气，她侧脸看了我一眼，眼中有些责备的意思。　　　　
　　　　　　老师在嚷嚷着让大家尽量往后，这样圈子就会更圆一些，我感觉到自已一侧的人链首先传来一股大力，试图将我和李静分开，便迅速地捏紧了她，结果将她从女生的队列中拽出来，孤零零地悬挂在我的手上。　　　　
　　　　　　李静是班上最好看的女生，虽然长大后她已经显得平庸，但整个小学时代，她是最能让班里的男生屏声静气的人，在这一点上，严厉的班主任刘老师也做不到。　　　　
　　　　　　在那个秋天的下午，我被班上所有的男生嫉妒着，我的右手几乎被人捏青了，而李静后来也对我说，她的手青了好几天。还有，她并不怪我。　　　　
　　　　　　当老师让我们放手坐下来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失落，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再牵住她。我松开那只像棉花一样柔软的小手，自始至终没有再回头去看她。　　　　
　　　　　　那天的游戏让我大出风头，因为我并不需要机警就可以判断出，所有经过我身后的男生都会丢下手绢，而我在山坡上撵兔子时练就的奔跑能力终于排上了用场，敢丢给我的家伙几乎无一漏网。　　　　
　　　　　　其实小学时代和李静拉过手的男生并不止我一个，但我却成了他们的众夭之的。成为大家共同的敌人不仅没有让我退缩，反而激发了我继续呆下去的勇气。　　　　
　　　　　　联考时李静是班里的第一名，而我是第二名，那届毕业生中，只有我们俩考上了重点中学。　　　　
　　　　


第六部分丽贞在一九三七（1）

　　　　那人看到停步街边的丽贞时，深深地看了她一眼，嘴角似乎动了动。　　　　
　　　　　　从三十岁到台北，一直到今天都没有离开过。再过几天便是九十岁的生日，连重孙剑农都上了中学，实在是活得太久了。　　　　
　　　　　　儿孙们一天都有事要做，只有剑农有空儿便陪我讲话。前两天他问我：“太奶，你为什　　　　　　
　　　　么喜欢让我穿白衬衣呢，其实其他颜色也不错啊？”我支吾着说：“白色的比较清洁嘛！”其实在我心里，是另有原因的。　　　　
　　　　　　重孙的问题将我的记忆推回过去，去一段久远而难堪的生命中钩沉，那终是有些痛的，即使已经活过近一个世纪，当我忆起那个与剑农同名的年轻人时，仍然怀着深深的遗憾。那时，我的名字叫李丽贞。　　　　
　　　　　　一九三六年发生了许多事，先是日本人推进到绥远，后来是鲁迅先生的死，最后就是年底委员长被拘禁在西安，据说他藏身在骊山的一个山洞里，但最后还是被一个下士找出来。　　　　
　　　　　　丽贞就在那一年的年底回国。本来战乱时期，父母不想让她回来，奈何母亲病重，家里又没有适当的人照顾，再说学费也出了问题，父亲在银行里的事已经不能做，脸已经一打再打，也显不出胖子的情形。　　　　
　　　　　　丽贞明白家里的情况，回来的船只坐二等，而当年去美国时，是坐的头等。　　　　
　　　　　　倚在栏杆上，望海里的夕阳，海水被染出一大片金色，飞鱼就在碎金的波浪里跃起。如果不是家中的消息，这本是不常看到的美景，但现在却没有太多的心思。　　　　
　　　　　　父亲说，母亲的病看来是撑不过年关了，她一生勤劳，却没有享到儿女的福，及至病中，家里又败落至此，不知心里是什么样的滋味。想到这里，丽贞悄悄地叹了一声。　　　　
　　　　　　“看小姐的样子，是留学回来的吧？”说话的是个年轻的军官，穿着雪白的衬衣，三七分的短发，英气勃勃。这样的人该是百乐门里的常客吧，每到战乱，军官就成了最受欢迎的人，听说上海的小姐现在不大爱诗人与艺术家，很多人钟意有军官来做男友。　　　　
　　　　　　丽贞这样想着，嘴角有一丝微笑，就说是啊，又问他是什么来历，说是中央军校的委派，去纽纶堡的步兵学院培训，一年期满。　　　　
　　　　　　两个人都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这时在船上相遇，口吻似乎一时变不过来，连手势都带了美国腔。丽贞一边心里好笑，一边仔细地观察，才发现他有些像蔡楚生，怪不得刚才觉得面熟。通了姓名，知道是叫剑农。　　　　
　　　　　


第六部分丽贞在一九三七（2）

　　　　　从美国西海岸坐船，要两个多星期才可到上海，丽贞与剑农在船上渡过元旦，就此成了好友。多亏了他言谈有趣，见识又比一般的年轻人不同，半个多月的船才不会太无聊。　　　　
　　　　　　丽贞的北方话讲不好，而剑农则对上海话一窍不通，谈到曲折之处，反而要用英文来解释。丽贞提起他有些像蔡楚生，剑农马上说她也仿佛阮玲玉呢。　　　　
　　　　　　话一出口，两人都觉得意思太深长，还是剑农反应快些，问起沪上人家的生活，说吃黄泥螺的确是像吃泥巴的味道，把话题岔开了去。　　　　
　　　　　　船靠了岸，两个人分手道别。剑农马上要去华北，虽然留下了通讯地址，但都知道战乱之际，这是最做不得数的东西。丽贞父亲派了人来接，拿了箱子在前头走，她跟在后面走，知道剑农尚在后面看着，便努力着不去回头。　　　　
　　　　　　及至出港口的瞬间，终是忍不住了，转过头去时，剑农果然还站在原地，痴呆地像个傻子。泪水一时盈眶，剑农的影子也模糊了。　　　　
　　　　　　一个人一生中要遇到多少人呢？不都像每日的时光，一一过去。丽贞在心里对自己百般解释，但终不得平静，一路上像是失忆的人，过弄堂口的时候一直往前走，被提箱子的仆人叫住。　　　　
　　　　　　丽贞到家见了母亲，人已瘦得不成样子，父亲说是食道上的病，做手术的风险不小，母亲一者嫌花费太大，二来手术成功的机率又不高，索性成了等死的局面。　　　　
　　　　　　又因为进食不便，眼见一天天的瘦下去。说着说着，一家人流泪，丽贞心里又有别样的委屈，在母亲的床前大哭，父亲劝都劝不住。　　　　
　　　　　　晚餐过后，丽贞留在房里陪母亲，却一直留心客厅里的电话声。她有一时甚至担心剑农将记号码的纸片丢了，但他是那么仔细的人，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事。一直到九点多才有了剑农的电话，父亲接的。　　　　
　　　　　　剑家约她到外滩一见，因为军部已经订了第二天的票，他要赶到太原去报道。丽贞只说了一个字，好。　　　　
　　　　　　外滩离丽贞家不远，叫了黄包车，十来分钟的路程。临近上海总会，看到剑农在门口的台阶上看表。　　　　
　　　　　　这一幕就此永远刻在丽贞的脑海，彼时他背后的上海总会大厦，二层到三层的爱奥尼克柱在外滩彻夜不眠的灯火中屹立，他穿着一件挺刮的深棕色的风衣，米色的裤子，敞着的前襟能看到永远雪白的衬衣。　　　　
　　　　　　剑农伸手牵住她，走进总会大厦内的酒吧。在船上他还从未牵过她的手，临别的气氛似乎给了他勇气。丽贞一言不发，只随着他前行。酒吧里人不少，却不像美国那么喧闹，几十米长的围墙用黑白相间的大理石砌成，穿行其中，有如身处一盘扑朔迷离的棋局。　　　　
　　　　　　丽贞有些后悔自己衣服的随便，淡绿色的洋装在这里显得很不协调，但这念头只是一闪而过。他就要离开自己，而这有可能是最后的一夜，其他还有什么呢？　　　　
　　　　


第六部分丽贞在一九三七（3）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丽贞整晚看着剑农的脸，这脸在轮船上已经那么仔细地看过，稍高的发际线使他有一个醒目的额头，双眉是真正的剑，宛如经过修眉师最精心地修整，两只眼睛离眉毛的距离很近，这使他有一些异域风格……　　　　
　　　　　　剑农伸手拦住她的酒杯：“不能再喝了，会醉的。”　　　　
　　　　　　　　　
　　　　　　外滩的风带着江水的味道，轮船及鱼腥混杂在一起，丽贞想起母亲带她来散步，那时她比外滩夜晚的月亮还要美，自己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纱裙，治着人行道的石板缝儿走着，一边走一边数。　　　　
　　　　　　“你知道外滩上究竟有多少块石板？”　　　　
　　　　　　“不知道，呵呵，这怎么能知道？”　　　　
　　　　　　“只要你用心数，就能数清。”　　　　
　　　　　　“等仗打完了，我回来找你，我们每天来这里数石板。”　　　　
　　　　　　丽贞突然停下了脚步，紧紧地抱着剑农。远处有雄壮的汽笛声传来，应该是一只巨轮正在驶出港口吧。丽贞抬起头，却是一脸的笑容，只是雪白的衬衣上湿了一大块。　　　　
　　　　　　剑农看得呆了，俯下身去，将两瓣带着水迹的唇吻住。　　　　
　　　　　　三七年夏天，日本人终于打到上海。　　　　
　　　　　　丽贞的母亲在春天就去世了，父亲开始变卖家产，并且已经托人在内地找房子，因为上海的物价随着战事的剧烈，已经快要不堪忍受了。　　　　
　　　　　　丽贞开始试着去做一位南京官员的家庭教师，教他的女儿学习英文，但后来这位官员举家迁往重庆，差事也就随之中断。　　　　
　　　　　　外滩一别，只接到过剑农的一个电话，那时他刚到太原不久。自此没有了消息。写过很多信，终于回来一封，却是退信，上面盖着查无此人的印戳。　　　　
　　　　　　向父亲一位朋友打听，说是原来驻太原的军队，早已换防到其他的防区，一部分在徐州，另一部分则在南京。徐州和南京都离上海不远，但对丽贞来说，仍然像隔了千万重山。　　　　
　　　　　　接下来是大溃退，八月初日本人已经逼近上海，撑到十月，市区里经常落下炮弹，丽贞随着父亲加入了逃难的大潮。到了南京不久，就听说上海沦陷了。　　　　
　　　　　　南京的局势骤然紧张，所有人都被卷进了战事，丽贞参加了医疗救护队，每天都看到从前线下来的大批伤兵。　　　　
　　　　　　她有时候希望能在他们中看到剑农，但又希望着他永远也不会被送进医院。　　　　
　　　　　　有一天两个伤兵在聊天，谈起在太原的旧事，丽贞连忙打听，其中一个是上慰，提起剑农来竟是相熟，原来曾做过他的部下。上慰说剑农很早就调到徐州去了，参加了台儿庄大战，于那时牺牲了。　　　　
　　　　　　丽贞后来在重庆的街上见过一个人，长得很像剑农，但坐在囚车上，旁边的人说是要拉去枪毙的共产党。那人看到停步街边的丽贞时，深深地看了她一眼，嘴角似乎动了动。　　　　
　　　　　　车走得很快，丽贞注意到他浑身是血迹，衣服已经碎了，但底色还看得出是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