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2-惜别:鲁迅书系- 第1部分

《惜别》　题记鲁迅与同宿舍…的6人纪念照片（图）




《惜别》　题记藤野先生像（图）




《惜别》　题记藤野先生在研究室（图）




《惜别》　题记藤野先生赠给鲁迅的照片（图）




《惜别》　题记周树人送别会纪念写真（图）




《惜别》　题记《惜别》之意图

　　　　打算从明治三十五年、　当时二十二岁的周树人（后来的世界文豪鲁迅）心中燃烧着在日本学习医学、以此重建他那到处是病人的祖国这一美好理想、作为清国留学生到达横滨写起。在他多感的眼中日本的土地映现为怎样的景象？在横滨开往新桥的火车上，眺望窗外日本风景时的兴奋，以及随后两年间在弘文学院的单纯、宁静的留学生生活。他曾经怎样爱着、怎样理解东京这座都市？不过，他对于留学生同伴们怀有近似于厌恶自我的排斥，明治三十七年九月进入连一个清国留学生都没有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此后两年间他在仙台的生活甚至成为决定了他一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受到医专两三个日本学生的恶意对待是事实，但另一方面，似乎是作为超额的补偿，他拥有了难得的日本良友与恩师。特别是关于藤野严九郎教授那比大海还深的恩爱，他在后来甚至写下《藤野先生》这篇充满感恩之情的名文——文章写道∶“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仙台镇，作为唯一的清国留学生在民间旅馆居住下来之后，他逐渐地开始理解了真正的日本的形态。正值日俄大战激烈进行之际，接触到仙台人们的爱国挚情，即使是身为外国人的他也曾数次惊异、感奋。他本是心中燃烧着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之情的俊才，但与眼前所见的日本的清洁、活泼的姿态相比较，想到自己国家疲惫的老态，心情几近绝望。但不能失去希望。日本的勃勃生机来自何处？他开始怀着异样的紧张感观察周围日本人的生活。本来，清国青年来日本留学并非认为唯有日本是世界第一的文明国，真实的想法好像是∶应当学习的依然是西洋文明，但日本已经在择取西洋文明之精粹而进行运用方面取得了成功，无须专程去遥远的西方、在近邻日本学习就能以很小的代价吸取西洋文明。二十二岁的周树人同样怀着那种想法渡海来到日本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经过各种细致观察的结果，是不得不肯定日本人的生活中存在着与西洋文明完全不同的、独自的、凛然而又难以侵犯的品格。清洁感，这在中国完全看不到的日本的清洁感究竟来自何处？那美的根源难道不是隐藏在日本家庭的深处？——他开始这样思考。或者，他又注意到日本人似乎全部没有例外地拥有在他的国家不被接受的单纯的洁净信仰（称作理想也可以）。但是，依然不是十分明白。他的思考慢慢地开始往上追溯到关于教育的敕语、赐予军人的敕谕。　这样，他终于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中国自身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也变得岌岌可危，绝不是因为中国人肉体上的疾病，显然是起因于精神的疾病，即起因于丧失理想这种懒惰、傲慢、可怕的精神疾病的蔓延。他认为为了改造此种病态精神、将其提高至中国维新之信仰，借助于美丽而崇高的文艺是最近的捷径，明治三十九年夏（六月）从医学专门学校退学、　告别了以恩师藤野先生为首的朋友以及仙台那些亲切的人们、心中燃烧着文艺救国的希望重回东京。作者打算在他气宇轩昂去东京的地方搁笔。如果仅仅叙述梗概，会出现过多讲道理的情形，那是不行的。作者打算着力于周树人在仙台与日本人的令人怀念的、美好的交往。打算让各种各样的日本男女、以及幼童（周树人曾经非常喜爱儿童）出场。作者对鲁迅晚年之文学论无兴趣，故晚年鲁迅之事一概不涉及，打算描写仅仅作为一位清国留学生的“周先生”。不卑视中国人，亦绝不进行浅薄之煽动，欲以所谓洁白、独立亲睦之态度对年轻之周树人作正确、善意之描写。所怀意图为让现代中国之年轻知识人阅读、使其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之感怀，在日本与支那之和平方面发挥百发子弹以上之效果。　　　　
　　　　——　译自《太宰治全集》第九卷。筑摩书房昭和五十二年（一九七七）出版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12月号）


《惜别》　题记青春文学名著中的鲁迅（1）

　　　　［日］藤井省三　　　　
　　　　作家创作“作家传记小说”并不多见。更何况是由理应称作现代日本“永远的青春文学作家”的太宰治（1904－1948）将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的鲁迅（1881－1936）的青春时代小说化。这可以说是东亚文学史上的一个“事件”。创作了《哥儿》、《三四郎》的夏目漱石（1867－1916），与创作了《挪威的森林》、《奇鸟形状录》等作品的村上春树（1949－　　），再加上这位太宰治，称之为日本三大青春小说家亦不为过。　　　　
　　　　《惜别》创作于日中战争末期的1945年、并且是以二十世纪初叶留学日本的鲁迅作为模特儿，这是意味深长的。在日本东北某村行医的老医生对“遥远的四十年前”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与同班同学鲁迅的交往、与任课教授藤野先生的交流进行回忆。－－《惜别》是这样一个回忆的故事。　　　　
　　　　在该小说的一个场景中，仙台医专同班同学的“我”作为叙述者在去风景名胜地松岛旅游的时候，偶然听到鲁迅在唱小学生的歌曲《云之歌》。对于当时鲁迅的歌声，叙述者“我”的评价是∶“说是跑调儿吧，或者说是什么吧，实在是糟糕。”鲁迅从少年时代起即对美术怀有浓厚兴趣，上海时代还喜爱电影，但不可思议的是几乎未曾对音乐表示过兴趣。可以说太宰治有关“鲁迅五音不全”的描写表现出了十分敏锐的洞察力。　　　　
　　　　这位在松岛展示“五音不全”的鲁迅与同班同学“我”住到旅馆里之后，随即改变了面貌－－小说叙述说“周先生（鲁迅本名周树人）一换上旅馆的棉和服，简直就像商家的少爷一样俊雅。”鲁迅在东京的住处身着和服套装端坐于榻榻米上的照片，现在在各种附有图片的《鲁迅全集》等书籍中都容易看到，但是，创作《惜别》时的太宰治大概没有看到鲁迅留学时代照片的机会。“像商家的少爷一样俊雅”的身着棉和服的鲁迅，也是来自太宰治卓越想像力的逼真的描写。　　　　　
　　　　《惜别》这样精彩地描画出虽然“五音不全”但却高傲、面带笑容的青年鲁迅，尽管如此在日本的评价却不高。造成此种情形的原因之一应当是太宰治同时代的鲁迅研究家、具有超凡魅力的竹内好（1910－1977）的酷评－－“公然无视鲁迅的文章、仅凭作者的主观想象捏造的鲁迅形象－－与其这样认为不如说是作者的自画像。”　　　　
　　　　竹内好在战争正在进行的1943年11月写完了评论著作《鲁迅》，第二个月就接到征召令应征入伍，被送往中国前线。《鲁迅》经竹内的挚友武田泰淳校对在1944年12月出版之后，遵从竹内好的愿望也送给了太宰治。另一方面，太宰在阅读了作家朋友小田岳夫相赠的《鲁迅传》以及七卷本日语版《大鲁迅全集》（改造社1936－1937）之后，“为了了解仙台医专的历史……仙台的历史”而进行实地考察，进而熟读竹内的《鲁迅》，然后创作了《惜别》。关于这一过程，太宰本人在《后记》中有如下记述∶　　　　
　　　　小田先生已经创作了《鲁迅传》这一春花一样甘美的名著，尽管如此，我还是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恰在那之前，完全出乎我预料地，竹内好先生把他刚刚出版的、像秋霜一样严厉的名著《鲁迅》惠寄给了我。〔略〕那本书的跋记载着这位支那文学的俊才似乎是从前就爱读我那不高明的小说这一让我感到意外的事实，我感到慌恐和脸红。而且，感奋于这奇缘，像少年一样鼓足勇气，开始了这项工作。　　　　
　　　　太宰在这里将小田的《鲁迅传》评为“春花一样甘美”，大概是因为该书从头到尾都是一部令人感动的伟人传记。与此相对，竹内的《鲁迅》在未做任何评论与解说的情况下单刀直入地断言“鲁迅的小说索然无味”，用“《肥皂》乃拙劣之作，《药》乃失败之作”、“我认为《伤逝》是坏作品”之类的言辞痛贬鲁迅的作品。太宰治将竹内的《鲁迅》评为“像秋霜一样严厉”，多半是交织着作为作家的对鲁迅的同情。　　　　
　　　　而且，竹内是用政治与文学的对立这一图式展开其鲁迅论。对于生存在战争状态下的竹内来说，“政治与文学”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但是，鲁迅所生活的1910至1930年代的中国的政治与文学的状况，与竹内所直面的战时日本的状况具有相当大的差异。可以说竹内好的言论作为鲁迅论是毫无价值的观念论。与竹内的《鲁迅》不同，太宰治是“像少年一样鼓足勇气”，“不卑视中国人，也不进行浅薄的煽动，用所谓洁白的、独立亲睦的态度对年轻的周树人进行正确的、善意的描写。”如果太宰在九泉之下读到竹内“仅凭作者的主观想象捏造的鲁迅形象－－与其这样认为不如说是作者的自画像”这一批评，也许会原封不动地将这一批评全部交还给竹内吧。　　　　
　　　　但是，以太宰“像秋霜一样严厉”这一对竹内《鲁迅》的评价为据，太宰从竹内《鲁迅》“受到强烈冲击”的神话形成了。例如，奥野健男（1926－1997）为新潮社文库本《惜别》（1973）写的解说中就有如下记述∶　　　　
　　　　知道了不同于自己、即自己无法拉近的鲁迅形象，明白了以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为基础形成的小说世界的失败。可是，战争结束前将任何事物都用于小说创作的观念是“农民式的执拗”。于是也把竹内好的鲁迅拉向自己身边，借鲁迅创作了内容并非鲁迅而是太宰治本人自我表白的故事。


《惜别》　题记青春文学名著中的鲁迅（2）

　　　　此外，《惜别》曾为“战争协力文学”这一事实也影响到对作品的评价。小说出版是在日本战败第二个月的1945年9月，但就象尾崎秀树指出的，该作品是以大东亚会议（1943年11月）共同宣言所谓的“大东亚各国互相尊重对方的自由独立……确立大东亚之和睦”为据、接受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与资助金而创作的（参阅《旧殖民地文学之研究》。东京·劲草书房1971）。　　　　
　　　　战后，太宰治创作了《斜阳》、《人间失格》，1948年殉情自杀。与此不同，竹内好致力于鲁迅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相继出版了《世界文学手册·鲁迅》（1948）、《鲁迅杂记》（1949）等鲁迅论著以及《鲁迅评论集》（岩波书店1953）、《鲁迅作品集》（筑摩书房1953）等翻译作品，其鲁迅阐释甚至被称作“竹内鲁迅”。不过，在此期间竹内的鲁迅论也发生着显著变化。例如，围绕鲁迅的代表作《狂人日记》，战争中曾有该作品的价值并不在于用口语创作或反封建的主题之类、而在于“依靠这个稚拙的作品某种根本性的态度被确立”这种评论，但是，在1966年的《鲁迅作品集》解说中，这种“回心说”完成了向“这是根据鲁迅的根本性主题、并且是最大的主题－－即暴露中国社会的旧制度、特别是家族制度以及作为其精神支柱的儒教伦理的虚伪－－而创作的作品”这种观点的大转变。　　　　
　　　　可以认为，在竹内好的鲁迅论发生这种质变的过程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即所谓人民革命的成功给与了很大影响。在近代世界历史中，日中两国曾经是共同学习欧美、致力于国民国家建设的竞争伙伴，但到了甲午战争（1894）之后，在现代化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日本摹仿欧美的殖民主义开始进入中国，最终经过“九一八事变”导致了日中战争这种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后，战败国日本在1952年恢复独立之前被置于美国的占领下，而在中国，经过国共内战共产党赶走了国民党，建立了“玫瑰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战前的“先进日本·落后中国”这一图式发生逆转，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众多日本人的眼中闪耀着光芒。以竹内好等中国文学研究者为代表的许多日本人对人民共和国抱着过度的期待，赞美社会主义中国。这也是对半个世纪间的蔑视与侵略之历史的逆反。　　　　
　　　　从那之后以至于晚年，竹内好又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