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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利在他的救生筏上整整呆了五天，海浪颠得他左右摇晃，冰冷的海水都溅到了身上。他五次被抛入了海中。“在这五天里，一直在下雨，天气很冷，没有阳光。”最后是一架飞机上的机组成员注意到了他放在筏子上的反光镜，然后把他带回了船上。经过了120个小时极度寒冷的折磨，他一直在生死边缘徘徊，这时有人问他是不是还想继续飞行。
飞行员杰伊·芬利毫不犹豫地答道：“当然，为什么不呢？”
有一次飞行员霍华德·森奇对我说：“我认为很多英雄的产生就在于他们必须从困境中走出来。”海军陆战队飞行员菲尔·冯维尔在一次袭击后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
菲尔在太平洋上空9000英尺的高度上恢复了知觉，而此时，他的飞机正头朝下地往下坠落——噩梦开始了。“我总认为我是不会被轻易打中的，倒霉事儿不会出现在我身上。”他对我说，“后来，一眨眼的功夫，一颗炮弹击中了我的飞机。”它把菲尔右腿的膝盖骨打飞了，一块弹片嵌入了他右侧的太阳穴。
“我觉得有一大块金属从我的头上伸了出来，”菲尔对我说。“血流了满脸，我头疼得都快炸开了，腿也疼得厉害，到处都是血。我的那架飞机上有个大洞，但我当时脑袋里想的只有一样东西，‘鲨鱼’！真正让我害怕的就是怕被鲨鱼吃掉了。”
菲尔拼尽一切力量想让飞机继续飞下去，于是他把机上的炸弹全都投了下去，以减轻机身的重量。“我的右脚泡在了一大摊血中，”他回忆道，“我会因为失血过多而休克的。于是我从连裤飞行服上解下皮带捆在了大腿上，它可以起到止血带的作用。我把皮带的一端叼在嘴里，把小刀别在皮带上来将其固定。这一切都是边开飞机边进行的。”
“我向军舰发出求救信号，”菲尔说。“他们让我‘水上迫降’。可我一想到鲨鱼就害怕，于是我说‘反对’！”
最后油量表显示燃油已经耗尽了，他试图把飞机从水面上再度拉起。“因为有海浪的缘故，水面上有阵阵微风吹过，”他解释道，“有这微风就足够了。”他好不容易把飞机对付开到“本宁顿”号舰尾的时候，引擎也正好彻底熄火了。（“他们说我如果提前6英尺熄火的话就会掉到海里了”），飞机腹部触地降落后，他立刻失去了知觉。
看上去，能让飞行员坚持飞行下去的并不仅仅是严酷的飞行条件和怕被鲨鱼吃掉的担心，许多飞行员们还很怕被击中后落入敌人手中。
“我们的教官曾经说过，要同他们一直战斗下去，直到他们杀掉你，”飞行员雅各布·科恩回忆道。“如果你被他们抓住了，那你的下场将会惨不忍睹。”
“要知道，当你向他们开枪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愤怒的，”霍华德·森奇说道。“我们就想，如果我们被俘虏的话就一定会被枪毙，我们觉得活着的可能性不大。”
“我还记得当时我留了一发三八式步枪的子弹给自己，心想，一旦被日本人抓住了我就自杀，”机枪手鲍勃·斯塔斯达克说道。飞行员韦斯利·托德补充说，“我们常拿这事儿开玩笑。我们捏着嗓子笑着说起被抓到后会是什么情景，说不定他们会把你的头给砍下来。”
有一次我问俯冲轰炸机飞行员阿尔佛雷德·史密斯：“你们经历过生死关头的考验吗？”他答道：“孩子，你每天飞行时都能听到死神的召唤。”
“在空中的4个小时就相当于在地面工作8个小时，”乔治·海尔斯伯格说。“你只有一次机会；不能犯任何错误。我刚去的时候体重155磅，后来只剩下125磅，压力太大了。”
“最可怕的东西就是高射炮，”机枪手威廉·雷克说道。“当他们用高射炮向我们开火的时候，身边到处都是炸开的炮弹，这时候你真是觉得可怕极了。我们看到一架架飞机就在身边爆炸。那真是太可怕了。你会有一点儿发抖。当你从飞机里爬出来的时候，双腿都是软的。”
有些飞行员对我说，因为他们年轻，他们从来都没害怕过。“我从来都没害怕过，”乔·波恩说，“我从未想过自己会遇到什么倒霉事儿。在你年轻的时候，所有事情都是一场冒险。”
“那事儿真够刺激的，”拉尔夫·森奇沃尔特补充道，“但是当你年轻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怕。就算是你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活着回来，你也相信自己一定没事。就算是看到高射炮的炮火再猛烈——在你18岁的时候，你也不会感到害怕，你只会觉得兴奋。”
然而，也许当时感受不到的恐惧会在后来的梦境中出现。“过了一阵子你才会慢慢地感到后怕，”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大卫·安德烈说道，“在激烈的战斗中，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意志。但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从睡梦中惊醒，浑身都是冷汗。”机枪手威廉·黑尔说道，“直到你回来之后才能感受到真正的恐惧。那天晚上你就会浑身发抖，怎么也睡不好。你可能压根儿就睡不着，或者是睡一会儿就醒了。你会不停地想着白天的经历，而且知道自己第二天还要再去经历一遍。但这些你从不会对别人说，可你知道别人也是这么想的。”
乔治·弗莱施纳回忆道：“我们的飞行指挥官在准备室里对我们说，‘有谁不怕这次飞行？请举手。’结果没有人举手。他接着说‘好。要是有人举手的话，我倒是觉得这个人疯了。”
但是，不管心里多害怕，不管工作多危险，不管有多少伙伴牺牲了，这些小伙子们还是继续飞行着。尽管如果他们说出那个词，心里就会好受一点儿，他们还是没有提起那个字眼。1945年的时候，罗迪·道尔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后来他告诉我飞行员们是怎么摆脱恐惧的：
有一次我的飞机被击中了，我想这下死定了。我们受过的训练可以让我在18秒以内戴上降落伞，然后从炮塔中跳出去。于是我就抓住了我的降落伞，但所有动作都是在强大的离心力作用下进行的。
但我们并没有坠毁，最后又开回到了船上。我试着开口说话，可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刚才的恐怖经历使我当时不会说话了。情报员说，“别担心，去医务室喝上半品脱白兰地，你就会好起来的。”他说得对，我恢复过来了。
我们当中每个人都说过“我不想再飞了”的话，没有人逼着我们上那些飞机。我曾经在几千英尺的高空从窗户往外看，我看到敌人的一颗炮弹直接朝着我的飞机就飞过来了，就像一个飞碟那么大。这一颗炮弹就足以送我们见上帝了。
每个人都很害怕。我们都知道这是个冒险的差事。我们的那种恐惧不像是小孩子怕黑的那种恐惧。我们害怕的是，一旦坠毁了都没人能找到我们，那就意味着你将再也见不到你的父母，再也见不到你想娶的姑娘，那可真让人害怕啊。
你的理智告诉你不要上那架飞机，因为你将会死得很难看。但我们的理智也告诉我们必须要为祖国做点事情。
我们如果在恐惧面前屈服的话，就不可能赢得那场战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我们的国家要靠我们去保卫，我们也准备好为祖国献出生命。那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而我们做到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了潜水艇上的工作，最冒险的就要数从航母上起飞去打仗了。死亡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而对于飞行员们来说，死亡更是惟一的威胁。在陆地上作战的陆战队队员们可以亲眼看到自己的伙伴被敌人砍死，但对于飞行员们来讲，死亡就意味着又多了一个空位——准备室里又有一张椅子空了。“他们不会回来了，”威廉·雷克说，“仅此而已。”
而且，战争时期根本没时间去悲伤。在航空母舰上有太多事情要做，人们必须忘记死亡，或者至少暂时把死亡抛到脑后。“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人死去了，你只有去面对它，”飞行员德怀特·梅奥说道，“有的人就那么死去了，可他曾经就像你的兄弟一样，”阿奇·克拉普说，“但是你不能仔细去想这事儿，紧接着你就会接到下一次任务，而你知道这一次也许就该轮到你自己。”
“我们知道他们死了，”肯·梅雷迪思说起伙伴们死去的情景。“但是第二天，我们又出去飞行了。那么昨天就成为了历史。你从来没有仔细想过该如何度过自己的每一天。你只有继续飞下去，并希望自己会活过这一天。”
“在第一次或第二次任务之后，”文斯·卡纳扎说道，“你就会感到自己要没命了，只是不知道具体在什么时候而已。但这对你来说已不是什么大事儿了，你并不会为此感到担心。”海军陆战队飞行员约翰·勒伯夫给我讲述了一个在准备室里流行的黑色幽默，是和飞行员的人寿保险金相关的。“尽管这个笑话听起来有点让人害怕，”勒伯夫说，“可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
一万美金带给家乡的老爸老妈。
他们不激动吗？
他们不高兴吗？
一万美金带给家乡的老爸老妈。
小伙子们对待死亡给他们的威胁就像开玩笑似的，但对待如何杀死敌人的问题却非常认真。“因为他们对珍珠港犯下的罪行，我们十分憎恨他们，”飞行员杰克·科恩说道，“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报复他们。”“我们觉得日本人很恐怖，”乔治·布什说，“我们都知道巴丹岛上那些非人的折磨手段。我们觉得他们对美国人做了这么可怕的事情，我们也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究竟谁对谁错并不是问题。”
这种对敌人强烈的憎恨经常会让一些飞行员在战斗中做出超常的举动。“我们朝着那些漂浮在水面上的日本人扫射，”机枪手乔·波恩回忆说，“他们是敌人，我一点也不同情他们，对他们就该如此。”
“日本飞行员跳伞之后，我们的飞行员就会以向他们开枪为乐，”利兰·霍尔德伦说。沃尔特·斯通布雷克补充道，“我们不能饶恕他们。如果我们看到一架日本飞机坠下的话，就会朝乘着降落伞的飞行员开枪。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他就可能活下去，有朝一日又会回来打我们。这就是战争。”
然而，这当中还存在一个距离的问题。切斯特·班尼特是一位海军心理专家，他为上百名太平洋战争中的飞行员进行过心理评估。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们很少由于个人的报复心理表现出对敌人的憎恨。战争事实上是一场机械技术和各种战术的较量。我想如果战争结束的话，会有人走上前去和他们的敌人握手，我相信有些飞行员们会这么做的。”大卫·德烈对我说：“空中战争完全不同于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我们看不到敌人，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年轻，是不是有儿女，你头脑里不会想到任何与人性有关的东西。”
这种距离的存在使二次大战的形式更为现代化，并且还为以后的战争确定了新的特征。“空中战斗的妙处就在于它不是面对面的战争，”斯通布雷克解释道，“它是机器与机器作战。你能看到工厂、军舰，你知道下面的人们将会被炸死，但这完全不是个人之间的战争，你只是在做你的工作。”阿尔·林斯特龙解释说，“我从没见到过敌人的真面目。因为大家都是在飞机上。”
“上司让我们攻打的目标在哪儿，我们的敌人就在哪儿，”乔治·海尔斯伯格补充道。“敌人可以是德国人，也可以是日本人。我并不恨日本人，但是对日本人也没有同情心。”“你从来都看不到他们是不是死了，”波恩说，“你的时速是每小时130英里，同时你还在疯狂地射击。这是复仇的表现。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对于很多飞行员而言，所作的工作只是些技术活——起飞、导航、按计划投弹、回到航母上降落。这一切就像是一只上了发条的钟表，他们按步骤完成每一项任务，知道自己飞回去之后，准备室里就会有扑克游戏等着他们。虽然他们从来不谈论这些，然而当那个记载着再也回不来的好友名单越来越长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想，会担心自己到底什么时候也有那么一天。约翰·勒伯夫对我说，“我们试着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很坚强，我们只把自己最勇敢的一面展现在其他兄弟面前。”但是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