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就老舍的一部著作写过论文。我曾数次被法国友人揪住，寻求我对老舍候选人资格的支持。那时我对这个奖的候选人，则心中另有所重。此外，我觉得老舍作品的翻译质量不足以代表他小说的真实水平。就我所知，那时他仅有的被译成英文的作品是《骆驼祥子》和《离婚》。在英译《骆驼祥子》中介绍的幸福结局全然诋毁了小说的本意。我断定老舍因而不可能进入候选人的终审名单。事实果然如此。”
可他还是因“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他证实：“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辞世，他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329
口述史的发生（8）
由此，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马悦然和艾笛女士说她“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的“记忆”取得了一致；而舒济、舒乙的“记忆”，又与文洁若“不予证实”前的“记忆”相吻合。只可惜那位当年瑞典驻日本大使，没有提供任何“口述”或文献的佐证。（藤井先生的信未证实有瑞典驻日本大使如是说；而我一直也有这样一个疑问，即从外交礼仪上讲，瑞典驻日大使是否可能在祝贺一位日本作家获得如此殊荣的仪式——再正式不过的外交场合上说，这个奖原本是要授给别国的另一位作家的。）看来那唯一的客观史实，历史的真相，即到底1966年或1968年老舍是否进入了当年诺奖的终审名单，只有等到2016年或2018年老舍去世50周年或川端康成获诺奖50周年之际，诺奖评选档案揭秘的那一天，这段由“口述史”遗留的“历史”公案才能真正大白于天下。因为，从马悦然所说便可知道，“作为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必定对时间尚未超过五十年的有关事项守口如瓶。”330换言之，如果历史的档案文献验证了口述传说，那至少这段叙述老舍差点获诺奖的“口述史”便是真实的历史，并为“口述史”可以作为“正史”的旁证提供了实际的现实依据；而如果相反，则这段“口述史”便仅仅是流传民间的稗官野史，又反过来为只信“正史”而瞧不起“口述史”的人提供了攻讦的口实。但无论如何，只有到“那一天”，一切谁是谁非无休止的争论，才能真正就此打祝然而，在目前尚处于没有“考古挖掘”作为旁证的阶段，心存“疑古”也还是说得过去的。我在翻查《老舍全集》时，发现了一封时间标明写于1956年至1957年间的老舍致瑞典驻华使馆人员的短信，只有一句话：“‘IamnotCaoYu；IamLaoShe；且不一一。’译为中文为‘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且不一一。’”331乍一看，这封信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多亏有编者的脚注：“瑞典大使馆的两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告诉该使馆文化参赞马悦然说，与她们住在同一胡同里的是剧作家曹禺，并要马悦然替她们用中文写一封信，邀请这位著名的邻居去喝茶。结果收到信的是住在灯市口丰富胡同19号的老舍。老舍用此简短的一句话，回复了她们。”332如此看来，当时担任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马悦然的“口述史”也未必准确，至少在他任职时，或准确到1956年至1957年间，他还没和老舍成为“当年的亲密知交”，否则应不会不知道住在丰富胡同19号的应是老舍，而不是曹禺。
但无论如何，等到真相揭开的“那一天”，那真相的结果有可能是，它作为“过去的真实”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而一直是个“神话”。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愿意相信“神话”，甚至希望它永远都不要被打破。
口述史的证据这再次证明，“史学家应该最忌孤证，因为某个孤证若是来源有问题，岂不是全套议论都入了东洋大海吗？”333也许正因为此，中国的史学到了清朝的乾嘉学派，便极端地讲究起“无一字无来历”，“口说无凭”，从而也影响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他们考据虽多，却把历史弄死在书斋的故纸堆里，新史学的生命力被扼杀。难怪顾颉刚说：“凡是没有史料（文字史料）做基础的历史，当然只得收容许多传说。这种传说有真的，也有假的；会自由流行，也会自由改变。改变的缘故，有无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国的历史，就集结于这样的互相错综的状态之中。你说它是假的吧，别人就会举出真的来塞住你的嘴。你说它是某种主义家的宣传吧，别人也会从这些话中找出不是宣传的证据。你说它是真的吧，只要你有些理性，你就受不住良心的责备。你要逐事逐物去分析它们的真或假吧，古代的史料传下来的太少了，不够做比较的工作。所以这是研究者所不能不过又极不易过的一个难关。”334随着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新学与旧学的冲突日趋激烈。一股学术新风在史学界旋地而起。梁启超首倡“新史学”，抨击中国旧史的弊端，提出史界革命，认为“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3351902年，他在《新史学》一文中明确批评了中国旧史著述的“四弊”及其复生出来的“二脖。“四弊”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理想”。“二脖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进而阐述了他进化的历史观：“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336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写道：“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的资鉴。……吾人做新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大可以不做。”337他将史料进行了分类，其中一类是“传述的口碑”，即后来的“口述历史”：“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338作为梁启超的同道，詹姆斯·哈威·鲁滨逊是美国“新史学派”的倡导人，他在1911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新史学》。他的基本观点是：一、把历史的范围扩大到包括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二、用综合的观点来解释和分析历史事实。三、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把人类历史看成一个“继续不断的”成长过程。四、研究历史的功用在于帮助人们了解现状和推测未来。五、利用历史知识来为社会造福。339他认为，“不应该把历史学看成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它只有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搜集、批评和融化新的资料才能获得发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历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而且历史这门学问将来在我们学术生活里应该占有比从前更加重要的地位。”那将是他所期待的“新史学”出现的一天，即历史研究能够有意识地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并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所做的与人类相关的种种发现。340中西两位“新史学”的倡导者倒也是英雄所见略同，同时这也预示着，史学发展到20世纪初，求新变异势在必行。否则，长此以往，积重难返。针对中国史学中的问题，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四》一文中，清晰而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历史观：“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摆史官的架子。”341史学家翦伯赞更是不无偏激的在笔端直截了当地表示出对于所谓“正史”的不信任：“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为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完；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则民间言语，亦获记录，而此种民间言语，则最为可信。”342翦伯赞也许是有些矫枉过正，因为他又太过于相信民间野史杂史的真实性了。
口述史的发生（9）
倒是傅斯年说得极为中肯：“专凭口说传下来的史料，在一切民族的初级多有之。《国语》（《左传》一部分材料在内）之来源即是口说的史料，若干战国子家所记的故事多属于此类。但中国的文化，自汉魏以来，有若干方面以文字为中心。故文字之记载被人看重，口说的流传不能广远；而历代新兴的民间传说，亦概因未得文人为之记录而失遗。宫闱遗闻，朝野杂事，每不能凭口说传于数十年之后。反观古昔无文字之民族，每有巫祝一特殊阶级，以口说传史料，竟能经数百年，未甚失其原来样子者。”343
事实上，无论老舍是归国前在美国，还是“文革”中在“八·二三”，以及老舍是否差点获诺奖，许多都是人们“记忆”中的“历史”。从学术上考察，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在美国“新史学”代表人物鲁滨逊的眼里：“我们所说的‘历史’和我们个人的‘记忆’，初看起来好像有所不同，实际上它们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头脑里所记的许多东西，并不纯粹是我们个人的经验，它还包括许多听来的东西或从书本上得来的东西。”他觉得人们的“记忆”可能不知不觉中就同平常所谓的历史融为一体了。“从这个观点看来，历史就是记忆力的人为的扩大。”但他说，这“可以被用来解除对于各种生疏不明的迷惑”。344拿“老舍之死”来说，它非但远没有解除什么“生疏不明的迷惑”，相反，却使很多细节变得更加“生疏不明”起来。
在某种程度上，口述史的兴起和发展得益于录音技术的发明。此前，从事口述史的整理只能通过现场笔录，而一旦口述者故去或再不能准确表述，笔录便无法对证。但是，即便是今天高科技的数码录音技术，也只能保证对口述者内容的有音必录，聊以备考，却无法保证内容的真实。如我在第一章中列举出的“老舍之死”的那些口述史料，只是部分挑出一些历史现场见证人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把它们呈现在历史的桌案上，留下的就已经是一连串谜团般永远难解的疑问。有谁能肯定地回答出：老舍到底是以怎样的心情和姿态参加“文革”的？“八·二三”那天，老舍是上午还是下午到的单位？中午是否出去，并和谁一起吃的饭？是谁叫来的红卫兵？在孔庙，被批斗的人是围着火堆趴在地上，跪在地上，还是弯腰站成一圈？老舍是怎样“打”的红卫兵？是谁有意要保护老舍？发现老舍尸体是1966年的8月24日，还是25日？那一天太平湖的湖面上是否漂浮着毛主席诗词？老舍到底留下了什么遗物？……
然而，如果没有这些错综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记忆”留下来，关于“八·二三事件”与“老舍之死”就将变成那段历史记载中的一大缺漏。看来，我所做的与唐代刘知己在《史通·采摭》中所说，竟也有着遥远的相通之处：“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是知史文有缺，其来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345
我当然不敢有“传诸不朽”的奢望，只求能最大限度地“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目的无非是像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说：“对于我们来说，历史是记忆。我们不仅懂得记忆，而且还根据它生活。如果不想化为虚无，而想获得部分人性的话，历史就是奠定了的基础，我们继续受它束缚。……在事件的波流中，特殊的历史事物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它是有根有据的遗产，并且在此范围内，是通过记忆与过去发生联系的。”346
口述史的历史
“口述史就像历史本身一样古老。它是第一种类型的历史。并且只是在相当晚近，处理口头证据的技能才不再是伟大历史学家的标志之一。”347但奇怪的是，似乎伟大历史学家更倚重官方的历史文献，而觉得口述史这种田野工作上不了台面。英国史学家保尔·汤普逊在其《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一书中提到，1942年出版了《历史写作史》（HistoryofHistoricalWriting）的史学家詹姆斯·威斯特法尔·汤普逊（JamesWestfallThompson），竟这样评价19世纪中叶法国史学家朱尔斯·米什莱（JulesMichelet）引证了大量搜集来的“口头证据”的《法国革命史》（TheHistoryoftheFrenchRovolution1847—1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