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生物学家关于某些神经反射定位的最新发现对这一过程作出了解释说明。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就知道大脑的两个半球的功能各自不同：左半球负责语言和逻辑思维过程，而右半球掌管非语言功能。无论文化背景如何，这种分工似乎都具有普遍性。
这位日本教授试图确切说明与耳朵接收的不同强度声音有关的反射神经的定位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通过对他的日本同胞的多次观察，他发现日本人的右耳朵对某些声音起“主要”作用，这与大脑的左半球的某个定位相符。
在研究非日本人的神经反射时，他发现观察结果与前面的结论相反：在同样的条件下，欧洲人、非洲人或中国人的右耳朵起着主要的支配作用；只有讲一种波利尼西亚语言的人与日本人的反应一致。
但是最令人吃惊的结论是生活在美国的母语为英语的日本人与西方人的反应位置相同，而少数移居到日本的讲日语的西方人，他们的反应位置与日本人一样。这位研究人员从中得出结论，这种神经反射的定位不受遗传因子的制约，而是受语言环境特性的支配（在他看来，日语中数量众多的元音是一个特殊之处，足以解释其同胞的特有举止）。他认为“母语与大脑的情感机制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例子，大脑构造不是取决于遗传信息，而是取决于个体的生活经历。
第五章 生物学与教育，智力及其媒介和发展巧合的作用
长久以来，我们注意到胚胎的持续发展使人或明确或含糊地联想到原始人逐渐演变发展成为真正的人这个相当近似的事实，经典论断是这样总结的：“个体发育概括了系统发育。”通过两个截然不同的途径而同时承认了巧合在个体发育及系统发育的作用，这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第7章所作的确切说明，在新达尔文主义提出了演变模式后的70多年时间里，对多态性的蛋白质结构的观察结果使我们重新置疑这些模式。为解决这个难题，有些研究人员强调巧合在一代一代的遗传结构演变过程中的作用。物种的变化不仅仅是自然选择机制结果，它也样是纯偶然性的机制下的产物（况且我们能观察到有性繁殖就是一种让巧合参与其中的最有效的手段）。
同理，借助必然的遗传程序发展来解释胚胎和胎儿发育的理论，也因产品比制造方法所包含的信息更可观这个事实而重新被质疑。通过使偶然变化起关键作用的方法，我们找到了一个解决这一自相矛盾的办法。
在这两种情况中，事实被视为巧合在所有可能中进行选择的结果：机制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这些机制限定了各种可能的范围，但是获胜的是巧合。
这种观点可能与某些生物学家和信息论专家关于“信息的诞生以噪音为基础”的思考贴近，我们可以通过“感知元”原则阐明这一观点，所谓的感知元就是一种能学习分辨形式的机器阿特朗（H。 Atlan），《生物组织与信息理论》，埃尔曼出版社，巴黎，1972年。
。例如，在不同的人的笔迹呈现复杂多样性的情况下自动辨认字母b，除了书写形式的多样性之外，重要的是分辨出那种使某个形式具有或没有字母b的特质的结构。可以通过电子计算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电子计算机能够以惊人的速度作出逻辑判断；但是解决问题所必需的程序极其复杂。我们可以走另一条路，不需要用仪器计算也无须它作逻辑判断，这个仪器配有感知部件（几百个光电细胞），这些感知部件与处理部件相连（几百个放大器），这些处理部件又与一个能根据所接收的电流的总强度发出＋或－信号的回答部件连在一起。
“感知元 ”这个拼凑词的基本特点是初始的接合与调节范围都是偶然产生的：每个部件都与二十来个偶然选定的放大器相连，而这些放大器被一个放大率系数所调节。因此，这台离工厂的仪器什么都不会做，因为它是在没有图纸没有明确要求的情况下被制造出来的。某种程度上看，仪器的结构是偶然性的。但它有学习能力。对于这一点，我们用字母b 来表示，我们修改了放大器的可调范围，直到发出一个信号 ＋。经验表明在40次左右的试验之后，所得的答案的正确概率接近于100％。
当然，认为我们的大脑功能与感知元或者同类机器的功能相似，这过于简单化也极不恰当。中枢神经系统网的复杂性与那种由几千个部件和导线组成的复杂仪器之间没有可比性。然而，这种类似并非没有意义。这些仪器的特点除了它们的偶然性构造之外，还有部件过多、重复的特点（这么多用于分辨字母b的导线和开关显得极不均衡）；恰恰是这种重复性与偶然性的结合才赋予这些仪器一个基本能力，即学习的能力。中枢神经系统拥有数万亿的接触点，无疑十分过剩；这个神经系统很可能是根据一个带有部分偶然性的过程制造出来的，由于有了双倍数量的重复和巧合的部件，所以我们的神经系统也具有学习能力。另一方面，思考这些机器功能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不能回答下面这个常常提出的基本问题的原因：智力工具的特性中的先天部分与后天部分是什么？
先天部分与后天部分
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的感知元上来：假设连接各部件的导线的质量很差，或者工人的焊接有缺陷，电流无法通过，机器就永远无法运作。因此，机器的性能取决于制造机器过程中的条件，也就是机器的“先天”部分。但是，我们也看到必须通过连续调节形成某种结构，使机器几乎肯定地辨认出某种形式——比方说，某个字母——无论这个字母有着多么千变万化的各式书写，而在此之前，这台机器什么都不会做。因此，机器的性能也取决于它的连续经验，也就是说它的“后天”部分。
我们把机器换成大脑功能来解释也很清楚：我们的智力是以一种原始数据为基础并依赖学习而形成的；智力既是先天也是后天作用的产物。那么，自然而然地我们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先天部分是什么，后天的部分又是什么呢？我们在第2章曾读过加法设下的圈套，明了它是如何让我们的思维沿着这个方向自然而然地走入了死胡同。
当我们有可能会发现如果质疑促使我们提问的动机，这个问题就不具任何含义时，那么思考这个问题的重要含义至关重要。
我们回想一下那个基本结论：“部分”的概念只有在智力活动上的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具有可加性的条件下才有意义。如果这种可加性未经过检验，相互作用的结果必须被考虑在内。那么，分析相关参数（例如智商）的离散差不是包含有两个术语：起因于遗传因子的离散差和起因于环境因素的离散差，而是3个术语，除了前两个词语之外，还有一个补充术语，即起因于遗传因子与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离散差。
自然不会有人怀疑这种相互作用的存在：基因的作用依赖于环境，而环境的作用也取决于基因。
先天与后天在创造一个特征方面的作用，可以与表达一个语句意义的语法与词汇的作用相比较。只有在我明白“猫”、“老鼠”和“吃”这些词语的意思，并且只有在我了解表示施动者的名词置于动词前，动作涉及的对象位于动词之后的语法规则的条件下，“猫吃老鼠”这句话才有意义。离开词语的语法规则是哑巴，离开语法规则的词语没有意义。谁会想衡量一个词语和另一些词语的相对重要性呢？
同理，被隔离的基因是哑巴；无基因的环境起不了作用。
总之，我们不应再提到“先天和后天”的问题。但是在我们所处的领域里，信条总是比逻辑具有无限大的威力；我们应该料想还会经常看到一些认为基因在智力决定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专断论断，关于这个一席之地，最常引用的数字为80％。
如果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错误，那么对这样的论断提出论据相对容易一些；假设事实是基因在其中占30％或者90％，那么会就此达成一致的意见。然而这不是错误数字，它是一个荒谬的数字。假设一个人肯定地对我说，月球在离地球50万公里远的地方，我会说我认为他的数字是错误的，于是我们追根溯源，一致同意某本百科全书所指出的距离。但是，如果他声称月球距离地球1万吨远，那么我无法举出另一个数字来强调自己不同意他的说法。问题不再是数字的不确切性，而是数字的无意义性。经验遗憾地证明与无意义作斗争要比与一个错误作斗争困难得多。
第五章 生物学与教育，智力及其媒介和发展智力、智力的测定和智力的遗传性
我们曾在第4章提到过，心理学家在本学科引入了数字所带来的科学性的表象，他们努力地用不同尺度的标准解释智能，并用一个不恰当地命名为“智商”的参数加以综合概括。弗朗索瓦·雅各布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ois Jacob），《性别特征与人类的多样性》，《世界报》，1979年2月9日。曾说过，科学家做的最令人吃惊的一件事，是把一个像智力这样的多方面特性简化为一个唯一的测定值。日常用语中的“智力”一词具有不同的含义。罗贝尔词典用了好几页文字来解释该词，它有着诸如洞察力、判断力、思考能力、创造性、敏锐性等不同的能力，这些能力因每个人对智力的理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因此，在继续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谨慎一些。
这个参数的危险之一是用一个数字描述它的同时企图把它视为数字并把它运用在不同的算术运算中，而且这些运算常常没有任何意义。
当然了，我们常常使用其他的一些意义含混的数，如温度，但是我们在学习它们的定义的同时就学到了使用它们的方法。例如，我们知道温度30℃和50℃的平均值只有在考虑到两个接触的物体的特定质量和热量时才有意义。数字30和50的平均数本身没有任何含义，而把100克温度为30℃的水和200克温度为50℃的水混合在一起所得的温度（其中，热量用σh代表）则是一个完全确定的数，可以通过下面的公式计算出来：
t=（100×30）＋（200×50×σh）（100）＋（200×σh）
一个数只有在假设它有确定的意义时，换言之，如果这个数在度量一个与我们周围世界的确定特性相关的参数，才能用于恰当的算术运算。温度正是如此，但是什么公式能有效地使用智商呢？即使两个智商的平均值不可能有意义，我们还是自问用一个数来表示智商是否合理。
经过一些极其微妙但又必定为随机性的过程，有人创造出计算一个称为智商的数的方法。除了那些被观测的特征，亦即在某些实验中具体化的性能外，这个数无法测定任何其他特性。其唯一价值来自于它与个体的其他被测参数之间的关联，并且凭经验证明了这种关联。比奈的最初目标是估算学校教育失败的风险，因此他设计了一些实验并研究实验所得分数，以便得出一个可能与学校教育的成功最有关联的数字（而且他那时没有使用“智商”一词，这个词是后来才出现的）。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这个测定值是表明学校教育成功的潜在性的一个指数。为了把这个意义扩展到智力上，必须假定学校成绩代表智力，这并不荒谬，但是却极大地缩减了这个词的含义。
最诚实的态度似乎是承认除了智商外，我们有一个数，我们不知道它测定什么对象，甚至不知道这个对象是否是可确定的，但是我们可以凭经验证明它与学习教育的成功有关，因此，在我们的社会，它与社会成功有关联。我们几乎是处于观察瓶子里的青蛙的观察者的位置，他不知道为什么青蛙爬上或爬下梯子，但是他能观察到青蛙在梯子上休息的位置越高，明天就越可能有个好天气。
为了达到某个目标，就必须为计算智商付出努力：这个智商将用于某些决策。因此我们显然得谨慎小心，而这一点少有人提及；既然与一个测定值有关，那么首先应当研究这个数值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奇怪的是，心理学家们很少研究这种准确性。我们以达格达格（P。Dague），《智力的测定值》，巴黎MURS研讨会，1977年。提出并由卡利耶卡利耶（M。Carlier），《更好地使用智商概念》，摘自《智力是遗传性的吗？》，法国社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