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尼克·李森
自序
通常，在一本书的开头，作者都要写上一篇简短的献词，但是，我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是重录我的生命中并不怎么光彩的一段经历，再现一段我一直想要忘却的历史，因此，我觉得，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它献给任何人。
既然如此，那么我便借了写这本书的机会，着重展现一些事件的真实面貌。譬如，在书中，我引用了英格兰银行的报告，但那并不意味着我同意其中的观点。并不是这样的。那份报告只不过废纸一一张——跟新加坡提交的那一份报告比起来，它让人感到羞愧。
另外，我认为还有必要问英格兰银行和“打击严重欺诈行为办公室”（SFO）几个层次较高的问题。他们对这些问题都避而不谈，譬如，在巴林银行倒闭后，为什么还会引起五千五百万英镑的货币损失？那些所谓的“专家”是否有能力对那些货币进行有效的套做交易？或者他们只是在进行赌博？
我没有被遣送回英国去接受审讯，这其中有好几个原因。我不想谎称我对此决定背后的内幕不知或者不懂。但我想告诉大家这么一个事实：新加坡政府在他们提交的报告中提出，他们被禁止接触英国人掌握的大部分能用作证据的文件。而在我被扣留在德国期间，SFO所做的陈述与此正好相反。
写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暴露内幕。但是我仍怀疑它会导致新闻媒体的热烈炒作，就像读者们常常见到的那样。只是这一次的故事却是完全真实的。在写这本书时，我一直坚持着“真实”的原则，以告诉读者事情的真实面目。书中提到的一些人可能会因为我的描绘方式感到不安，但是，在将书读过多遍之后，我觉得我的描绘应该是公正的。为了不伤害别人，我在书中两次使用了化名。好在这两个人算不上书中的主要人物，也不会想到我会在这本书中提及他们。所以，我想这个处理方法应该是妥当的。
借此机会，我想向一些人表达我的谢忱。首先我要感谢爱德华怀特利先生，是他帮助我写成了这本书。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监狱当局格外帮忙，允许他一次一次地来探视我。但愿他日后一切顺遂。我还想对我的律师们表示感谢，尤其是史蒂芬波拉得、阿伯哈特凯普夫和爱娃丹宁弗尔德。是他们接了我的案子，帮我打完了那场官司。
第一次入狱时，有人对我说：“现在你可以看出谁是你的朋友了。”这绝对是至理真言。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使我深受感动。但是，我又无法一一回信——朋友们的来信实在大多了——我只能在此感谢所有给我写信的人。我未曾收到过指责我或批评我的信，但我确实对我以前引为“朋友”的一些人感到深深的失望。尽管大多数朋友都抗拒了悬赏的诱惑，但还是有三个人将自己出卖给了报社，我不想说出他们的姓名——我不想将自己降低到他们的等级——但是，我想，他们一定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难当的。
我想感谢我所有的家人和所有的好友，他们一如继往地支持着我。他们的爱是我的精神支柱。要是没有他们的爱和帮助，我肯定无法坚持到现在。这又谈何容易！对我而言，适应现在的环境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但是，你们之中的每个人都给了我不小的帮助，让我终于重新站了起来。
最后，我要对我的妻子丽沙说声“谢谢”。在整件事情中，她都是我的力量泉源，在我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她总是不断地激励着我。现在，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安心服刑，尽快回到她的身边。我是世界上最骄傲的丈夫。
序言 在可达金乃巴罗度周末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星期六
那天是我的生日。乘筏航行的服务已经中止，我们只好驱车两个多小时赶到火车站去，准备坐车溯流而上。但是，我们要坐的那列火车却出了问题。那是一列非常不可靠的老车，没有人知道它当时是中途抛了锚，还是脱了轨，也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远行。在二战期间，士兵们就是坐着这列火车在马来西亚境内纵横南北，对日作战的；后来，他们又坐着这列火车仓皇避开日本军队，那些士兵可是真正尝到过仓皇逃生的滋味的人。
丽莎和我返回饭店，溜达到游泳池边。位于可达金乃巴罗的香格里拉饭店是一处新建的休闲度假场所，其游泳池为一巨大的弯月形，周围摆放着一些蓝白两色的帆布遮阳桑越过波光粼粼的水面，我注视着遮阳伞下的那些西方人。他们全身发红，光着的脚丫冲着我所在的方向伸展着，脚掌显得又白又软，像松软的棉花或羊毛。这些人可能是经纪人、银行家、律师或者石油大亨，还可能是像我一样的期货交易员。他们都是侨民，喜欢冰啤酒、鸡肉还有跟头脑简单的女人调情，他们也喜欢金钱。我打开汤姆克兰士的恐怖小说，努力将精力集中起来，我倒是能跟他们讲讲关于金钱的事情。
身后有只行动电后响了起来。“他们终于找到我了。”我转身去接电话，但随即意识到那是别人的电话。我已将自己的行动电话关闭，并把它放在房间里。谁也别想用电话找到我，我做了个深呼吸，又躺到椅子上。逃跑竟然也如此简单，我所做的不过是关闭了电话，拎了两箱行李，用现金买了两张机票而已。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新加坡境外了。新加坡的监狱我已蹲过一晚上，我再也不想进去了。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下午二点十五分收盘的铃声响起来时，大厅里的叫喊声终于能停止下来了：整整一天，每个人都在向我叫喊，实际上是我站在交易大厅里，每位经纪人都大声向我喊话，我也大声回答他们，我买了市场上现有的所有期货合同，那天，日经指数下跌了三百三十点，但如果没有我，它一定会跌破一千点大关，一整天，我都在不停地挥舞胳膊大声喊话、呲牙咧嘴、填写票据，然后将票据送到管内勤的办公室去；要不就是拿起电话，大声回话，然后给乔治打手势，让他在一万八千一百点买进，在一万八千点买进，在一万七千九百点买进，我成功地让市场反弹了好几次，但是回天乏力，市场还是下跌不止。
我又赔进了好几百万英镑。但具体多少，我并不清楚。我感到害怕不敢将它弄清楚。那些数字绝对能让我吓个半死。我关掉显示萤幕，在上面跳跃的那些绿色的数字马上就消失了。
它们不过是屏幕上的数字，和真正的现钞似乎完全是两码事。
我对当天的交易情况做了一下总结：这天的情况真是可怕啊——在一个一路下跌的市场上，我却一直在买进；每当我想抛出时，却总有人已经抢先了。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我的参与，涉及五百份合同的大宗交易平均六个月才会有一次。而今天，一大之内，我就经历了两宗这样的交易了。有人已经控制了整个市场了。我敢肯定，有人窃听了我们的电话；这么多大额票据同时出现终究是不太可能的事。而且，他们每次都能赶在我们行动前几秒钟下手。我又损失了一大笔钱，只有老天知道这笔钱的数目。我一直在试图解缓我们面临的局面，而结果却是又买进了四千份合同。我尽量让自己的头脑清醒一点：今天星期四，两天后就是我的生日了。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明天一定会打电话来，要求我们支付至少四千万英镑的保证金，但这是不可能的了。我必须放弃努力了。
我悄悄溜出交易大厅，快步向外面走去。一路上，我向好几个人点头示意，向他们露齿而笑。我看到许多人看见我后吃惊的表情，但那也掩盖不了他们满脸得意之色。他们全身是汗，满脸通红，就像刚从舞池出来一样。经纪人们也看着我，他们清楚，我今天的交易额几乎是天文数字，他们为此而惊异不已。他们一定在心里琢磨，他们的总经理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为客户做了如此巨额的交易，一定在琢磨我是否已做套期交易。他们清楚——其实整个亚洲都清楚——我手头上的期货合同的总值累计起来已达一百一十亿英镑，相当于日本在这个市场上所占的份额。根据他们自己做成的交易额，他们很容易就能得出我已成多头者。由于我在新加坡市场上占了百分之四十的份额，这一点很难瞒住大家。在这个市场上，其他人都嗅到了伦敦的巴林银行完全忽视了的一个事实：我已被牢牢地困在这个市场里，无路可退。
刚回到办公室，电话就响了起来，是负责监控日经二百二十五种指数的《日本经济新闻报》，他们想了解我在这种情况下，作何打算。“我们想称之为‘巴林银行危在旦夕’，你看可以吗？”那位记者问道。
“随你们的便，”我用愉快的口气回答，“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的情况很好，没有任何问题。”
“请问那些合同是否全部在三月十日到期？”
“这个你们自己等着瞧吧，”我说，“我不清楚客户们会有些什么举动。”
“但是，如果你们不采取相应措施的话，市场是不会止跌回稳的。”那位记者指出。
“咱们说到这儿吧，”我打断他的话，“我要接别的电话。我们以后再谈。”
我“砰”地一声挂下电话，对刚才听见的电话的人吼道：“我再也不接电话了，一个都不接。”
又有两部电话响起来，都被我挂断了。让那些人自己去猜想吧。丽莎这时走过来，递给我一份关于“八八八八八”错误帐户的最新报表。我看都没看它一眼。我知道，它足以将我惊怕至死。我已经一个月没去看它了。我很清楚，我们的财务状况已是每况愈下。今天，我本想抛出所有合同，退出市场，而实际上，却是在努力维护它，以免市场全部崩溃。结果是，我又买进了四千份合同，巴林银行在新加坡市场上再次损失惨重。我环视周围，没有人来，于是我打开办公桌的抽屉。从一堆碎纸情、胶水、剪刀及撕碎的信件等杂物下面，我拿出“八八八八八”错误帐户的报表，我在最近交易情况这一栏中胡涂乱抹了一会儿，然后在这一栏底下划了一条线：到今天日经指数以一万七千八百八十五点收盘时为止，我有六万一千零三十九份日经二百二十五种合同为多头，二万六千份日本政府债券（JGB）合同为空头，同时还有一些欧洲货币及日经期权。我真不敢去想我到底损失了多少。
“尼克！”
我回转身来，同时将桌面上的文件全部收拢起来。是托尼·雷尔顿在叫我。老托尼是个大好人。他身材高大，已微微有些发福。他总是急于取悦于人。看来，我必须用一些不相干的杂事来唬弄他了。
“哦，托尼！你好吗？”
“我很好，尼克，市场的情况怎么样？”
“好极了！”我冲他微笑着说，那会明确无误地告诉他，我在市场上大有收获。
“我找了你一整天了。”
“对不起，那边太忙了。”我点了点头。一切让他去猜想吧。
“还真是那样，”他钦佩地笑着说。
他也是一位在伦敦风闻了尼克·李森传奇式的成功故事的人，我可不能令他失望，他还跟一周前一样，对我的帐户一无所知。其实，到现在为止，他已在这个办公室里晃荡一个月了，可怜的家伙。
“尼克，我和西蒙·琼斯谈到了收支平衡表上的亏空问题，我们想知道你今天下午能不能和我们碰碰头？另外，詹姆士希望能在星期六开个会。”
“哎哟！”我仰面靠在椅背上，“真不巧，星期六是我的生日，丽莎和我想出去庆贺一下。星期日倒是可以，”我尽量不惹他生气，“但星期六不行：还有，今天下午的会议能不能晚一些开始？丽莎刚来过电话，说她病了，所以我想回去看看。我四点三十分回来，可以吗？”
“好吧。”托尼高高兴兴地回到他自己的办公桌去了。他低下头，集中精力去看文件。他也有他的会议。
我转过身，到办公桌继续看手上的一组组数字。如果托尼·雷尔顿是从文件的最后部份看起的话，或者曾经核过帐的话（哪怕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其实，核对帐户不过是每个审计员每天早上开机后该做的第一件事）。他早就该看见过这些叫人惊心动魄的数字。我真不敢相信，他到新加坡已经一个月了，而且他的办公桌就紧挨着我。到现在，他也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来帮助我改善目前的财务状况。只需做一件最最基本的事，他就可以完全了解我的工作情况了。当初听说总部派遣他到这儿来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