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我们吃穿，接受文化教育，母亲安慰女儿初潮别紧张，父亲告诉儿子遗精很正常，我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有爸妈撑腰，但这些我们一辈子也偿还不清，顶多给点利息。这些都不是我生活的动力，我的生活没有支柱，我是一面无杆可挂的旗子，只能任风摆布
。
这段时间，我的幸福就是周五下班路上花5块钱买本小说，回到家不紧不慢地吃完饭，再看会儿电视后，把窗帘拉上，台灯打开，该撒的尿撒了，然后钻进被窝看小说，看困了算，一觉天亮。
回到家，我总抱怨工作没劲，爸说你才上了几天班就烦了，我和你妈工作了一辈子都没抱怨过，你现在回家吃现成的，我那时候还要负责做一大家子的饭，你们现在有电脑了，可以玩游戏、上网，我们那时候有个屁，除了桌椅板凳，就是一杯茶水和两张报纸，三十多年了，我们还不是照样过来了吗。
是呀，他们那时候没有网络，每天都是怎么过来的，坐着发呆，站着唠嗑，还是尽心社
会主义建设？真是一代人一个活法儿。
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过去，一天的生活从早上睁开眼去上厕所开始，到睡前再上趟厕所结束。
一个周末，在家呆得甚是无聊，好不容易熬到了吃晚饭，吃完后爸点上一根烟说：一会儿你把碗刷了。我撸起袖子，走进厨房，看着眼前的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心想，真他妈没劲，但这就是生活。
非典肆虐，患者有增无减，人心惶惶，天下大乱。
老板终于实行了人性化的弹性工作制度，每人每周值班两天，其余时间呆在家中，不准乱跑，咳嗽发烧立即拨打120。
我心中窃喜：一周歇五天干两天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饭馆取消了四人以上的大餐桌，毕业生们无心再吃散伙饭，幸好我不是今年毕业，否则该多郁闷。毕业本是一次生离死别的过程，许多人这辈子难得再相见，即便上学时候形影不离，好在我们毕业那年可以大吃大喝，肆无忌惮地抱头痛哭，现在除了豁出命去，散伙饭的壮观景象已难得一见，大家总不能带着口罩，吃着泡面，端起一杯板蓝根互相干杯吧。
非典这么严重，闹得我哪儿也不敢去，闷在家里混日子。我又在网上碰到茶杯里的叶子。
她：好久不见，我以为你得非典了。
我：你就不能盼我点儿好吗。
她：最近忙什么？
我：忙着生活。
她：同志辛苦了。
我：你的生活好像挺滋润，傍了大款吧。
她：蒙对了。
我：！！！
她：这么多感叹号是什么意思？
我：真的？
她：骗你干嘛，我现在养尊处优。
我：我们劳动人民和你不是一个阶级。
她：有工作了？不是社会寄生虫了？
我：瞎干呗。
她问我在什么公司，我如实回答，反正公司这么多人，她知道我是谁。她问我上班都干什么，我就把公司网址发给她，说这里面涉及到的我们都干。过了一会儿，她说在网站上看见公司的全家福了，问哪个是我。
其实我根本就不在这张照片上，拍摄的时候，我正好去了湖北那个发大水的县城。
我故意把照片上最丑的男人说成就是我，这样见面后才不会让她失望，果然引来她的诧异：啊，你长这样呀！
我说其实我本人比照片上帅多了，她说甭解释，照片上的形象已经比她预想的好许多了，我说，我靠，你把我想成什么样了。
我问她长什么样，她说你想知道可以和我见面呀。我正求之不得，早就想看看能傍上大款的姑娘长什么样了，万一哪天我成了大款，也有个思想准备。
我说你不怕传染非典吗，她说你要怕那就算了，我说我不怕，我戴口罩去。
我们约好在北太平庄的一家茶馆见面，标志是我把一包中南海放在桌上，而她的面前会摆上一杯白水，里面没有茶叶。
大家都不敢出门，街上没有几辆车，交通顺畅，我比约定时间提前二十分钟到了茶馆，北京如果老这样就好了。
为谨慎起见，进了茶馆我依然没有摘掉口罩，也没有把中南海放在桌上，而是随手从书架上抄了一本旅游杂志，心不在焉地翻看。茶馆里还有几个人，一定不是她，这几个人是男的，而且岁数也都不小了。
时间快到了，我开始留意每个进入茶馆的客人。有人进来，有人出去，但没有她。幸好几个单身男士也在等人，我可以夹在他们中间滥竽充数，也幸好没人桌上放着中南海，要不她一会没准儿就张冠李戴了。
这时，进来一个穿T恤衫的女孩，戴着口罩，举目四望，像在找人，我赶忙装作看书的样子，用余光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她看了一圈，没有发现要找的人，便在我斜前方坐下，与我面对面，仅从眉宇间看，她的模样还不错。服务员拿着茶单走过来：小姐，您喝点儿什么茶？她说：一杯白水。
是她。
白水上来了，她并没有摘掉口罩，只是看了一眼表，或许在埋怨我不守时。其实我早到了，你要是摘去口罩，露出真面目，样子不太难看的话，我就跟你打招呼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表现出不耐烦，我也等不住了，心想把烟掏出来算了，但就在这时，她摘掉口罩，喝了一口水，我发现她居然是潘娜。
我不相信会有如此巧合，就掏出手机，拨打了茶杯里的叶子在网上留给我的电话，同一时间，潘娜的手机响了，她接听：你怎么还没到，我已经在茶馆里了。
声音从我的斜前方和手机中分别传入我的耳朵，真真切切。
北京，这个人口上千万的城市，还是太小了。
我挂掉电话，掏出中南海放在桌上，摘掉了口罩。
第十二章 邂逅了
潘娜看见了我，惊惶失措地撞翻了那杯白水。
我走过去，在她对面坐下：“原来如此。”
潘娜立即恢复了平静，说：“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我说：“更出乎我的意料。”
潘娜掏出一包七星，点上一根说：“想知道更多故事吗？”
“想！”我说，“你都学会抽烟了。”我给她点着火。
我对女孩抽烟向来反感，不是因为男尊女卑，只许男人干，女人靠边站，我是看不惯她们抽烟时候比男生还猥琐的样子。
上大学的时候，学校有几个女生抽烟是出了名的，有一次我没带火，就跑到楼下挨个儿问过往男生谁带火了，都摇头，这时过来一个女生，说你怎么不问我呀，然后掏出打火机，给我点上，火苗还挺蹿，差点燎了我的眉毛，我看见她点火的手已经白里透黄。点着烟后，
我说谢谢，她嘴一咧，微笑着说不用谢，让我看见了两颗黄澄澄的门牙。
后来我经常在教学楼下面碰到她，都是课间的时候，她也下来抽烟。我通常在墙上把烟头撵灭，而她只需拇指和食指用力一撵，烟头便被掐灭，她能将烟头弹到二十米远的地方，而且指哪儿打哪儿。每抽完一根烟后，她都要深吸一大口气，鼻腔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吸上一口浓痰，含在嘴里，并不着急吐出去，先后仰身体，直到上半身和地面接近平行，才摆动腰肢，奋力将其向很远的地方吐去，如果她在楼顶做此动作，这口痰能穿越食堂上空，飞出校园。
此刻，潘娜抽起烟来却婀娜妩媚，烟卷夹在她的手中，仪态端庄，落落大方，一看就烟龄不短了。
高考分数公布后，潘娜知道自己的成绩即使连外地的学校也考不上，就哭哭啼啼地跑回家，进了家门，看见她爸依然和她上次看见的那个年轻女人在一起，还被她爸叫到跟前，让她管这个女人叫妈，还说：娜娜，我和你的新妈妈今天登记结婚了，正好你也放假，我们准备明天带你去越南旅游，然后转站新马泰，你收拾一下东西吧。她爸这几年做生意挣了些钱，否则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年轻漂亮的新媳妇，却自己二婚还带着一个十八岁的孩子。
这个消息让潘娜暂时忘记了高考失利的痛苦，意识到自己面临着更严酷的窘境，也使得她快速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潘娜抽了一口烟说，让我管一个大不了我几岁的女人叫妈，笑话！
潘娜继续说，当晚我把用得到的东西统统装进行李箱，那个女人要帮我收拾，我说不用，你还是管好我爸吧，她居然说我真懂事。我一共装了两个行李箱，爸说虽说去越南也算出国，可半个月就回来，你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我说我喜欢，爸也没再多问，他还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
潘娜又叫了一杯白水，喝了一口，接着说：
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机票是先到南宁机场，然后再转签河内。到了南宁，机场广播因为河内大雾，班机将延时起飞，于是我爸就说先去餐厅吃饭，我说不饿，让他俩去吃，我在候机厅等着，因为机场餐厅按人数有最低消费，爸就没再强求，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去享用了。
我趁机取出自己托运的行礼，找了地方寄存，然后站在机场玻璃窗外的树后看着他们的反应。半个小时后他俩从餐厅出来，发现我不在了座位上，起初爸还不以为然，好像以为我去上厕所了，但是，等了十分钟，他们开始左顾右盼，东张西望了，那个女的进了女厕所又出来，对我爸摇了摇头，显然是去找我。
然后他们去了服务台，不一会儿广播传出声音：北京来的潘娜小朋友，你的家人在3号登机口等你，听到广播后请立即到3号登机口，你的父亲在那里等你。
真可笑，居然叫我小朋友，那么那个女的就是大朋友了。
广播重复了三遍，听得我心里酸酸的，差点儿就跑过去，但那个女的跑出机场大厅，四处张望，我只好把头埋在树后，我讨厌她。
这时机场广播去河内的乘客准备登机了，他俩又去行李处问讯，猜到我是预谋好的，爸无奈地摇了摇头，他知道我的性格，知道如果我想跑，他根本找不到。
他们还是登机了。爸焦虑地向身后漫无目的地张望了一眼，那一刻我真想跑过去，但是，我又看见了那个女的，她挽着爸的胳膊，怎么看她怎么像他的女儿，可她却成了我的继母，于是我在树后藏得更深。
直到听到去河内的飞机已经起飞的广播后，我才从树后出来，我决定开始新的生活，将北京忘得一干二净。
可是你靠什么生活，我问。
潘娜说，我拿了我爸的一张活期存折，他做买卖挣了钱，为了少上税就用我名字存的，里面有5万块钱，密码是我们家电话。
后来你爸爸也没找你吗，我问。
他当然会找的，我打电话告诉他我要自己生活，让他和那个女的好好过日子吧，不用管我，钱不够我会再给他打电话的。不久后爸爸又买了一处房子，那个女的说住在我家每晚都梦到我妈妈来敲门，她睡不塌实。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了，接着刚才的机场说，潘娜说。
正好当地一家民办大学在机场招生，凡是高中毕业均可报名，我没有丝毫犹豫，就报了名，我决定先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北京我是不想再回了，潘娜说。
你就这么轻易地下了决定，没有想过我会找你吗，我问。
不要提你了，就是因为你，我后来退学了，潘娜说，入学没多久，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好，我知道应该去医院，但是我一个人不敢，这件事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有时同宿舍的女生还向我借卫生巾，她们不知道我已经几个月没来例假了，事情就一拖再拖，直到肚子渐渐显形，我看纸包不住火了，就提出退学，住进医院。大夫说已经晚了，孩子都很大了，我说那也不要，大夫说很危险，我说不怕，然后我在手术通知上签了字，其实我害怕极了。
这么说我已经当过一个孩子的父亲了，我攥住潘娜的手说，对不起。
没什么对不起的，潘娜撤出手说，那天我在无名指上带了一枚戒指，免得大夫说三道四，手术还算成功，我住了半个月医院，出院那天，大夫说你丈夫真过分，手术不来陪、住院不来看、出院不来接，这种事情至少有他一半责任。我说他出国了。
潘娜继续说，离开医院，我背着行李坐在路边不知何去何从，晚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在这里又举目无亲，除去第一年的学费、手术住院的费用和日常开销，钱还剩3万不到，我有点儿想回北京了，但是就这样回去我更难受。
在我进行激烈思想斗争的时候，一辆宝马停在我面前，一个中年男子走下车说，姑娘，去哪儿呀，我捎你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