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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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法源寺- 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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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然相信大哥,相信大哥不会看走了眼。”胡七心平气和地说,“我刚才动手,也说不出为什么,大概三哥不告诉我们,不让我们这些粗人明白,所以气起来了。”    
    


第三部分 戊戌政变第36节 好合好散

    王五白了他一眼:“不对吧,他是要告诉我们的,他好像说了。‘你们总该先听我把话说完’的话,还说了‘好合好散,也落个明白’。可是你没听进去,就动了手了。”    
    大家望着王五,低下头,胡七也低下头。低了一下,又抬起头,望着王五:    
    “这可怎么办?大哥你说怎么办?”    
    “还是要先听听他的。”王五说着,站起身来。大家也都站起来,一起走进屋去。    
    他们再进房里的时候,谭嗣同已经起来了,正在洗脸。那脸盆是搪瓷的,可是已很破旧!原来的盆底已烂了,是用洋铁皮新焊接的。焊工在北方叫锔碗的,他们把打破的碗接在一起,把破片和原底两边外缘钻上钉孔,再用马蹄形铜扣扣入钉孔,最后涂上白色胶合剂,就变成了整补过的新碗。锔碗的同时可用白铁皮焊壶底、焊脸盆底、焊水桶底……他们是废物利用的高手、是家庭日用器材的修补人。工业时代的人们、有钱的人们,脑中很少有修补的观念,可是农业时代的穷困中国人,他们却把任何可以报废的东西都不报废,他们珍惜旧的、爱护旧的、对旧的发生感情,他们宁肯钉钉补补,也很难汰旧换新。这种情形,变成了一种定律、一种习惯,最后变成了目的本身。所以,最后问题不再是有没有能力换新的问题,而是根本就先排除换新,一切都先维持旧的为天经地义,不能维持则以修补旧的为天经地义。所以,中国人的家里,有着太多太多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用品,父以传子、子以传孙,相沿不替。农业时代的穷困,形成了中国人的惜旧观念,从一套制度到一个脸盆,都无例外。    
    谭嗣同擦脸的时候,王五走过来:    
    “你流了不少的血。他们太莽撞了。”    
    谭嗣同苦笑了一下。从水缸里舀出两勺清水,洗着血红的手巾。    
    “让他们洗吧,别洗了。”王五说。    
    “没关系,还是自己洗吧,有机会能洗自己的血,也不错。有一天——”他突然若有所思,抬头,停了一下,又低下来,“血会流得更多,自己要洗,也洗不成了。”    
    “弟兄们太莽撞,三哥不要介意。”王五说。    
    “怎么会。”谭嗣同说,“也要怪我自己。我一直没好好使大家明白这回事。”    
    “那就大家好好谈个清楚。十多年来,大家跟三哥拜把子,没人不敬佩三哥。但是,对满洲人的立场,大家一向分明。如今三哥这样做,未免伤了弟兄们的感情。我们帮会的人,对满洲人是绝不谅解的。现在,既然事情闹开了,大家就弄个清楚。”王五说。    
    “也好。”谭嗣同说着,把手朝下按示意大家坐下来。    
    “三哥记得吗?”王五首先开口,“康熙年间,东北的西鲁国老毛子扰乱中国,满洲人平不下来,因为需要能够一边游泳一边作战的,才能跟西鲁人打,东北人游泳是不行的,一边游泳一边作战更别提了。那时候有人向康熙皇帝提议,何不征用平台湾以后移到北京住的这些闽南人,他们都是郑成功系的海盗世家,用他们来打西鲁老毛子岂不以毒攻毒,于是就成为定案,去打西鲁老毛子。”    
    “你这么一说,我仿佛记起来了。”谭嗣同摸着头,“那个仗,不是说福建莆田九连山少林寺一百二十八个和尚帮忙打的吗?”    
    “三哥真是大学问家,一点也不错。当时康熙皇帝征用这些闽南人,因为是海盗世家,所以平台湾后康熙不要他们再在台湾住,免生后患,就都被强逼着移民到北方来。这回为了打西鲁老毛子,征用他们,有五百人可用,他们不高兴干,这时候从福建赶来一百二十八个少林寺和尚,大家用闽南话商量,少林寺的和尚劝他们说:满洲人是我们的敌人,抄了我们老家,这个仇,非报不可,这是个机会,满洲人这回有求于我们,打外国人,我们不妨跟他们合一次作,一来是不管满洲人怎么坏,究竟是同中国人,究竟这个仗是打外国人,对外作战总比对内作战重要;二来是如果仗打赢,满洲人欠我们情,至少对我们有好印象,高压的政策会改缓和,我们可以保持实力,徐图大举。于是这些闽南人都愿意了,在康熙二十四年,跟西鲁老毛子打了一次水仗,打法是中国人每人头上顶了一个大牌子……”    
    “我打个岔,那个牌子是藤子做的。”    
    “啊,可奇了!三哥怎么知道?真奇了!”    
    “打赢了西鲁老毛子以后,满洲人印了一部书,叫《平定罗刹方略》,里头提到过‘福建藤牌兵’,就是指这些闽南人。”谭嗣同补充说。    
    “对了,我们书看得太少,你们有学问就是有学问,真行!真行!”    
    “但我不知道藤牌兵怎么打的。”    
    “藤牌兵是在江里游泳,用藤牌做盾,冲到西鲁老毛子船边,凿漏老毛子的船,老毛子搞不清怎么来了这种怪打法,把他们叫做‘大帽鞑子’。他们真倒霉,自己在台湾多少年想杀鞑子,结果竟被别人叫做鞑子。”    
    “后来呢,后来不说又有火烧少林寺的事!”    
    “仗打赢了,满洲人说大家有功,要行赏。和尚们不接受,表面上是说我们是出家人,不受人间荣华;骨子里是根本不承认你满洲人有赏的资格。等和尚回少林寺后,不久,满洲人就去派兵火烧,一百二十八个和尚,仅逃出五个,其余的都死了。逃出的五个,找到明朝崇祯皇帝的孙子朱洪竹,大家同盟结义,结义时候天上有红光,红光的红与朱洪竹的洪声音一样,大家都说是天意,就开始了洪门会,那五个和尚,就是洪门的前五祖。前五祖刚由少林寺逃出来的时候,曾在沙湾口地方折下树枝发誓:    
    天之长,    
    地之久。    
    纵历千万年。    
    亦誓报此仇!    
    所以洪门的主义就是报仇,反清复明,跟满洲人干到底。后来在武昌地方打了败仗,朱洪竹失踪,大家只好化整为零,徐图发展,最后留下一首诗作为日后联络凭证:    
    五人分开一首诗,    
    身上洪英无人知,    
    此事传与众兄弟,    
    后来相会团圆时。    
    于是各开山堂,秘密发展下去。发展成为‘三合会’、‘天地会’、‘三点会’、‘哥老会’、‘清水会’、‘匕首会’、‘双刀会’……愈分愈远,谁也搞不清了。三哥是大学问家,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第三部分 戊戌政变第37节 秘密

    “话不是这么说,洪门一直是秘密的,所以简直没有任何写下来的材料,一切都凭口传,难免传走了样。我所知道的,也极有限,但从官方的一些材料里反过来看,有时候可以正好跟口传的配合上,像刚才五爷说的藤牌兵,就是一个例子。”    
    “三哥说得是。”    
    “又比如说《大清律例》中有说福建人有歃血订盟焚表结义的,要以造反罪处分,为什么看得这么严重?就是为了对付洪门。满洲人注意洪门,搞不清洪门宣传,除嘴巴你传我我传你以外,一定得有写下来的才方便,一直扯了一百五六十年。才在咸丰年间发现了一本书,不是别的,就是《三国志演义》。《三国志演义》的特色是提倡恢复汉室,桃园三结义,大家拜把子,可成大事,忠义千秋。所以咸丰皇帝查禁《三国志演义》。”    
    “哦,原来是这个缘故。洪门以后的事,太复杂了,简直搞不清楚。只知道成立洪门是为了反清复明,可是后来发现很多兄弟又跟清朝合作,大家搞不清怎么回事,要反他,怎么又跟他合作?合作、合作,洪门前五祖不就是合作上了大当,兔死狗烹,惹来火烧少林寺,怎么还合作?三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说来话长,得先从满洲人种说起,才能说明白。”谭嗣同先喝了一口水,“世界人类种族有三大类:黄种的蒙古利亚种、白种的高加索种、黑种的尼革罗种。中国人是黄种,其中又分了汉满蒙等大族。在大族中,汉族一直是中国土地上的老大,几千年历史中,中国土地上完全被其他种族统治的时期,只是十三世纪蒙族元朝,和十七世纪到今天的满族,加在一起,只有三百四十多年。蒙族人长得比较矮,眼珠黑,胡子少,但蒙族的祖先成吉思汗那一支,却灰眼珠,长得高,又有长胡子,可能混有满族的血液。十三世纪蒙族占据中国后,它把满族排名第三,叫满族做汉人,把汉族排名第四,叫南人;十七世纪满族占据中国,它同样把蒙族排在汉族之前,跟蒙族通婚,给蒙族和尚盖喇嘛庙,不许汉族种蒙族的地,也不许跟蒙族通婚,并且规定汉族在蒙族地方做生意,有一定居留期间。满族的用意很明显,他要联合蒙族,抵制汉族。    
    “满族为什么防范汉族?因为汉族在中国做老大太久了,根太深了,人太多了,文化又高,不能不约束它的影响力和同化力。满族南下的时候,自中国东北越过万里长城,正象征了汉族的失败——万里长城挡不住汉族以外的种族了。当时守长城的汉族总司令是爱情至上的吴三桂将军,听说首都北京被流寇攻进,皇帝上吊死了,他按兵不动;但接着听说在北京等他的情人陈圆圆小姐也被抢走了,他就不再忍耐,于是他跟敌对的满族拉手,借满族的兵,去救他的陈圆圆。    
    “这一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满族进了北京,不再走了。他用最隆重的丧礼来为明朝的殉国皇帝发丧,同时把孤零零陪这个皇帝同死的一个太监,陪葬在这三十五岁就自杀了的皇帝身旁,他们又消灭了攻进北京的流寇,然后在北京出现了满族皇帝。    
    “满族对汉族说:‘杀了我们皇帝的,是我们的仇人流寇;杀了我们仇人流寇的,是我们的皇帝。’这是一种巧妙的代换,把汉族的皇帝的底片,跟满族的皇帝的底片重折冲洗,‘皇帝’这个名词没有变、这个象征没有变,但是照片上的相貌,却不同了。    
    “满族决定用一些具体而明显的方法来使汉族屈从,于是从头做起,先改变汉族的发型。用你肯不肯改发型,一望而知你肯不肯就范。汉族旧有的发型是留长头发,但是满族却是留辫子,留到今天,我们尽管恨满族,可是还是得跟着留辫子。    
    “不过,满族虽然被汉族所恨,汉族说满族是异族、是夷狄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古代中国小,中原地区只是河南、山西这些地方,那时大家以为除了这地方的人,其他都是异族,其实都是老祖宗们的瞎扯淡!并且异族的范畴和定义,也因扯淡的扯法不同而一改再改。在当年陕西周朝的眼光中,山东殷朝之后的孔夫子,就是道道地地的异族;可是曾几何时,殷周不分了,变成了一家子人了;而周朝的晚期,山东帮和陕西帮,又把湖北帮看成异族,所谓荆楚之地,乃蛮貉之区,于是屈原又变成了异族;可是又曾几何时,湖北人也挤到山东、陕西人的屁股底下,也不是异族了;于是又手拉手起来,向南发展,把四川、贵州人看成异族,所谓‘夜郎自大’等挖苦话,就是骂西南人的。    
    “这些说不尽的有趣的夷狄标准的变化,使我们可用它的观点,来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历史。中国民族从远古以来,就处处显示出‘夷夏不能防’的混同痕迹。第一次混同的终点是秦朝,秦朝时候已完全同化了东夷和南蛮中的荆吴,以及百越、西戎、北狄的一部分;第二次混同是汉至两晋南北朝,这是一次更大的混同,匈奴、氐、羌、东胡、南蛮、西南夷等等,纷纷大量跟中土人士交配,而生下大量大量的杂种;第三次混同是隋唐到元朝,从突厥、契丹、女真,直到蒙古,中国又增加了一次新的民族混同的纪录;第四次是明朝以后,直到今天满汉通婚,又一批新的杂种出来了。正因为这种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混同,日子久了,我们常常忘了我们汉族中的胡人成分。我们忘了唐太宗的母亲是外国人,也忘了明成祖的母亲是外国人,其实,唐朝啦、明朝啦,他们皇亲国戚的血统,早就是杂种了。于是,一个很可笑的矛盾便发生了。这个矛盾是:明成祖的后人,明朝成祖以后的皇帝们,他们的血里,岂不明显的有夷狄因子吗?有了这种因子,明末孤臣史可法也好、张煌言也罢、乃至顾炎武的母亲也行,他们的挺身殉节,所标榜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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