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老来接受的尸体，是绝对荒谬的。……妈妈是深更半夜才到达的。……说老舍身上没有伤，怎么可以这么文过饰非！259白鹤群：有人说是他捞的老舍尸体，我说是我捞的。……发现老舍尸体是24日，确定无疑。……我那天刚好上中班。……七点多人就捞上来了。……和我一起捞的人叫韩庆祥。……是拿棍和钩子钩过来的。……九点多，看见我们捞人的唐浩澜，跑到我家说死者是老舍。……11点多我又去了。260朱军：印象当中我总记得是8月23日，可现在人们都说是8月24日。大概七点多钟，派出所值班员说太平湖死人了。……当时，我和葛林骑着自行车，几分钟就到了太平湖。……我和看渔场的孟兆祥，驾着船用竹竿把尸体推到岸边。……是一位溜早的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告诉我，捞上来的是老舍。……遗物中有名片，中间两个字是老舍。……胡絜青来了一行三个人，坐的车是副总理坐的那种大别克，记得车身是绿色。……大约10点多钟，我就和胡絜青完成了尸体的交接。261
是谁打捞起了老舍的尸体？（2）
三、打捞现场的老舍尸体胡絜青（1979年）：“那是个很荒凉的地方，又是夜里，四周空无一人。借着微弱的路灯亮光，我找到了地上有一领芦席的地方，那芦席下盖着的就是他！我扑上去摸摸他，他已经完全冰冷了－……我感到疑惑，为什么他一双白千层底的黑鞋和袜子，一点污泥也没有？”262舒乙：他没有穿外衣制服，脚上是一双千层底的步鞋，没有什么泥土，他的肚子里没有水，经过一整天的日晒，衣服鞋袜早已干了。他没戴眼镜，眼睛是浮肿的。贴身的衣裤已经凌乱，显然受过法医的检验和摆布。他的头上、脖子上、胸口上、手臂上有已经干固的大块血斑，还有大片大片的青紫色的瘀血。他遍体鳞伤。263郝希如：如果老舍的衣服不整齐，我就得通知法医来。我说你（胡絜青）没有疑问，我就把东西和尸体正式移交给你了。264白鹤群：没有见到警察、法医；没有见到家属；好像是灰衬衫；赤脚。265朱军：没发现血迹；身上没有伤；衣服是完整的；身体不浮肿；脚上有鞋；灰裤子；白衬衫；没有请法医。266柯兴（1986年）：“我揭开芦席，老舍死也瞪着双眼，不肯瞑目。……我给老舍合上眼。”267四、老舍留下了什么遗物？太平湖是否漂浮着散落在湖面上的毛主席诗词？
郝希如：老舍的遗物没有眼镜、手杖、钱包之类，惟一的就是那些纸（指《骆驼祥子》或《茶馆》的手稿。）268白鹤群：就一具孤零零的尸体在那儿摆着。眼镜、手杖什么的，都没有。269朱军：记得当时在河边只有散落的一些稿纸，全是用毛笔写的，主要是诗词这一类的，印象当中写的好像是香山红叶之类的内容。还有两本书跟这些纸放在一起，都是邓拓的，一本是《燕山夜话》，一本是《三家村札记》。为什么我对这两本书印象这么深，旁边围观的有人说，这人可够顽固的，死了还抱着《燕山夜话》。270胡絜青＇笔者按：当时胡并未在打捞现场，是事后“听太平湖公园养渔场的老头说”＇：白天，有一个老头，坐在椅子上不动，拿着毛主席诗词念了一天。到了晚上，自己投河了。投河的时候可能是两只腿站在岸上，头浸下去了。……老舍的肚子里没水，鼻子有血。……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还漂在水里，没有沉下去。271柯兴（1986年）：“离芦席不远，放着老舍的一件黑色上衣，衣服上放着钱包，眼镜，一捆书，一张名片，一把手杖。……那捆书的最上面，是老舍亲笔恭录的领袖诗词和几本《燕山夜话》。”272柯兴（2000年）：“他的遗物手杖、西服上衣、钱包和大约有一尺厚的一摞书稿放在身边。我们等舒乙来了，把遗物交接给他。是老舍抄写的毛主席诗词，还有一本《三家村札记》的小册子。厚厚的一摞，我只看了上面，下面的不知道是什么。……我回去上交给文联革委会。1968年文联被扫地出门，恐怕就遗失了。”273舒乙＇笔者按：当时亦未在打捞现场，不曾亲眼得见，事后“据看见的人说”＇：“在他投湖的湖面上，25日早晨漂着很多纸，是他带进去的，捞上来看，是他自己写的毛主席诗词。……是核桃般大小的字，若干张，在他跳湖时，大概散落在湖面上了。再后来，北京市文联把手杖、眼镜、上衣、下衣、工作证，由他身上搜出来的东西都还给我们，唯独不还这个。……说他来太平湖是念《三家村札记》，这是正式的谣言。”274五、老舍投湖以后太平湖有自杀者吗？
舒乙：“父亲成了太平湖中第一位殉难者。当天，曾有成百上千的人闻讯而来，消息迅速传遍全城。继父亲之后，太平湖成了‘文革’殉难者的圣地，连续几日，每天几十人往里跳。”275郝希如：“（问：太平湖在老舍自杀以后，还有自杀的人吗？）那就得第二年，1967年4月，解冻之后了。”276白鹤群：“并不像人们所说的，每年自杀的有五六个，也就一两个。就是最惨的那年，1966年，也没听说过一夏天跟太平湖自杀五六个的。”277朱军：“（1966年）死了有几十人吧。8月前后那一段死的人不多，8月24日，就老舍一个。”278除了上述，我还得到舒济转给我的一封书信，是1966年只有12岁的少年潘维命回忆他目睹打捞老舍尸体的过程：他家住在太平湖边的侯家坟，当时在太平湖小学读四年纪，因拜孔兆祥师傅习武，每天都很早起床，到湖边练武。“当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就是最残酷的‘红八月’，几乎每天都有‘畏罪自杀’的‘河漂子’在太平湖漂出来。有人报北太平庄派出所，由警察监督打捞。当时我记得片警叫小郝，验尸的警察是我们班女同学（此处隐去姓名——笔者注）父亲。……那时正放暑假，常在湖边玩，发现在太平湖南岸东侧，又有一个漂上来的瘦老头，他头朝下，背向天，距岸边四五米。我就跑到太平湖渔场办公室找我师傅孔兆祥告诉他，他拿了一根长竹竿，前面绑了一个冰穿子带钩的，是专为捞尸体做的。到南岸帮警察捞尸。因竹竿不够长，又到渔场办公室划小船过去打捞，当时围观的人很多了。我一直在场，捞出来后也没有盖席子，他看上去很苍老。当天下午就有人认尸了，说是文联的人，他是大作家——老舍，是电影《龙须沟》的作者。”279这样，到目前，自称亲身参与或目睹、旁证打捞老舍尸体的人，一共是四位。
对于带回忆性的历史叙事，钱钟书以他《围城》式的幽默机锋说过一段切中要害的话。他说：“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280不是吗？面对以上林林总总的历史叙述，已很难分清哪个是“虚构”，哪个是“事实”。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所说：“虚构的事情是如此之有似事实，而事实又如此有似虚构的事情，以致于我们对许多极其有趣的细节都既敢相信也不敢怀疑，只得永远不置可否。我们知道它包含着真理，但我们不能正确判断这种真理存在于何处。”281
是谁打捞起了老舍的尸体？（3）
结语
我在十年前开始采访“老舍之死”时，不要说决不会想到现在我会以《老舍之死与口述历史》为题作博士论文，就连自己正从事着的采访，在理论上已经完全属于口述历史的行为范畴，认识都还是比较模糊的。
有趣而意味深长的是，我对历史的信任度，是与我采访、调查的深入，年龄、阅历的增长，以及认识和理论的提升成反比的。采访之初，我理所当然地对所有受访者充满敬意，而他们对我也都充满了善意。我以为每一位历史叙述者所口述的历史，都无庸质疑，是绝对真实的。所以，每一次采访过后，都兴奋不已地感到“老舍之死”的历史轮廓渐渐清晰了起来，我在一步一步走近历史的真实。但一个又一个浮出水面的历史细节，彼此间却有着巨大的矛盾、对立与冲突，根本无法按照叙述的样子去还原历史的真实。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上述那三个自称是老舍尸体的打捞者，倘若按照他们的叙述还原“历史”，那真实的情形竟然是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起了同一个人——老舍。因而，我虽然无从知晓和判断，他们三者中到底谁说的最接近历史真实，不过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只有一个可能真实，或者三个都不真实，绝对不可能三个都真实，因为那样就会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捞起三个老舍。当然，即便如此，我现在除了对每一位受访人仍然充满谢意，心底并无半点嗔怪。因为，或许这就是历史！
我采访、调查和研究“老舍之死”，遇到的是同样问题。历史都是由一个个不间断甚至错综复杂的细节建构起来的，而谁又都有权利来陈述自认是史实的细节。到底谁的“记忆”最接近历史的真实？谁的叙述最具史实的可靠性？换言之，叙述者有说出“真实”的权利，也有制造“真空”的可能。以“老舍之死”为例，历史的责任当然无论如何也不该由哪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负，且也是负不了的；有人也许是抱着多亏当初没沾上什么责任的庆幸，来为自己做几十年之后的道德升华，甚至在口述中有意无意间掺杂进小说的演绎，这使“老舍之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文学化了。历史与文学合二为一的症结，便是遗留下这样一个永远的难解之谜：何以老舍会在那么多的同情与保护下死去？
我绝不敢说，这部书是在构筑一部“绝对历史”。所以我还是愿意用“真实的神迹”来形容那唯一的不可还原的历史真实。我无意去指摘任何人故意隐瞒或伪饰历史，也从没想过去戳穿谁说的就是历史谎言，也没有这个能力。相反，我越发觉得，“历史”原本就是这个样子的，它本身其实只是个抽象的名词，没有任何具体的内涵，是靠着时间和事件的挂钩才鲜活和立体了起来。难怪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说：“日期是不可或缺的挂钩，历史事件的花锦就挂在这个挂钩上”。就“老舍之死”而言，事件当然就是历史的挂钩。我只能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努力，把对历史、对人性的认识悬挂在上面。即便后人不再理睬这些也许会风干的“花锦”，但它们确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印记。
因而，从这个角度说，所有寻访的过程，都已经和1966年8月“老舍之死”那个悲惨的日子，挂在了同一个历史的挂钩上。历史的“结果”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而“过程性”却具有了更大的和真正的历史的意义与价值。
口述史未必是信史
口述史的发生（1）
“帕里…洛德理论”的意义和价值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的开创者约翰·迈尔斯·弗里教授所著《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引发了我探讨作为口述史的“老舍之死”的史学意义。我首先直观地感到，口头诗学与口述史学具有相似的可比性。在某种程度上，两者还是兼而有之。正像弗里在书中举到的很多例子，世界上许多民族最早的文学创作样式，几乎都是像《荷马史诗》那样的英雄史诗或神话传说，而且，多先在民间口头承传，经过长期的累积，形成确定的文本创作。对于作品是一人创作，还是多人甚至集体的创作，往往难知其详，对于作者的身世生平，更是无法考证。
因此，1925年，美国年轻的古希腊文学专家米尔曼·帕里，开始对荷马史诗产生浓厚的兴趣，认为这两部被后人称为伟大史诗的、总数约达28000诗行的叙述作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远非荷马一人所能创作，而肯定是希腊人集体的遗产。
早在“荷马时代”稍后不久的岁月里，“谁是荷马？他是何时创作出那些我们惯常归功于他的诗作的？”就已经成了悬而未决的公案。“荷马问题”变得扑朔迷离。由于没有留下关于荷马史诗创作者的确切记载，后世的学者们只能根据零星的线索，来做各式各样的主观推断。主要形成了“分辨派”与“统一派”的争端，即“荷马多人说”和“荷马一人说”两个截然对立的学术派别，即前者主张荷马史诗为多人的累积创作，荷马不过是最终的整理、修订和写定者；后者认为荷马史诗就是荷马一人创作的。双方各执一词，且都认为证据确凿在握。岁月流逝，考古挖掘或发现至关重要的新材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学术探索步履维艰。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帕里像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在承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