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课的好场所，电影《水上春秋》为我们了解太平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镜头，那里边很多场景是在太平湖拍的。612舒乙考察了老舍的全部作品，没有找到太平湖这个地名。简单的理由大概是，“太平湖”这个地名是后来的事。但从老舍的经历看，他是熟悉这一带的。1920年9月至1922年9月，在担任外城北郊劝学员的整整两年时间里，他办公的地点就在德胜门外的关厢华岩寺内。他负责管理散布在西直门外、德胜门外、安定门外和东直门外的所有私塾。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老张的哲学》，故事发生的背景就是德胜门外，对太平湖该不至于陌生。舒乙的推论是合乎逻辑的。而且，他在老舍投湖自杀过去十二年后，在偶然一次翻阅老北京地图时，“竟一下子找到了父亲去太平湖的答案。太平湖正好位在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和城内的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很近，两者几乎是隔着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而遥遥相对，从地图上看，两者简直就是近在咫尺。观音庵是我祖母晚年的住地，她在这里住了近十年，房子是父亲为她买的，共有十间大北房。她老人家是1942年夏天在这里去世的。我恍然大悟：父亲去找自己亲爱的老母了。”613他的生命是母亲给的，当他没有再活下去的理由的时候，在另一个世界里，母亲的怀抱依然是最好的归宿——“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但令老舍刻骨铭心的是，母亲“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614而太平湖通往另一个世界，想到这儿，他要去陪伴母亲了。
老舍的散文《我的母亲》是特为纪念母亲辞世而作。老舍在婴儿期丧父，跟着妈妈长大，对母亲的感情格外深切。最重要的，是“并不识字”的母亲把“生命的教育”给了他。“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615“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我的”。616老舍笔下的这幅母亲像，并不是一幅精细的油画，而只是白描的一幅黑白速写：她靠给人洗、缝补和裁缝衣服养家，终年没有休息；她爱干净；她豪爽好客；她刚强，并不软弱，有着“软而硬的个性”617。事实上，由老舍描写母亲的性格，也明显写照出他本人的性格。比如，他像母亲一样，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618他甚至把这种“软中硬”的个性，返回头来对付母亲。23岁时，母亲要他结婚。他楞是驳了母亲的面子。“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619从这之后，每逢人生的十字路口，都是这从娘胎里带来的“软而硬的个性”，使老舍做出了命运的抉择：1912年，为了升学，背着母亲偷偷考入北京师范学校；1922年，辞去北郊劝学员；1937年，抛妻舍家，奔赴大后方，成为“文协”抗日大旗下的一名“小卒”；1949年，从美国回到新中国；最后不甘屈辱，投进太平湖，都彰显出老舍“软中硬”的个性精神。
“士”的精神与“国家至上”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时，老舍还在青岛赶写着长篇小说《病夫》。全民抗战的烽火，使他深感“战争已在眼前，心中的悲愤万难允许再编制‘太平歌词’了”。随着时局的动荡发展，当他每每看到在“抗战到底”的标语口号下，“一面是为国牺牲”的“张自忠们”，而“另一面是逍遥世外”620的“祁老太爷们”，便痛心疾首。他像鲁迅一样，痛感并要深入警醒地挖掘出蚀刻在国民肌理骨髓的精神劣根，就在于“他们的不放心处只在自己与家小的安全，只求个人与家属能趋吉避凶，其他的事情可以一概不问。”621他要以一管文学写家的笔拼命地奋起呐喊，“喊动深山僻壤，喊遍了全国，把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喊动，把每一个睡着的唤醒；然后我们才能掏出全力，跟敌人拼个我活你死。”622“男儿本该为国死，/莫念妻子小娇身！623“感怀成酒病，误国是书生！/莫任山河碎，男儿当请缨。”624“人孰无情？弃家庭，别妻小，怎不伤心？可是国难至此，大家就该硬起心肠，各尽其力；不能不把眼泪咽在肚里。谁也不当怨谁，而是一齐为国家设想，为过牺牲。”625在这样的心境下，他匆匆将刚生完次女舒雨不久身体还很虚弱的妻子安顿在济南，毅然决然地只身挤上南去的最后一班火车，奔赴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去沐浴抗战风雨的洗礼。多情自古伤别离，更哪堪国破山河碎。老舍一面想念着自己温馨小家庭里的妻子儿女，觉得太对不起他们，一面时刻记挂着“伟大文艺中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这伟大的心田与人格来自写家对他的社会的伟大的同情与深刻的了解。”“只有把自己放在大时代的炉火中，把自己放在地狱里，才能体验出大时代的真滋味，才能写出是血是泪的文字。”后来的《四室同堂》便是这宣言最好的佐证。
在国难当头的大时代来临之际，他有着“祁瑞宣”一样恋家爱子难以割舍的骨肉亲情，但他为着“救国是我们的天职，文艺是我们的本领”，“抗战文艺产自抗战写家”，只有把人生的命运抉择交付灵魂与肉体的“流亡”，这不就该是他青年时代就要担负起的精神十字架吗！
有意选择的人生归宿（2）
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
活因伤别潸衣泪，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见乡关沦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
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
——老舍《流亡》
此时已身在武汉的冯玉祥将军，深为老舍文人为国弃家的气概所感佩，与老舍一见如故，并当即挥翰赋诗：
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
妻子儿女全不顾，蹈汤赴火为抗战！
老舍先生不顾家，提个小箱撵中华。
满腔热血有如此，全民团结笔生花！
然而，老舍在武汉也同时看到了不知亡国恨，犹唱“后庭花”的无数的“冠晓荷”：“赌无禁，烟公卖，妓有南北中西，舞有美女香槟”。以至老舍慨叹“武汉确实成了一切的中心，吃喝玩乐在其中矣！痛心疾首咏《伤心》：
遍地干戈举目哀，天难有国亦难来。
人情鬼蜮乾坤死，士气云龙肝胆灰。
贼党轻言拥半壁，流民掩泣避惊雷。
更怜江汉风波急，艳舞妖歌尚浪催！
老舍在《四室同堂》里对他充耳盈目的这一切国人劣根的行为举止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救国，还要救民。其实想一想，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民，才会有这样的国。这样的国，又更造就繁衍这样的民。恶性的循环，恶性的轮回。民族的消沉只会更令国人成为供侵略者铁蹄撕扯践踏的腐肉，而且会连灵魂一起腐烂。
老舍也是振奋的，因为他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来到了武汉。他在积极参与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会议的同时，连续不断地发出一个文人斗士的吼声。
他在《写家们联合起来》一文中，呼吁作家、文艺家要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在抗战期间已无个人可言，个人写作的荣誉应当改作服从——服从时代与社会的紧急命令——与服务——供给目前所需——的荣誉，证明我们是千万战士中一员，而不是单单的给自己找什么利益。”626紧接着，老舍在1937年12月写于武昌的《是的，抗到底７一文里，又掷地有声地喊出了思想者深沉而凝重的声音：“只有抗到底才能把麻木不仁的人打醒；都醒悟过来，民族才会复兴：否则胡胡涂涂，依然故我，即使我们打胜了也没多大用处。败可转胜，麻木不仁则永无希望。我们不怕败，而怕不打。”“把知识用在救国上吧，大家一齐打上前去吧，打到底才会得胜！“所谓抗战到底就是我们以自己最大的努力与牺牲换取自己的自由。”“有骨头的才肯为国捐躯，有骨头的才肯死里逃生；有骨头的今日死，有骨头的明日生；这就是民族的复活。”“我们既不怕死，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拿血洗净了江山，我们抗战到底！用血保住祖宗创造下的伟业，用血为子孙换取和平自由，死是值得的！627这是老舍的气节，也应是民族的精神。抗战是向全人类“显一显”中华民族“伟大的人格”的时机。他在短文《此仇必报》里，斩钉截铁地说：“难道我们就没有血气和感情么？报仇啊，我们是人，我们得拿刀枪把日本禽兽管教过来，教他们明白过来禽兽是不能在世上活着的！起来吧，有血性的人们，挺起腰来，为死了的报仇，为人类扫除禽兽！628
“只要我们肯干到底，我们必会看见汉奸埋在自掘的坟墓中；否则我们屈膝，汉奸反倒坐在我们的脖子上，我们那才成了奴下之奴，而悔之晚矣！“今天大家害怕，是怕个人的身家财产受损失；那么，等到连地土人民全数被日本吞了去的时候，难道还有个人的好处吗？房子若是烧起来，连命也不大易保，还惦念着屋角里那把扫帚吗？”629
1938年3月，他在《我们携起手来》里表示：“我愿在这营阵中作一名小卒，你们教我作什么，我只有服从。我的才力只是那一点点，我渺小得可怜，可是在你们的命令下去工作，我感到伟大而充实。”630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招开筹备会的那天，老舍已“快活得要飞了”。因为全民抗战使作家们“把民族复兴作为共同的意志和信仰，把个人的一切放在团体里去，在全民族抗敌的肉长城前有我们的一座笔阵。”他感到“文艺者根本是革命的号兵与旗手。”631
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周恩来发表了“简劲有力”的演说，号召全国的文艺家团结起来。他了着重讲了四点感想：一，只要这些民族的先驱者们不分信仰地空前团结，就一定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希望作家写作多从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战区敌人的残暴以及后方民众动员的热烈中取材，同仇敌忾，加强战胜敌人的信心。三，今天的抗战实际上还肩负着建国的任务。四，要使我们的文艺在世界上也有辉煌的地位。
老舍在会上被选为理事。紧接着，在4月4日召开的第一次理事会上，老舍又被推选为常务理事、总务部主任。由于“文协”没有设会长或理事长，这总务部主任就成了主持繁重日常工作的实际负责人。他在《入会誓词》里写到：“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632他真的要“倾尽个人的心血，完成这神圣的使命。”633因为，他把在国难当头，而缺乏行动上的壮烈与宏毅，当成莫大的耻辱。“他必须任劳任怨的去做事，生也好，死也好，伟大的国民必须敢去死，才足以证明民族的文化有根，才足以自由的雄立于宇宙间。设若空有一套仁义礼智的讲章，而没有热血去作保证，文化便是虚伪，人民便只是一群只会模仿的猴子。”634
“文协”在老舍的主持下，为推动和宣传全民抗战做了大量工作，很快便呈现出了他在《新气象新气度新生活》一文中所写的那样一种精神，那样一种感慨：“全民族齐心抗日是表明了我们有最高的文化，每个人都懂得成仁取义，不肯苟安求全，沦为奴婢。”“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忠恕仁义，孝悌廉耻，能宽恕别人的过错，而不能屈膝受辱。”“若我们的好百姓都受了良好的教育，我们的力量将怎样地增强，我们的文化将怎样的灿烂光辉呢？”“国家是我们今日的爱人，我们必须为她死，为她流血。”635“救国是我们的天职，文艺是我们的本领，这二者必须并在一处。”636这无疑是熟谙儒家学说的老舍对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理念的很好体现与极佳诠释，像《论语》所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637这也正像老舍在1943年谈及当时“由济南逃出来的时候”所说：“她们的命苦呢，她们死；我该归阴呢，我死。反正不能因为穷困死亡而失了气节！因爱国，因爱气节，而稍微狠点心，恐怕是有可原谅的吧？”638
考察老舍在抗战期间的言行思想，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