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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虽然这本书的研究和计划工作，同我所写的别的书一样，是由我自己进行的，但在这本书的五年写作过程中，我曾得到许多人和机构的慷慨协助。
推动我写这本书的是西蒙一舒斯特出版公司已故的杰克·古德曼和该公司负责本书的编辑约瑟夫·巴恩斯，和我同时在欧洲作记者的老朋友巴恩斯，不论在我顺利或遭到困难的时候都一直支持我，给了我有益的批评。研究战争中所缴获的德国文件的权威学者、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弗里茨·Ｔ·爱泼斯坦博士在使用那些汗牛充栋的文件上给我很多指导。其他很多人也在这方面给我许多帮助。其中有纽伦堡战犯审判检察官的首席顾问特尔福德·泰勒，他曾写过两本关于第三帝国军事史的书。他将他私人收藏的文件和书籍借给我，并提供了许多很好的意见。
属于美国历史协会的美国战争文件研究委员会主席、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奥伦·Ｊ·哈尔给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材料，其中包括他自己研究的某些成果在内。
1956年一个炎热的夏日，他帮了我很大的忙，从国会图书馆的文稿室里把我拉出来，严厉地劝告我回到我的写作本书的工作上去，否则我就会很容易像某些人那样将我的后半生陷在德国文件中。国务院历史处处长Ｇ·贝纳德·洛贝尔博士和国务院的外交官员、《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美国编辑之一的保尔·Ｒ·斯维特也帮助我走出纳粹文件的迷津。斯丹福大学的希尔德加德·Ｒ·波宁格夫人在通讯中和阿格尼斯·Ｆ·皮德逊夫人在交谈中都给我很多帮助。在陆军部军事历史处代理处长Ｗ·胡佛上校和他的属员德迪玛尔·芬克告诉我怎样研究该部收藏最多的德国军事文件。
《外交季刊》的主编汉密尔顿·菲西·阿姆斯特朗对本书的写作很关怀，外交学会当时的执行理事长瓦尔特·Ｈ·马洛里也很关心。我很感谢外交学会弗兰克·阿尔朱尔和奥佛尔布鲁克基金会，他们给我的一笔慷慨的赠款，使我能够在这本书的最后一年写作中得以全力以赴。我还必须感谢外交学会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的职员，我曾多次麻烦他们。纽约社会图书馆的职员也同样被我打扰过，但他们非常耐心，十分合作。
路易·加兰地尔和赫尔伯特·克莱德曼耐心地读过大部分稿件，并且提出很多宝贵的批评。在20年代初期阿道夫·希特勒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以及后来他上了台的这一段时间都在柏林美国大使馆作武官的杜鲁门·史密斯上校，让我研究了他的笔记和报告，这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及其日后某些方面的发展提供了线索。纽伦堡法庭的美国检察官之一、现在在纽约作律师的山姆·哈里斯提供给我《主要战犯的审讯》（纽伦堡的文件和证词）和其他许多未公布的资料。在大战头三年中担任德国陆军参谋总长的弗朗兹·哈尔德将军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作了最详尽的回答，并且给我提供了德国原始资料。我曾在别处提到过他那本未出版的日记对我的帮助，在本书的大部分写作过程中，这本日记的副本一直搁在我的身边。战争初期在柏林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乔治·凯南曾经提醒我某些有历史价值的东西。我在欧洲时的几位老朋友和老同事，如约翰·根室，Ｍ·Ｗ·弗多尔、凯·波尔、西格里德。舒尔兹、桃乐赛·汤普逊、惠特·伯纳特和纽维尔·罗吉尔斯，都同我讨论过这本书，使我得到教益，我的著作代理人保尔·Ｒ·雷诺在我最需要鼓励的时候鼓励了我。
最后，我十分感谢我的妻子，她的外文知识、对于欧洲背景的了解以及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经验，对我的研究、写作和核对工作帮助很大，我们的两个女儿，英加和林达，在学校放假的时候也帮我做了许多必要的工作。
我对以上提到的人以及其他对我帮助过的人，在此表示感谢。这本书的缺点和错误自然完全由我自己负责。
第一章 第三帝国的诞生
第三帝国诞生的前夕，一种病态的紧张气氛笼罩着柏林。几乎人人都看得很清楚，魏玛共和国即将寿终正寝。一年多以来，它一直在迅速崩溃之中。
库特·冯·施莱彻尔将军，像他的前任弗朗兹·冯·巴本一样，一点也不喜欢共和国，更谈不上喜欢共和国的民主了，而且他也像他的前任一样，未经议会授权，是靠总统命令担任总理一职的。在执政57天之后，他就已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
1933年1 月28日，星期六，年迈的共和国总统冯·兴登堡元帅突然免去了他的职务。当时，德国最大的政党国家社会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要求担任他原来立誓要加以摧毁的民主共和国的总理一职。
在那个命运攸关的冬天周末，关于未来局势，首都谣诼纷纭，而照后来情况看来，这些荒诞不经的谣言中最令人吃惊的谣言不是一点没有根据的。
有的谣言说，施莱彻尔同陆军总司令库特·冯·哈麦施坦因将军相勾结，打算在波茨坦卫戍部队的支持下举行政变，逮捕总统，建立军人独裁政权。有的谣言说纳粹党人要举行政变。在警察系统中纳粹党的同情者协助下，柏林冲锋队要占领威廉街，那是总统府和大多数政府部门的所在地。也有谣言说要举行总罢工。1 月29日，星期日，有10万名工人涌进了柏林市中心的游乐公园举行示威，反对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他们的领袖之一企图同冯·哈麦施坦因将军联系，如果希特勒被任命来领导新政府，陆军和有组织的工人就采取联合行动。以前有过一次，在1920年发生卡普政变时，政府逃出首都以后，曾经发生过总罢工，拯救了共和国。
从星期日到星期一的那一个夜里，希特勒几乎通宵不寐，在距离总理府不远的总理广场上凯撤霍夫饭店房间中来回踱步。他尽管神经紧张，但是极有自信，深知他的时辰已经来到。将近一个月来，他一直在同巴本和其他保守的右派领袖进行秘密谈判。他不得不作出一些妥协。他没有办法组织一个清一色的纳粹党政府。不过，他可以担任一个联合政府的总理，虽然这个政府的11名成员中有8 名不是纳粹党人，但是他们同意他废除民主的魏玛政体。现在似乎只有年迈固执的总统还在作梗。就在1 月26日，即这个命运攸关的周末前两天，这位老态龙钟的元帅告诉冯·哈麦施坦因将军，他“丝毫无意任命那个奥地利下士担任国防部长或国家总理”。
但是，在他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少校、总统国务秘书奥托·冯·梅斯纳、巴本和总统府其他亲信的影响下，总统终于软化了。他年达86岁高龄，精力日益衰退。1 月29日，星期日那天下午，希特勒正在同戈培尔和其他助手喝咖啡吃蛋糕，纳粹党内地位仅次于希特勒的德国国会议长赫尔曼·戈林突然冲进来明确地告诉他们，明天就要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了。
1933年1 月30日，星期一，午前不久，希特勒驱车前往总理府晋见兴登堡，这次晋见对他本人、对德国、对整个世界来说，后来都证明是一件命运攸关的事情。戈培尔、罗姆和纳粹党的其他头子在凯撒霍夫饭店的窗口，焦急地翘望着总理府的大门，他们的元首不久就要从这扇大门里出来。戈培尔记下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是否已获成功。”因为即使到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十分把握。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内心的各种情绪此起彼伏，有时感到怀疑，有时感到希望，有时欢欣，有时失望。我们过去失望的次数太多了，这使我们不敢真的相信会发生伟大的奇迹。”
几分钟之后，他们亲眼看到了这个奇迹。那个年方43、留着查理·卓别林式的胡子的人，那个年轻时候在维也纳做过一事无成的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无名小卒的人，那个在战后最初那些黯淡的日子里在慕尼黑无人闻问的倒霉蛋，那个啤酒馆政变中有点滑稽的领袖，那个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的煽动家，已经宣誓就任德国总理了。
他驱车到数百码以外的凯撒霍夫饭店，马上就回到他的老伙伴戈培尔、戈林、罗姆以及在这条取得政权的崎岖的、多事的道路上帮助过他的其他褐衫队员中间。戈培尔的日记上写着：“他一言不发，我们也一言不发，可是他的眼中满含着泪水。”
那天晚上，从黄昏直到午夜过后很久，乐极忘形的纳粹冲锋队员在街头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庆祝胜利。他们成千上万的人，排成整齐的队形，从动物园出来，经过勃兰登堡凯旋门，到威廉街，他们的乐队在震天的鼓声伴奏下吹奏着军乐，他们的嘴里高唱着新编的《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其他一些同德国一样古老的歌曲，他们的长统皮靴在马路上喀嚓喀嚓踩出了有力的节奏，他们的火炬高举着，成了一片火海，照亮了夜空，使聚集在人行道上观看的人们的欢呼声变得分外热烈。兴登堡站在他的府邸的一个窗台前，看着下面游行的人群过去，他的手杖随着军事进行曲的拍子击着地板，他显然很高兴，终于选了一个能够按德国传统方式唤起人民的总理。这位老人，在年老昏愦之中，对于他在那一天放出了什么样的凶神恶煞是否有一丝一毫的感觉，这一点是颇可怀疑的。柏林不久就流传一种很可能是靠不住的传说，说在游行进行的中途，他回过头来对一位老将军说，“我没有想到我们逮住了这么多的俄国俘虏”。
在威廉街另一头只有一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