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了出来。忽然想起在松岛他唱的“云啊，云啊……”，
“那日本的净琉璃呢？”
“那个我并不讨厌。与其说它是音乐，不如说是Roman（德语，“传奇故事”之意）。或许因为我是俗人吧，比起高尚的风景呀、诗呀，我更喜欢平民的平易的故事。”
“也就是说，比起松岛来，你更喜欢松岛座了？”尽管我是乡下人，却总能在周先生面前轻松地开玩笑。“这阵子仙台很流行无声电影，你喜欢吗？”
“那个嘛，在东京我也看过，我感到有些不安。把科学用于娱乐是很危险的。说到底，美国人对科学的态度是不健康的。是邪恶的。快乐不该是使之进步的东西。以前在希腊，不是有个音乐家因为发明了增加一根弦的新式琴而被放逐了吗？支那的《墨子》一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有个叫公输的发明家，把用竹子做成的鹊拿给墨子看，得意地说‘把这个玩具放向空中可以绕飞三天’。墨子沉着脸说，还不及木工做的车轮，并让他扔了那个危险的玩具。
我认为叫爱迪生的发明家，是世界级的危险人物。有许多原始形式的快乐。由酒发展成了鸦片，支那变成什么样了呢？爱迪生各种各样用于娱乐的发明，不会变成与此相似的结果吗？我很不安。今后的四五十年里，爱迪生的后继者们不断涌现，这样一来，世界就会走向快乐的尽头，我们眼前将会展现一副难以想象的悲惨的地狱之图。如果这仅仅是我的杞人忧天，那就太幸运了。”
一边说着这样的事，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油腻的炸荞麦，然后，我们离开了东京庵。至于是谁付的帐，自己有没有遵从津田君的劝告，这些，我现在都记不起来了。那天晚上，我决定把周先生送回荒町的住处。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有月亮。同样不喜欢欣赏风景的两个人却好像很关心月景。
《惜别》 第二部分采取革命的手段（4）
“我从小就喜欢看戏，”周先生静静地说。“我现在还记得，每年一到夏天，去妈妈的故乡，从妈妈的娘家坐一里地的船就能到演社戏的地方。……”
天黑后，乘着蓬船在两岸都是豆麦的河上通过，都是没有大人跟着的孩子，年龄稍大的孩子轮流划船。月色朦胧在河的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兽脊似的，远处的渔火闪闪烁烁，此时又不知从何处传来了忧伤的短笛声。戏台屹立在河边的空地上，周先生他们泊了船，在船上眺望好似梦幻般的五光十色的小戏台。台上，有个长胡子的老生，背上插着四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在打仗。
小旦出场了，正用尖尖的声音唱着，忽而一个红衫的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鞭打起来了。不一会儿，船返航了，月亮还没落，河面越发亮起来，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宛如火柴盒般大小，热热闹闹的。
“月色好的夜晚，我常常想起这一幕。这可能是我唯一风流倜傥的回忆。像我这样的俗人，沐浴在月光下，也变得有些sentimental（德语，“多愁善感”之意）起来。”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去学校。我希望能见到周先生，和他聊天。说真的，像我这样游手好闲的人，与津田君的预言正好相反，非但没有留级，而且还能从学校毕业，想一想完全是周先生的功劳。不，周先生，还有另外一个人。我对藤野先生的崇敬之情也催我奋起，使我从留级生的困境中被拯救了出来。
我记得是在那个月夜的四、五天后，仙台下了第一场雪。我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把周先生拉到我的宿舍，坐在火盆旁边，我们一边吃着包子一边聊天。这时，周先生的脸上浮现出了微妙的笑容，他从包里拿出一本笔记递到我面前。我一看，是藤野先生的解剖学笔记。
“打开看看。”周先生笑着说。
我翻开一看，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每页几乎都是红色的、用红笔细细地改过了。
“改得真多啊！谁改的？”
“藤野先生。”
我恍然大悟。似乎明白那天藤野先生自言自语地说“不言实行”的意思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很久以前。从上课的第一天开始。”
周先生更加详细地对我讲了事情的经过：藤野先生最初的讲义是解剖学的发展，大约过了一个礼拜，大概是星期六，先生的助手来叫周先生，到研究室一看，先生像往常一样被一群人骨包围着，微笑着问道：
“我的讲义，你能记下来么？”
“嗯，我想争取记下来。”
“记得怎么样呢？把笔记拿给我看看吧！”
周先生把笔记拿去后，先生就把笔记留了下来，过了两三天，先生把笔记还给他时，对他说：“从今以后，每周都把笔记拿给我看吧。”
周先生打开先生还给他的笔记后，吓了一跳。笔记从头到尾都是红笔字，不仅把许多落写的地方都规规矩矩地填好了，就连语法错误也一一订正了。
“从那以后，每周如此。”
周先生和我沉默着对视了良久。学习吧！无论有什么事，都要来听藤野先生的讲义。就这样，在无人知晓的人生的一隅，这种默默的不言实行的小善，不正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珍贵的珠宝吗？这件小事，就连只是旁观者的我都被打动了。以前的那只懒惰的鸟，从那以后也开始努力学习了，并因此很顺利地拿到了医生资格证。可以说，正因为此，我才能像现在这样继承祖辈的家业吧。
那以后，藤野先生也始终默默地亲手修改笔记，从未间断过。在我们第二学年的秋天，因为笔记，发生了一件不太愉快的事。但那是后话了，总之，从明治三十七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春天，对我来说，在许多意义上，都是充满干劲儿的时期。日本就要开始对旅顺的总攻击了，国内形势十分紧张。我们这些学生，为了防止日币外流，不穿羊毛服了，改穿棉服，讨伐戴金边眼镜的人，或者，称作战前生活，开一种忍耐会，还不时举行未明雪上行军，士气越来越盛，好像对旅顺的陷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终于，明治三十八年元旦，旅顺陷落了。第二天，手拿着旅顺陷落号外的仙台市民沸腾了。胜了。终于胜了。不知是新年的祝贺还是胜仗的祝贺，人们一味地说着“恭喜了！恭喜了！”甚至到平时不大亲近的人家去，不要命似地喝酒。4号晚上在青叶神社院内点燃了篝火。5号是仙台的祝胜日，这天早上十点，以爱宕山上的一声礼炮为信号，全市的工厂都拉响了汽笛，市内各派出所的警钟以及社寺备用的梵钟、钲太鼓，无一不被敲响，那架势就像是要把一切都敲碎一样。同时市民也都到户外各自敲着金盆、白铁罐、大鼓，并且一起喊万岁，呈现出全市轰鸣的壮观景象。那天晚上，有各学校联合的提灯队。我们每人发了一个提灯、三根蜡烛，一面连呼着“万岁、万岁”，一面在仙台市里结队游行。异国的周先生，好像跟往常一样是被津田君拉着出来的，他微笑着和津田君并肩提着灯走着。我和津田君倒不是不和，不过总觉得从那次以后关系便不太融洽。即便是在教室碰面，也只是互相轻轻地点个头而已，互诉衷肠的事从来不曾有过。只有那个晚上，我极其自然地向津田君搭话说：
“津田君，恭喜了。”
津田君也情绪极好地说：“哦，恭喜了。”
“多有得罪了。”我顺便为平素不说话的失礼向他道歉。
“不，是我该道歉才对。”外交官的侄子到底老练圆滑。“那天晚上我醉过了头，说那样的话，太不应该了。事后，我被藤野先生批评了。”
“什么事呀？”周先生插嘴问道。
“没什么，津田君请客吃了鸡肉还喝了酒。”我含糊地岔开了。
“不仅如此。”津田君说了一半、忽然变了腔调说“你对周先生还是什么也没说吗？”
“嗯。”我点了点头，给津田君递了个眼色暗示他什么也别说。
“是吗？”津田君大声说：“你这家伙真是好人。虽然向藤野先生告状很不像话，不过那确实是我不好。好吧，喝酒！今晚咱们三个再吃鸡肉吧！万岁！”
津田君好像已经有几分醉意了似的。
我痛切地感到在战争中，即便对手是你的朋友，也要取得绝对的胜利。胜了，真好。津田君所说的外交上的深谋远虑什么的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津田君仍是个爱国的好青年，这点没有变。那天晚上，他用小得周先生听不见的声音对我说，他两个月之前听说了巴尔切克舰队出发在即的消息，于是很担心日本没有攻下旅顺时，那个舰队来袭击日本，便开始觉得每个人都很可疑，而这时周先生一个人悄悄去了松岛，他便怀疑周先生是俄国的侦探，要测量松岛湾的深浅，并把俄国的舰队引到这儿来，企图消灭整个仙台市。——总之，在那个刚刚攻陷旅顺的乱糟糟的夜里，他对我说了这些话。我听到后惊呆了。但都已经无所谓了。我们已经胜利了，无所谓了。那天晚上，我深切地思索着：战争一定要胜利。战况一旦不利，就连相信朋友也变得很困难了。民众的心理原来是那么地不可靠。小而言之，是为了防止国民日常伦理道德的动摇；大而言之，是为了发扬藤野先生所谓的“东洋本来之道义”，因此，战争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也要胜利。
《惜别》 第三部分身为异国人的周先生（1）
旅顺这个要塞一陷落，日本国内，夸张点儿说，就像天上的门打开了一样明亮得刺眼。那年的新年歌会天皇作了首俳句：
富士山巅，旭日柔和
新年的天空，那份悠闲啊
那时的日本，举国上下，好像已经打败了俄国一样。正月的月末前后，专制统治下的俄国爆发了内乱，俄国失败的色彩更加浓厚。日本军队以破竹之势分别于三月十日和五月二十七日，取得了作为日本国民难以忘怀的陆海军决定性的大胜利，国威大震、国民也概气冲天。这次日本的大胜利，给身为异国人的周先生带来了我想象不到的强烈的冲击。
周先生来到日本，直觉到横滨与新桥之间的窗外的风景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清洁的秩序。东京的女人们系着红色吊衣服袖的带子，头戴崭新的白毛巾，沐浴着朝阳，用掸子掸拉门的可爱的姿态正是日本的象征。在那个松岛的旅馆时，周先生便预言：这场战争，日本一定胜利，这样生机勃勃的国家不可能失败。而这次的胜利恐怕比周先生预想的更加辉煌地摆在了他的面前。我看到他惊呆于日本的不可思议的力量。
以旅顺的陷落为转折，周先生开始重新研究日本。据周先生讲，那时支那青年来日本学习，并不是由于倾慕日本固有的国风、文明，只不过认为在邻近的国家也能直接学习西洋文明、从这种一时的便宜主义出发才选择了日本。周先生开始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日本的，但很快发现这个国家出乎意外地紧张，预感到这里有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存在着，又看到堂堂的当时世界一等国家俄罗斯也被日本所降伏，更让他坚信了自己的想法。这回他不仅仅看汉译的明治维新史了，而是直接买了许多日文原版的历史书来读，似乎是要对自己以前的日本观做重要订正。
“日本具有国体实力。”周先生叹口气说道。
这好像是一个极平常的发现，可是，在这贫乏的手记中我却想在这里倾注全力、大写特写。日俄战争中，日本大获全胜，在这件事情的刺激下，周先生得到的这个发现，给他的医学救国思想很深的打击。我认为这是他改变其人生方向的最初原因。他开始说：“明治维新并不是兰学者推动的。”维新思想的源流还是国学，兰学只不过是在路旁开的珍奇的小花而已。德川幕府二百年的太平，诞生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在文艺发达的同时，触及遥远祖先的文艺思想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并开始进行认真地研究。而这时，德川幕府也渐入政治上的倦怠期，内不能挽救百姓的贫穷，外不能抗衡各国的威吓。就在国家面临崩溃危机的攸关之时，远祖思想的研究家们一起站了出来，指出了救国的大道：国体的自觉、天皇亲政。天祖最早开创了国家基业，到了神代将基业传给了神武天皇，万世一系的皇室俨然地治理日本靠的正是神国人民的自觉。这成为了明治维新的原动力。将军庆喜公认为：不依据这种天地公道，救国别无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