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
克拉维钦科用手指着前妻，叫嚷起来：
“别听信她的鬼话。她父亲是沙皇军队的旧军官，在大清洗中被抓了起
来，她站在那里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她是苏联警察制度的牺牲品，一个活生
生的例子。她在撒谎，因为她是被迫站在这里的。人们强迫她说违心的话。”
第二天，来自苏联的证人们继续出现在证人席上，其中有科利巴罗夫工
程师。他说：
“我是在克拉维钦科担任巴尔布莱斯克拖拉机厂厂长时认识他的。我受
命进行调查，因为工厂一团糟。我发现克拉维钦科涂改了统计表，贪污了巨
额款项。他被判处两年强制劳动，由于退赔了贪污的钱，被减刑一年。”
乔治·伊扎尔律师站了起来。
“我请求法庭考虑科利巴罗夫先生的这段证词，因为里面存在明显不合
逻辑之处。试想，如果克拉维钦科先生负责巴尔布莱斯克拖拉机厂的时候不
是干得非常出色，他怎么会成为苏联驻华盛顿采购团的代表呢？一个因贪污
而判刑的人后来竟被赋予如此的要职，这简直不可想象。唯一的解释是，科
利巴罗夫先生是在作伪证。”
另一位引人注目的苏联证人是红军的代表鲁登科将军。他说道：
“在作证之前，庭长先生，我想要说，我把克拉维钦科视为一个背叛祖
国的叛徒，一个战争罪犯。一个犯人不是作为被告，而是作为原告出现在法
庭上，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事情真是前所未闻。。”
鲁登科接着说：
“克拉维钦科的言论被看成是同盟国阵营出现的第一条裂痕，受到了法
西斯分子的欢迎。德国人把他的话印成传单，投向我们的部队。。德国人利
用叛徒的无耻诽谤企图瓦解我们的军心，而美国人为了准备一场新的战争，
需要一个反苏专家。苏联人民是爱好和平的。”
“不管怎么讲，你们还是攫取了东欧！”克拉维钦科喊道。
将军对他根本不屑一顾，继续自己的发言：
“我们与自然作斗争，让河流改道浇灌沙漠，让沼泽变为良田。。”
“先把自由还给人民，再使从前的受压迫者成为国家的主人！”
庭审继续进行。原告方商也推出了更为有力的证人，她便是玛格丽待·布
贝——诺曼夫人，德国哲学家马尔丹·布贝前妻的女儿，德国共产党前政治
局成员海因茨·茨曼的遗孀。她用平淡的语调说：
“1931年，我丈夫希望用武力同国家社会主义作斗争，但这违背了党的
政治路线，他被赶出了德国共产党政治局。希特勒上台以后，我们亡命到了
瑞士，但恶运并没有结束，希特勒向瑞士要求引渡我丈夫，危急时刻，苏联
向我们提供了避难所。。”
“莫斯科的气氛转眼变得令人窒息。1937年，我丈夫因为拒绝承认他以
前写的一本书中的‘政治错误’，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逮捕了。自此之后，我
再也没有见到他。不久，我也被捕了，被视为‘社会危险分子’，判处在西
伯利亚服五年苦役。集中营很大，相当于两个丹麦那样大，那里没有高墙，
但根本不可能逃出去，试图逃跑的人最后都葬生在茫茫雪原里。”
“1940年，”诺曼夫人接着说，“德苏条约签订后，我被带到莫斯科。
人们告诉我，驱逐出境的决定取代了强制劳动的惩罚。我被押解到德国边境，
交给了党卫队。”
人们告诉我，驱逐出境的决定取代了强制劳动的惩罚。我被押解到德国边境，
交给了党卫队。”
到
1945年。。”
“可是，解放雷文斯布鲁克的不正是苏联红军吗。。”诺德曼律师插口
道。
诺曼夫人冷冷地答道：
“幸运的是，在这之前我已经越狱了！因为狱中的俄国共产党人曾告诉
我，红军一到，我将被重新送回西伯利亚。”
“你不应该这么随便地听信谣言。红军解放了许多集中营，拯救了无数
被囚禁的人。”诺德曼律师继续争辩道。
“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看，以他们对我和我丈夫的所作所为来看，我
认为这种事肯定是会发生的。他们不会宽恕他们眼中的‘敌人’。”诺曼夫
人以如此斩钉截铁的结论结束了自己的证言。
被告方也并没有退却，他们继续推出更有名的人物来批驳克拉维钦科的
谬论。他便是坎特伯雷的长老——受人崇敬的休利特·约翰逊牧师。他精神
饱满地描述道：
“我来这里是为了增进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是为了消除隔阂和误会。
我先后三次去苏联，我向你们保证，斯大林的形象并不像克拉维钦科描绘的
那样。我曾同斯大林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的尊严和端庄的容貌深深地打动
了我。”
这时，乔治·伊扎尔站起来说道：
“尽管本人非常尊重坎特伯雷长老，也愿意相信他的描述，但由于我们
身处法庭，作为律师我不得不指出，长老本人的话作为证词是没有什么意义
的，端庄的容貌，并不能说明本身的实际行为，而克拉维钦科的书也从未指
责任何人的长相和仪态。”
约翰逊牧师略为思索了一会儿乔治·伊扎尔的反驳，继续说下去：
“我曾会见了苏联的所有宗教领袖：东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他们
告诉我，他们有实行自己宗教的完全自由，教民们也未受到歧视或迫害。至
少从这一方面来讲，克拉维钦科回忆录里的话是偏颇的，不公正的。。”
1949年
2月
28日，第
16次庭审，中心主要围绕着克拉维钦科的著作。
克拉维钦科向法庭出示一叠叠的稿纸：
“庭长，这就是我的书的原稿。我让收藏我的书稿的美国人把原稿寄来，
一共有近
700页，这足以证明书是我自己写的，也足以让任何的伪造、代笔
一类的诽谤不攻自破。。”
“自从我逃到美国，被伟大而富于同情心的美国人民接纳以后，我便一
直有这么一个打算，将铁幕那边的事情揭露出来，将那些骇人听闻的暴行、
丑行，将那些一直被人为掩盖着的东西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希望人们理
解我的叛逃行为，我更希望用这些事实去教育那些热爱自由的人民，让他们
了解身边存在的丑恶现实，让他们感觉到确确实实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上的
邪恶势力和对自由的威胁。一些志同道合的热心人无私地帮助了我。我首先
要感谢的便是我的手稿翻译人尼科尔斯基先生，还有编辑波特先生，是他们
使我的回忆录得以让更多的人们了解。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使我的回忆录得以让更多的人们了解。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继克拉维钦科之后，乔治·伊扎尔更为冷静地提出了一些正式的法律证
据，首先是手稿鉴定书。根据司法鉴定部负责人萨尼埃先生的鉴定，化学分
析证实克拉维钦科在法庭上出示的这份手稿至少已存在了一年半的时间。这
个结论意味着，这份手稿是在《我选择了自由》一书出版以前写成的，它排
除了临时伪造的可能性。另外的一份证据是书稿的英文翻译尼科尔斯基先生
亲笔签收的收据，证明他收到了翻译此手稿而应获得的稿酬。
诺德曼找来了作家弗拉迪米炙·波兹纳，他精通俄语和英文。波兹纳从
克拉维钦科的俄文手稿中找出
20来页，把它们和英文译稿进行了非常详细的
对比，最后得出结论：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我选择了自由》一书的俄文原稿
同英文译本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可以用迥然不同来形容。改动和增减的
地方比比皆是，怎么可能说它们是同一本书呢？俄文原稿讲的是一个平庸家
伙的生活，而英文则成了一位英雄的传记。显而易见，这本书有许多作者：
首当其冲的是克拉维钦科本人，其次是一些俄国移民，最后是一些善于夸张
渲染、歪曲事实的新闻记者。。说这本书是在一个巨大阴谋的指导下，由一
群乌合之众合力炮制出来并不过分。”
乔治·伊扎尔迅速起身发言：
“从被告方面证人的话里，我认为法庭有理由得出结论，即被告方面也
承认，克拉维钦科确实是《我选择了自由》一书的作者，因为有俄文手稿的
存在，事实不容抹煞。至于被告方面反复强调的俄文原稿与英文书的不同之
处，我认为任何翻译都难免有错漏，甚至有误解之处。而每一本书都不可能
按原样出版面世，必须经过编辑的修改润饰，这是常识。被告据此否认克拉
维钦科先生的著作权是毫无道理的。”
作家让·卡苏说：
“称克拉维钦科为叛徒毫不奇怪。战后人们枪毙叛徒，而现在却为他们
开脱。这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
前部长皮埃尔·科特议员说道：
“克拉维钦科的书是片面的，这与人们谈到美国的情况时，只提及南部
黑人的遭遇一样毫无二致。。克拉维钦科为什么不讲讲苏联的伟大成就
呢？”
被告方面最后推出的证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原子能部高级专员弗里德里
希·约里奥·居里。他首先赞赏了克洛德·摩根和安德列·维尔姆塞的勇气，
接着说道：
“我曾三次去苏联参加科学会议，并且前两次去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
从我的所见所闻，我完全可以证明克拉维钦科的书里纯粹是毫无根据的歪曲
和污蔑。他把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描写成一片黑暗，而我看见那儿的人
民幸福而快乐，热爱自己的工作，对生活充满希望。”
“你为什么要去苏联？是不是因为他们特别优待你。他们需要利用你们
这样的名人来宣传一些虚幻假象？”
这样的名人来宣传一些虚幻假象？”
著名物理学家最后说道：
“今天有人利用一些叛徒来制造人们所不希望的新的战争气氛，必须大
喝一声，“此路不通！”《法兰西文艺报》有理由挺身而出代爱好和平的亿
万人民发言，我们支持他们对阴谋者和叛徒的迎头痛击。”
1949年。。 3月。。 7日，星期三，埃兹曼先生代表原告方面朗读了第一篇辩护
词：
“经过了长达一个半月的庭审，我想法官们和听众们已经对本案有了一
个详细的了解。按照被告方面的说法，他们是在反击、批驳、揭露一个渺小
的叛徒。可就是这个被描绘为不足挂齿的人物竟然调动了一个诺贝尔奖获得
者、五位有学衔的人物、四名前部长、好些议员和两位将军，其中一位还带
着副官来反对他。他一定是有什么地方让他们害怕了，恼怒了，因此他们才
会为了这么一位小人物而大动干戈。事情的真相不言自明，克拉维钦科先生
的书揭穿了长久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谎言，因而触怒了这些不愿让事实大白
于天下的人们，所以他们要竭尽全力贬低他、诽谤他。”
接着，埃兹曼律师话锋一转，相当聪明地将被告方面证人的证词用作有
利于己方的证据。
“根据我在整个庭审过程中的记录，我发现被告方面《法兰西文艺报》
不仅在报纸上黑纸白字地诽谤克拉维钦科选择自由，而且在法庭中也公然出
言不逊，辱骂或诽谤的言词多达。。 25处，如‘无耻小人’、‘沙子’、‘尘埃’、
‘酒鬼’、‘贪污犯’、‘战犯’、‘骗子’不一而足，我在此就不一一列
举了，这些辱骂和诽谤给克拉维钦科先生造成了相当大的精神伤害，法官们
对此也亲自耳闻目睹。”
这一招确实有些出人意料，被告方面大概只顾痛快淋漓地攻击克拉维钦
科，没料到对方会将自己的过火言词记录下来作为当堂证据。埃兹曼乘此有
利形势，毫不留情地追击：
“我代表克拉维钦科先生，要求得到1000万法郎的损害赔偿。维尔塞姆
和摩根先生从这次诉讼中捞到了好处，他们在法庭门口组织了公众集会，在
会上散发了声明传单，还号召支持者们募捐。他们能轻而易举地捞到。。 1000
万法郎！ 33％的法国人站在他们一边。让诽谤者大获其利，而让被害者继
续遭受辱骂，难道这成其为公理与正义吗？如果你们想拯救法国新闻界，就
应当驱逐新闻界中的造谣诽谤者，惩罚他们，让他们为此而付出代价。”
埃兹曼颇有声势地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乔治·伊扎尔紧跟着站了起来作最后陈述：
“核实在这件案件中，对方有无伪证是我的义务。森·托马斯这个前中
央情报局官员根本就不存在，为了诽谤克拉维钦科先生本人和他的著作，《法
兰西文艺报》编造了这么一个人。这篇文章使用的是假名。”
指出被告方面的做假行为之后，伊扎尔律师开始论证克拉维钦科著作的
真实性：
“克拉维钦科先生是《我选择了自由》一书的真正作者，这一点已由我
们提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