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死乃是一种抗议。”费尔巴哈在论及自杀时说：“人的这种最后意志——借助于它。人自愿地抛弃生命，拒绝一切——只是追求幸福的愿望的最后表现。因为自杀者所以希望死，不是因为死是一种祸害，而是因为死是祸害与不幸的终结。他希望死，并选择与追求幸福相矛盾的死，只是因为死是唯一的（虽然只在他的观念里是唯一的）良药。可以治疗已经存在的或只是带威胁性的，难以忍受和忍耐的，与他的追求幸福不相符合的那些矛盾。”769鲁迅在写于30年代的《论“人言可畏”》一文中谈到自己对自杀的态度时郑重指出：“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预备自杀的。但我的不预备自杀，不是不屑，确是因为不能。凡是谁自杀了，现在总是要受一通强毅的评论家的呵斥，阮玲玉当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很不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所藐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尚有谁以为容易么，那么，你试试看！770鲁迅认为：“责别人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有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771苏叔阳的话剧《太平湖》上演以后，1988年3月19日《文艺报》发表窦晓红的文章《〈太平湖〉的遗憾》，认为苏剧除了于是之“用他的灵魂和他的形体塑造了一位老舍先生”，是失败之作，原因在于没有写出老舍的“死之必然”：“因为老舍之死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民族的悲剧。而目前剧作的解释，把他的死写成是对他面临的运动的逃避：‘我死了，看你们还斗谁去？／也许这是对老舍之死的一种最浅雹最不足取的解释了。”章罗生随后于1988年4月撰文《老舍之死——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悲剧的缩影》，认为“剧作不但没有把老舍之死‘写成是对他面临的运动的逃避，’而且写出了他的‘死之必然，’即老舍之死不仅是他个人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悲剧的一个缩影。……剧作还揭示出：老舍之死是对黑暗、愚昧的封建势力的抗争，是对国人的警醒，是他毕生探索的改造国民性主题的深化。”772老舍与王国维死之比较迪尔凯姆在其《自杀论》里，从社会学角度将自杀分为三种类型：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和动乱型自杀。其中利己型自杀，是由于人在生活中找不到寄托，为逃避个人的危机或推卸个人的责任而自杀，是一种失去生活勇气的自杀；利他型自杀，是个体为团体、主义“舍生取义”的死，这种自杀又分为义务利他型、自由利他型和强烈利他型三种；动乱型自杀，是由于社会发生变动，秩序混乱，价值失落时，人们的行为缺乏规范，困惑、痛苦、绝望而自杀。773颜翔林在《死亡美学》中指出：“自杀是维护人的生存尊严的一种残酷的手段，也是主体内在精神勇气的强烈释放，它可能是趋向抗争不幸命运的一种目的，也可能是生存环境逼迫就范的无可选择的行为。自杀对于崇高的心灵而言，它又可能是理想的人格实现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道德气节的折射，也可能是一种理想破灭、信仰迷失、生存价值跌落所招致的无可奈何的结果。”774他把迪尔凯姆的三种自杀类型，简约而明确地分为勇敢性自杀和怯懦性自杀，也即积极性自杀和消极性自杀两种。他认为，在一般意义上，只有勇者才能执行自杀。屈原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以自杀作为生命的终极价值实现的诗人，他在《离骚》中歌咏自杀，赞美自杀，把自杀视为一种追求理想反抗现实的勇敢的精神实践的形式。而诗人自己也正如其艺术文本里所描述的，“颜色憔悴，形容槁枯，行吟泽畔。”在绵绵幽思的孤独心境里自沉汨罗，以自杀表露忧民爱国、不徙故土的深厚情感，实现了生命的最高目的。775颜翔林同时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自杀又不全然是勇敢者的意志和行为，尽管就自杀这一自我强暴终止生命的形式而言，它可以贴上“勇敢”的标签，然而从某些自杀者的动机、目的以及主客观原因来审视，在分析各自的心态、行为以及艺术文本的具体描绘，我们就会发现某些自杀者心理是怯懦的，迫于无可奈何的情境而以胆小恐惧的畏死形象来自杀。他引用了康德对此问题的深思：“自杀是以勇敢为前提还是全部以沮丧为前提，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只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如果他干这事仅仅是为了避免不名誉地活着，即出于愤怒而自杀，那么他就显得是勇敢的；但如果是由于忍受那慢慢耗尽一切忍耐力的悲伤时失去了耐心，那么这就是一种沮丧了。当一个人不再能继续热爱生命时，正视着死亡而不害怕死亡，这显得是一种英雄主义。但如果他即使害怕死亡，却总是不能终止去热爱任何一种条件下的生命，从而必先由畏怯而产生一种心灵的纷乱，这样才跨出自杀这一步，那么他是因怯懦而死的。”776戚真赫富有真知灼见而又流畅严谨的学术论文《终结与开启：王国维之死及其意义探究》，带给我深刻的启迪，我忽然觉得，虽然都是投水而死，但比起远古的屈原，近现代的老舍之死与王国维之死更具有可比性。而且，若要在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史里只找出两例因自杀而引起的巨大的反响、持久的探讨和争议，以及在思想史上具有深远重大的影响，也非王国维与老舍之死莫属。
第一，在自杀方式上，都是“与屈原同例”。王国维于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终年50岁。老舍是1966年8月24日（一说25日），于太平湖投水自尽，享年67岁。两者相隔39年。
第二，两人都死得很平静，“是一种理智性的自杀，而非病态的表现。”777据王国维的学生和亲友回忆，自杀前几日，他在与人谈话时，虽流露出对时局的悲观，但神态与行为并未有异于常日，“没有丝毫激烈变异的表现。”778“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如等不能难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按：指陈寅恪及吴宓二先生），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从王国维临死前一日即已草就此遗书，自杀当天上午还与人谈及下学期招生的事，“神色无异，足见其态度之从容与死志之坚决，而遗书则寥寥数语，不为任何修饰解说之辞，其品格风度可想。”779而据老舍的家人回忆，他在离开家前往太平湖之前，也是平静地与小孙女告别，衣着整齐，拄着拐杖，手里拿着《毛主席诗词》，看不出有任何异常。
第三，“王国维自沉后，对其死因的探讨一直众说纷纭，聚讼不已。”已经形成的较为经典的版本主要有四个：一般的晚清遗老和罗振玉等人的“殉清”、“尸谏”说；以民国圈学者为主的“悲观哀时说”，也即是恐惧北伐军将进军至北京所致；许多反对“殉清”说的人猜测的“罗振玉逼债说”；以梁启超、陈寅恽浦江清为主要代表的“殉文化说”。780还有的人把王国维之死归于共产党对文人的迫害。781
太平湖的余韵（5）
叶嘉莹则持“性格与时代悲剧说”。她认为，“知”与“情”兼胜的性格，一方面成就了王国维的学术造诣，同时，这种理智与感情相矛盾的性格，在现实生活中，却造成了他终生的悲苦，更成为他最后自杀的一个重要因素。王国维“忧郁悲观”的天性，使他在追究人生终极问题时，深感人世间除了充满生存意志的欲望以外，罪恶与痛苦是“全然没有救赎之望的。”最后陷于“人生全无救赎的绝望之感。”这可能是造成他自杀的潜在因素。而影响王国维治学途径的转变及造成自杀的另一重大因素在于，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与复杂的环境中，王国维“一意所追求之个人的理想，既与各方面全然不能相属，且全然不为任何一方所谅，遂终于自陷于孤绝而矛盾的痛苦之中，不得不以自杀来维护其理想中之最后一点清白。”782简言之，撇开可能的诸多原因，不论是与罗振玉交恶，还是要以身殉清，王国维最后投昆明湖这一举，无疑是性格与时代环境使然。老舍也是如此，正像以前已经分析过的，不论事先有什么错综复杂的原因，事后把他的死之类型，无论是归于“抗争”，“绝望”，还是“脆弱”，投入太平湖完全是老舍内在的精神性格与外在的“文革”时代环境造成的。
第四，像在王国维死后，对其死因有各不相同的说法一样，对于老舍之死同样是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立尝态度，作出不同的猜测或推论，两者呈现出完全一致的“罗生门”模式——一个男人身负刀伤死在森林中，为了要查明这一案件，询问了好几个有关人物，每个人都各有其不同的供述，而每一种供述则又都并不完全可信，那便因为每个有关人物都莫不想要为自己的卑鄙做掩饰，为自己的虚荣做辩护的原故。叶嘉莹认为王国维之死之所以形成如此纷纭歧义的说法，是由于“各种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别有用心的人们，便不惜各自矫枉其辞，既为自己做辩护，并借之以攻讦他人。而另外一些与静安先生较为接近的人，则也因为有鉴于当时政治环境之复杂，不欲有所牵涉，随有意避开重点不谈，而但发一些含混隐约之说。至于其他的一些人们则只有人云亦云的随别人的说法而妄加猜测了。以静安先生之清白自持，不愿有丝毫玷污的品格和操守，而竟于身后被别人以世俗政党之私见而妄加诬枉和猜测，这实在乃是极可痛心的一件事。”783老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性质的只言片语，至少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关于是否留了遗言的蛛丝马迹，关于他的死因更是留下了文学想象及将其死亡进行艺术审美的空间，只有消失了的太平湖静静地接纳了历史记忆的一切。老舍之死像王国维之死一样，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完全解开的谜，是一块评说不尽的“无字碑”。但我想至少有一点是无庸质疑的，老舍之投太平湖，正如王国维之投昆明湖，皆因“自陷于孤绝而矛盾的痛苦之中，不得不以自杀来维护其”人格“之最后一点清白。”他的死也一如王国维，“乃是性格与时代所造成的一幕极可悼惜的悲剧。”784第五，从王国维留下的遗书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对于“世变”与“再辱”，也是有多种解释。“世变”而非“事变”，说明并非是某一单一的、‘细微的“事变”，而是一系列的时局动荡和社会政治变迁而形成的“世变”；“再辱”意为在此之前，曾有过“受辱”，忍了一次、两次，还是多次，谁也解释不清楚。总是，“经过了几十年的人事变故、社会动荡、世事变迁，对王国维来说，再在这样的‘世’中生活下去即是一种屈辱；进一步而言，‘义无再辱’，对王国维‘全而粹’的人格而言，这种动荡中的活着——在世——就是一种侮辱，在‘世’中，王国维从未找到和达到其理想的生存态，而由‘事变’所引致的‘世变’，对他来说更是一种侮辱。”785其实对老舍而言，何尝不是如此。如果还有理由认为，对于王国维来说，即使没有“世变”，他也可能会自杀，因为“在本题意义上对生存的绝望是深潜于王国维精神世界的固有倾向＇这一点即使在清王朝未曾灭亡而社会局势相对稳定的时期，从王国维诗词与文章中也可以感知到其对于生存根本意义上的悲观与绝望……＇而因为世变，更加加重了其绝望，加速了其自杀。”786而对于老舍来说，如果没有“文革”的“事变”，亦是“世变”，会不会自杀呢？从老舍在1935年为《樱海集》写的序看，此时不仅还没有抗战的“世变”，更谈不上“文革”的“世变”，但他依然悲观地感到：“这两件事——不能去专心写作，与好友的死——使我好久好久打不起精神来；愿意干的事不准干，应当活着的人反倒死。”787不过，从老舍的许多文章也都能够感到，他确实时有悲观，却从来并不厌世。因此，假使他没有“经此”“文革”“世变”，也非像王国维一样，是受了“再辱”，他可能不会选择自杀。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推论。因为，当此“文革”“世变”，即便老舍没有亲身经历和遭受被批斗、侮辱、殴打、摧残的命运，但其对文化的毁灭，他也有理由和可能会视为奇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