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里”的车站。“日墓里”三个字，正好切合了自己当时的忧愁，差一点儿没落下泪来。之后不久又路过了叫“水户”的车站，这里是明末义士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回忆起这位Wandervogel（德语，“候鸟”之意）的老前辈的悲壮情怀，多少得到了些勇气。我终于到达了仙台。
早听说仙台是日本东北最大的城市，可到了一看，不过只是个不足东京十分之一大的小城市。这里人们说的话，虽然不是完全不懂，但和东京话比起来，语调很硬，有很多难懂的地方。仙台的市中心确实繁华，有像东京的神乐坂那样的风情，但是作为城市整体来说，总有些分量不够的感觉，让人觉得如果要把仙台作为日本东北地方的重镇，似乎它的实力略显稀薄。反而是再北面一些的盛冈呀、秋田一带，似乎是郁结了东北地区的丰厚实力。但仙台用所谓文明开化的表面威力压制住了它们，有种哆哆嗦嗦地称霸的感觉。
据说仙台是一位叫伊达政宗的大名开拓出来的。在日本，der stutzer（德语，“好打扮的人”之意）的装腔作势的人被称为“伊达者”，我有些怀疑这“伊达者”是不是由嘲笑仙台的这种浮华的风气而得名的，仙台给我的感觉似乎有些毫无意义地冒充都市风情的倾向。总之，尽管一点儿自信都没有，却要拘泥于保持东北地区第一的体面，自认为是“伊达的城市”。但是，如您刚才所说，对于一个刚从北方腹地来到仙台的人来说，这片土地的文明开化，看上去是豪华绚烂的。于是，惊叹、顺服于此也是很自然的事。这也正是仙台的开山鼻祖政宗公为了雄霸整个东北地区而采用了一些政策的目之所在。由此，仙台便形成了传统的风气，即使是维新已经过了三十七年以后的今天，尽管对于自身的内容空洞感到惶恐不安，但仙台还是无法抛弃田舍绅士的气派。
尽管说了这许多坏话，自己对仙台是绝对没有敌意的。地方产业匮乏的都市大多是在这种可悲的“气派”中生存的。也许是自己这一生最重要的时期要在仙台度过的原因吧，所以不知不觉很用心地对这个城市的性格进行了思考，想试着列出这样那样的不满的地方。不过，这种风气下的城市，也许对做学问反而是个合适的地方。
事实上，自从来到这个城市以后，自己的学习很顺利，可能是物以稀为贵吧，据说我是仙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清国留学生，因此很受重视。这正像您所说的，即使是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鸟，如果单独停在一棵枯枝上，它的姿态也并非不美。那漆黑的羽翼，看上去也是闪烁着光辉的。
学校的先生们就像是对待重要的客人那样善待我，有时我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了。对我来说，能得到大家这么多温情，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他们肯定是过高估计了我这只枯枝上的鸟了。我在感激的同时，也有种不安，觉得辜负了他们的好意，会很对不起他们。同年级的同学们也好像很稀罕似的，早晨如果在教室里看到我，他们大多都向我微笑，坐在邻座的学生，还主动借给我刀子呀、橡皮呀，这类的东西。这当中，有个从东京府立一中来的有些高傲的高个子学生，叫津田宪治。他似乎对我特别关心，经常这样那样地嘱咐我。什么“领口脏啦，快拿去洗”呀、“该买双下雨时穿的长靴”呀，连这样衣服的事情都关照我。最后，甚至来到我的宿舍，说住这个地方不行，劝我搬到他那里去住。
我住的地方，在米袋锻冶店前街的宫城监狱所的前面。离学校近，吃的也不错，对此我非常满意。可是，津田君却说我住的这个宿舍还兼送监狱囚犯的饭食，这样不行。所以他几次三番地告诫我说：你是清国留学生的秀才，和犯人吃同一个锅里的饭，不仅是你一个人的面子问题，也伤害了贵国的体面。所以必须尽快搬走。”尽管我常笑着说自己一点儿也不介意，但他还是执拗地认为我是客气，“听说支那人最重视面子了，不介意和犯人同吃一个锅的饭，那是假话吧。赶快从这个不吉利的宿舍搬到我那儿去吧。”尽管说这些话时，他表情严肃，内心也许正在笑话我也说不定。虽然我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不管怎样，拒绝朋友的好意而让他生气是得不偿失的，无奈之下，我搬到了津田君在荒町的住处。
这回离监狱倒是远了，可饭菜就不像以前那样好了。每天早餐都有“芋梗汤”，所谓的“芋梗汤”其实就是把生的芋头捣碎成的泥糊状的东西，很难下咽，对此我感到非常苦恼。一天早晨，津田君来到我的房间，见我桌上剩着芋梗汤，便问我为什么不吃这个，还说芋头营养丰富，必须要吃，把它拌到调料里充分搅匀，就会出来香甜的泥汁了，把泥汁浇到饭上就可以食用了。此后，我每天早上都得把它拌到调料里搅匀然后浇到饭上吃。那个人绝对不是坏人，但我对于他的过度热情总感到无话可说。对津田君的这种照顾，除了当时觉得有点痛苦之外，事后并没有任何不满。
《惜别》 第二部分格格不入的感觉（3）
一切都很顺利。或许可以说是无比幸福。学校的讲义无论哪科都很新鲜，我感到自己一直以来的宿愿终于就要实现了。这当中要数藤野先生解剖学的讲义最有趣。本来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讲义，但从中还是能反映出这位先生的人格的。不仅是我，其他的学生也都兴趣昂然地听讲。听上一学年因不及格而留级的学生说，藤野先生衣着邋遢，来学校还经常忘记扎领带。到了冬天还经常穿一件盖不住里面夹衫的短旧外套，总是冻得哆哆嗦嗦。一次乘火车时，先生还被乘务员疑心是小偷，于是向全体乘客喊到：“最近车上出没小偷，请大家注意。”
总之，藤野先生好像有很多有趣的轶事。但他心气高洁，他的讲义细心而且含义深刻。在这点上，先生是十分脱俗的。班上的一些捣蛋帮的学生们总是想捉弄先生似的，在先生讲课的时候，即使是没有什么可笑之处，也能“哗……”地大声笑出来，所以教室里总是很热闹。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先生略有些驼背，两个臂弯里夹着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书走进教室，把这堆厚厚的书往讲台上一撂，然后用非常缓慢的语调说：“我叫藤野严九郎……”话音刚落，先前的那些捣蛋帮们“哗……”一下子大笑起来。不知怎的，我忽然觉得先生很可怜。第一堂讲义是日本解剖学发展史。先生拿来的大大小小的书，都是过去到现在的日本人的有关解剖学的著作。杉田玄白的《解体新书》、《兰学事始》等等也在其中。之后，先生用他特有的缓慢语调叙述了玄白们在小冢原刑场解剖犯人尸体时的紧张心情等等。这第一堂讲义像是在暗示我的前途并且激励着我，给了我很深的触动。现在，我的志向用一句话就能概括：成为支那的杉田玄白。只有这个。成为支那的杉田玄白，点燃支那维新的烽火。
在那松岛旅馆，当时二十四岁的留学生周先生对我大致讲述了上面这些事情。当然，并非周先生在那天夜里一个人这样长时间地按照先后顺序讲演清国的现状与自己的身世等等，而是将其稍微喝了点酒之后与我谈到凌晨的各种事情组合起来，又多少补充了我后来得到的知识，像上面这样归纳起来的。
总之，那个晚上，听了周先生的告白，我相当感动。他并不是像我这样，仅仅因为父辈是医生，便怀着作为长子的我也应该当医生的这种随意的心境，来医专上学的。我对这位不远万里来到这儿的人感到无比钦佩。不仅因为他所说的深奥的事情，还有他那坚定的信念。我对这位异国秀才充满了尊敬，非常想帮助他达成他崇高的目标。尽管帮不上什么忙，但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当时澎湃着这样的义气。
周先生说我很像他的弟弟，而我只有在跟他说话的时候，才能产生把自己从土话的苦思焦虑中解脱出来的秘密的喜悦。正是这个原因使我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可是，没有必要一一列举这样的理由，用俗话来说，是一种“投脾气”的小奇迹，偶然发生在了不同国籍的人之间。在日本三景之一的松岛岸边，在两个孤独者之间，产生的没有任何意图的、大大方方的友情，却受到了不可思议的干涉。也许这种纯粹两个人的、无忧无虑的友情，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允许存在的，它一定会受到第三者的牵制、猜疑或嘲笑。
在松岛的旅馆里，我们无拘无束地谈笑，第二天清早，又一起坐火车回到了仙台。
“那么，明天学校见！谢谢了！”
“不，是我说谢谢了才对！”
我们都非常感谢这次意外的愉快的小旅行，互道珍重后分开了。
第二天一早，我为了能再次见到这位新朋友，起了个令借宿那家人感到吃惊的大早来到学校。可是校园里、教室里都没能见到周先生的身影。那一整天，我索然地听了许多讲义。由于我没有周先生那样远大的志向，所以这许许多多的讲义并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难得之处，也没让我觉得有什么新鲜感。那天我头一次听了藤野先生的讲义，也并没有像周先生所极力赞扬的那样有意思。
正好当时藤野先生的讲义刚结束了骨学总论，开始讲骨学分论。先生把与人等身大的躯干骨标本放在旁边，就像它是自己亲生父母的骨骼一样，一边抚摩着一边进行极其详尽地讲解。说他负责呢，还是说他太认真呢，像我这种急性子的人总觉得烦琐得让人受不了。后来我才知道解剖学本身就是一门繁琐的学问。可尽管如此，藤野先生那反反复复的详细解说还是让人无法忍受。他当时扎着领带，不过一点儿也不风流倜傥，脸黑黑瘦瘦的，有一种很严谨的感觉，铁框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毫不松懈地巡视着四方。不要说亲切了，我觉得他比任何先生都严厉。
尽管如此，还是像周先生说的那样，坐在教室后面的捣蛋帮们会因为毫不起眼的事而突然爆笑起来。但据我观察，这些留级生在听这种极其认真的讲义时，因为感到压力，反而要虚张声势，那表情仿佛在说“让我们这些老生听这样的讲义，不是太可笑了么？新生们，不用那么紧张。”像进行示威活动一样，让人不免怀疑这些老生全是藤野先生的解剖学没及格，为了怄气，才故意在课堂上捣乱的。
总之，藤野先生的讲义，绝不像我想像的那样令人振奋，而是近乎于痛苦的、正经的、没意思的东西。当然，这种痛苦的感觉在我可能尤其强烈。这样说，是因为先生在讲课时十分注意自己的语言，想到自己在改正家乡土话时，也是相当的辛苦，所以对别人的这种心情才能寄予敏感的同情。大概因此我才感到特别痛苦吧。
先生是一口浓重的关西土话，尽管为了掩盖似乎是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但是，连外国人周先生都能听出那种特别的语调，那么可想而知，讲课的时候依然是羼杂着关西土话的。这样看来，后来这位藤野先生与周先生、我三个人结成的亲密同盟简直不过是日语不标准者气味相投的结果，这样一说心中凄惨起来，但是，那也许是太不严肃的推论。
当时，我非常在意自己的农村土话是事实，这成了我当初和周先生相逢并产生共鸣的契机。我不厌其烦地说明这一点是因为我一点儿也不想否认它。但是，到了后来，我们并不是仅靠着这样一个卑俗的理由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其他更为高尚的理由在哪里呢？其实，我也并不很清楚是什么？一言难尽。总之，“投脾气”这种说明用在周先生和我这样的年轻人身上倒是比较自然，可是，我们两个人的交友，如果再加上藤野先生的话，用“投脾气”这种失礼的俗语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了。
事实上，在那之后，我们三人的同盟中有过对于超越日语不自由小组之观念、超越“投脾气”的某种宏大之物的信任和追求，但此种宏大之物为何物？我实在不太明白。是所谓的互相尊敬？是邻人爱？或者应当叫做正义？不，我觉得是将那各种心情全都包含在内的某种隐隐约约的、更大的东西。或许，藤野先生常说的“东洋本来之道义”与其相符。实在是不太明白。
我竟从藤野先生的关西土话发展出了这种奇怪的议论，总而言之，我们后来结成的同盟，并不是日语不自由小组的同盟。如果仅仅被这样认为，是十分遗憾的。我们同盟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对于它的判定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大概只有依靠哪位思想家的意见了。我现在能把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