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陈述。季米特洛夫抓住这个机会，再次揭露和控诉法西斯的罪恶阴谋。
季米特洛夫与法庭庭长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法庭辩论。
主席：你时常总是强调说，你只是对保加利亚的政治状况发生兴趣，然
而你现在的讲话证明你对于德国的政治问题发生着极大的兴趣。
季米特洛夫：主席先生，你为了反对我而提出责备。关于这点我对你能
以以下的话来反驳：我以保加利亚的革命家的资格对于各国的革命运动都发
生兴趣，例如，我对于南美政治问题发生兴趣，并且我懂得这些问题，甚至
不比懂得德国的问题较差，虽然我任何时候都未曾到过美国。显然这并不是
说，假若在南美某个国会的房屋里失火的时候，这都是我的罪过。
在这里，在本案中当法庭审查的时候我学会了许多，并且由于我的政治
聪敏性我弄清了许多详级的节目。在那时朗的政治形势中有两个主要之点：
第一点，是国社主义者企图建立唯一的政权，第二点，是与这个相反的，是
共产党走向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活动。依我的见解，当在本案举行法庭审查
的时候，这点是同样地阐明了。
国社主义者曾需要破坏的圈套为着把对于民族阵容内部困难的注意力吸
引到一旁，和为着分裂工人的统一战线。为了颁布自己的
2月
28日的非法令
——它取消了出版自由、个人身份之不可侵犯，并且建立了警察残害制度、
集中营制度和其他许多反对共产党员斗争的方法，为了麻痹人们的理由曾需
要“国民政府”。
主席：（打断了季米特洛大的话）你已走到了极端，你在作暗示！
季米特洛夫：我仅想以我怎样所知道的，就怎样说明在国会火警前夜的
德国政治形势而已。
主席：这里不是对政府作暗示的地方，也不是为早已被推翻了的断言而
作肯定的地方。。
季米待洛夫：工人阶级应用全副力量来自卫，而且为了这点共产党曾违
反了维尔斯和伯岑陟特——他们现在在国外掀起了无用的哀号、抵抗，企图
组织统一战线。
主席：你应转到为自己辩护方面，如果你愿意这点的话，不然对于这点
你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了。
季米特洛夫：我以前已经声明过，只在一点上我是同意起诉书的，现在
我应该再次肯定我的声明，这是关于汪得刘比究竟是他一个人举行焚烧的，
或者是他还有同谋者的问题。起诉书的代表巴利竹斯在这里声明过，说被归
罪者的命运是以汪得刘比究竟有否同谋者的问题而决定的。对于这点我回答
说：不是的，一千个不是，检察官的这个推论是不合逻辑的。我认为汪得刘
比当真不是一个人焚烧了国会。根摒专家检验、法庭审查的材料，我做出的
结论是，在国会议事厅的焚烧与在饭厅和下层楼上等处的焚烧，是另一种焚
烧，议事厅是被别的人们和用别的方法所焚烧的。汪得刘比的纵火和在议事
厅纵火仅在时间上是符合的，在其他各关系上，这两处焚烧是有基本上的差
别的，比较确凿的是，汪得刘比是这些人们的无知的工具，被他们所滥用的
工具。汪得刘比在这里没有讲出全部真相，就是现在他还坚持他的沉默，解
决这个问题并不能决定被归罪者的命运，汪得刘比不是一个，但同他在一起
的不是托尔格烈尔，不是波波夫，不是唐业夫，不是季米特洛夫。
我应该再次肯定我的声明，这是关于汪得刘比究竟是他一个人举行焚烧的，
或者是他还有同谋者的问题。起诉书的代表巴利竹斯在这里声明过，说被归
罪者的命运是以汪得刘比究竟有否同谋者的问题而决定的。对于这点我回答
说：不是的，一千个不是，检察官的这个推论是不合逻辑的。我认为汪得刘
比当真不是一个人焚烧了国会。根摒专家检验、法庭审查的材料，我做出的
结论是，在国会议事厅的焚烧与在饭厅和下层楼上等处的焚烧，是另一种焚
烧，议事厅是被别的人们和用别的方法所焚烧的。汪得刘比的纵火和在议事
厅纵火仅在时间上是符合的，在其他各关系上，这两处焚烧是有基本上的差
别的，比较确凿的是，汪得刘比是这些人们的无知的工具，被他们所滥用的
工具。汪得刘比在这里没有讲出全部真相，就是现在他还坚持他的沉默，解
决这个问题并不能决定被归罪者的命运，汪得刘比不是一个，但同他在一起
的不是托尔格烈尔，不是波波夫，不是唐业夫，不是季米特洛夫。
月
26日汪得刘比一定在格尼斯道夫遇见了一个人，向他述说了自己想
在市政府和宫院举行焚烧的企图，这个人对他说，这些焚烧只是“儿童们的
游戏”。真正的事业是当选时候焚烧国会。于是乎便这样从政治的昏聩和政
治的煽惑之间的秘密联合中产生了焚烧国会。属于政治昏聩方面的同盟人坐
在被审者的地位，属于政治煽惑方面的同盟者们留在自由地位。愚蠢的汪得
刘比不曾知道，当他在饭厅内、在走廊内、在下层楼上实行他的不灵妙的焚
烧图谋时，某人便采用了燃烧液体——关于这点莎克博士讲过了——焚烧了
议事厅（汪得刘比是很关注的开始发笑，他的全身由于无声的笑而抖颤着。
在这时候全庭堂的、法官的和被审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汪得刘比身上）。
季米特洛夫：（指在得刘比）不知名的煽惑者对于焚烧的一切准备是很
关注的。这位妖魔得以无形无踪地逃避，可是这里却坐着这个愚蠢的工具，
可怜的呆虫，而妖魔失踪了。比较确实的是工人阶级敌人的奸细曾在格尼斯
道夫于汪得刘比和政治煽感的代表者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
高等推事官维聂尔在这里讲过，说汪得刘比是共产党员。其次他说，他
即使不是共产党员，那么也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或与它有关而做了这件事
情。这是不正确的断言。
汪得刘比是什么人呢？共产党员吗？决不是的！无政府主义者吗？也不
是的！他是落伍的工人，他是叛乱的流亡无产者，畜生，他们滥用了他，利
用了他来反对工人阶级。他不是共产党员，不是的！他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没有一个无政府主义会像汪得刘比这样在法
庭上表现自己的。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会做出无意义的事情来，但是他们会
在法庭上回答问题而且会解释自己的目的。假使某个共产党员做出某件类似
的事来，当着在被审的位置上坐着的无罪的人们时，他是不会在法庭上默默
无言的。不是的，汪得刘比不是共产党员，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是被法西
斯主义者所滥用的工具。
用这个，用这个被滥用的工具来危害共产主义；无论是国会共产党团的
主席，还是保加利亚的共产党员都不会与他有任何共同之点。
在这里我们应该能够回忆起，2月
28日早晨戈林发表了关于火警的消
息。在这个通知中曾指出：托尔格烈尔和根宁在下午
10点钟从国会中逃跑
了。这个消息传遍了全国。通告中指出，焚烧是共产党所做的。在那时候并
没有按着汪得刘比的痕迹追究到格尼斯道夫去，与汪得刘比在格尼斯道夫的
警察宿舍内一起过夜的那个人尚未找着。。
主席：（打断了季的话）你准备什么时候结束你的演说？
主席：（打断了季的话）你准备什么时候结束你的演说？
主席：总不该无止境他讲话吧。
季米特洛夫：在本案三个月的过程中，你，主席先生，无数次地强调我
沉默，同时许诺了，在案件的末尾我可以为我自己辩护而详细他讲话。这个
末尾到了，可是你违反你的诺言，重新限制我的讲话权利。关于格尼斯道夫
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与汪得刘比一起过夜的瓦深斯基未曾找到。我的找他
的提议曾被认为是无目的的，说汪得刘比在格尼斯道夫似乎是与共产党员在
一起的断言是国社党的证明人——理发匠格尼拉维所捏造出来的谎话，若汪
得刘比在格尼斯道夫是同共产党员在一起的话，那这件事老早就会被调查
的。主席先生，谁也没有考虑到要寻找瓦琛斯基。
带着第一个关于国会起火的消息到了布兰登堡警局来的那个穿便衣的人
不曾被寻找到，直到今天也未弄明白，审查是在虚伪的方向下进行的。国社
党的代表阿勒布列赫是直接在火警以后才离开国会的，也未曾被审问过，不
是在纵火者所在的地方寻找纵火者，而是在没有他们的地方寻找他们，在共
产党的队伍内寻找他们，这是不对的。这便给予了真正的纵火者以逃避的可
能。于是决定了：既然未曾捉到而且也不敢捉拿纵火的真正罪犯，那就得捉
拿别的，所谓“国会纵火者的替代人”。。
主席：我禁止你讲这个，我再给你
10分钟时间讲话。
季米特洛夫：我有权利提出和有理由对于判决做建议。高等检察官在自
己的演说辞中说他把共产党员的供词看作是不足信赖的。我不是站在这样的
立场上，我不能够肯定，例如说，一切国社党的证明人都是谎言者，我想在
千百万国社党员中也有诚实的人。。
主席：我禁止你做这样的恶意的诬蔑。。
季米特洛夫：然而诉讼中的全体主要的证明人都是国社党的国会代表、
国社党的新闻记者和国社主义的同情者。这还不显明吗？国社党的国会代表
加尔万本来说过，他看见托尔格烈尔和汪得刘比在国会内是在一起的。国社
党的国会代表福莱声明说，他看见波波夫和托尔格烈尔在国会内是在一起
的。国社党的党官格梅尔供称，他看见汪得刘比和季米特洛夫在一起。国社
党的新闻记者维比式德看见唐业夫和汪得刘比在一起。这难道都是偶然的？
以证明人的资格发言的得列舍博士，他同时又是“佛克涉尔—表巴赫特”报
社的同事齐美尔曼。。
主席：（打断了季的话）这未曾证实。
季米特洛夫：警察官格列尔在这里援引过
1925年出版的一书中的共产主
义的诗词，目的是为了证明共产党在
1933年焚烧了国会。
请允许我自己也援引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的诗词：
及时准备好自己的智慧，
在幸福的伟大天平里，
极少赋与秤盘泰然哟！
或者你应跳起来，
或者你得垂下来，
你或掌握权威抑或屈服。
须知，
或是凯旋或是痛苦，
或者挥舞沉重的铁锤——
须知，
或是凯旋或是痛苦，
或者挥舞沉重的铁锤——
是的，谁不愿意成为铁砧，谁就应当成为铁锤！
德国工人阶级一般地对于这个真理在
1918年尚未了解，在
1923年也未
了解，在
1932年
7月
20日也未了解，在
1933年的正月又未了解。在这点上
的罪人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维尔斯、结维林、布劳恩、莱巴尔特、克劳
斯曼之辈等。现在，德国工人当然能懂得这点！
在这里关于德国的公权和法律讲了许多，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想讲一讲我
自己的意见。无可疑虑地，在法庭的判决上时常反映着当时的政治结构和统
治者的政治倾向。
司法总长克尔对于法庭是有威可畏的证明人。我援引他的话：
“形式的自由主义的权利之成见就在于客观性应该是司法的气魄，现在
我们也就到达了人民和司法之间隔阂的根源，而且在这个隔阂之中于最后结
局司法向来是错的。在人民为生存而斗争的时候，这个客观性究竟是什么呢？
在作战的士兵是否知道客观性，在作战的军队是否知道客观性？士兵和军队
只知道一点，只有一个理解，只承认一个问题：我应如何挽救自由和光荣，
如何挽救民族？
“于是乎，自然而然可以了解，为你死我活而奋斗的人民的司法不能屈
服于死的客观性。法庭的、检事厅的和辩护处的方针应该完全以一个理解为
标准：对于民族的生命什么是重要的，什么能挽救人民？
“不是表示停滞的无脊骨的客观性以及因此而对人民顽固、隔离；不是
的，整个的机关和单独个人的一切动作、一切方针都应该是服从于人民的和
民族的切身需求。”
这么来说，权利原来是相对的概念。。
主席：这与本题无关。你应该提出你的建议。
季米特洛夫：高等检察官提议应把保加利亚的被审者定为无罪，因为缺
乏证明他们罪过的证据。可是这并不能满足我的要求。问题决不是如此简单。
这仍然没有消除疑迹。不是的，在审查案件时曾证明了：我们与焚烧国会没
有任何共同之点，所以不应有任何可疑的余地。我们——保加利亚人，同样
还有托尔格烈尔，应该被认为无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