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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世民也了解房玄龄善于识人并有容人的雅量，能使人人各尽其力而不冲突，所以常常对人说：“我身边有了房玄龄，大家都更加亲密无间了，就如同光武帝身边有了邓禹一样啊。” 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史载其少年时从学长安，主动亲附当时也在长安游学的后来成为汉光武帝的刘秀。后来天下乱起，光武帝安抚河北，邓禹又前去效力。光武帝非常高兴，令左右号禹曰邓将军。并常常把邓禹留在身边，同他商议安定天下的大计。而邓禹以他的才华和识见，在光武帝的兴复大业中出谋划策、领兵征战，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李世民把房玄龄称许为光武帝身边的邓禹，是对房玄龄极高的肯定。
秦王府里的高参（2）
而房玄龄也的确不负李世民的称许。他在秦府十年，撰写公文，从不打草稿，或在马上即时而作，而且文字优美顺畅，道理明晰清楚。连高祖都称赞道：“此人又机智又有才华，难怪世民对他委以重任。每次为我儿上书陈事，虽在千里之外，都像当面对谈一样。”玄龄之所以拥有这种令高祖惊叹的能力，不仅仅是因为他聪明、有才华，更是由于他对李世民十分了解，所以才能准确地表达出世民的想法。正是这种了解使房玄龄成为了李世民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房玄龄更没有辜负李世民的信任，他很快为李世民找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帮手，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好搭档，那人就是杜如晦。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此人也是少年时就天资不俗，好学文史。巧的是同样为称赞房玄龄的高孝基所赏识，称之为“栋梁之才”。看来这个高先生的知人之名倒是不虚，房杜二人也是真的有缘。大业年间，杜如晦任滏阳（今河北磁县）尉，但不久就弃官归去。直至李渊的大军攻占长安，房玄龄随之入关，才发现了杜如晦，并一眼看出他有非凡之才，于是引为秦王府兵曹参军。
当时秦王府中汇集了天下许多英才。高祖出于各种考虑，将其中的一些人外调任职，杜如晦被任命为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附近）总管府长史。房玄龄听说了十分着急，他通过与杜如晦的进一步接触，了解到此人是个奇才，这样一个人才怎么可以调走。
刚巧世民看到这么多人才流失，向房玄龄表示担忧之情：“玄龄，你看府中许多僚属都被调走了。我真是不忍他们离开啊。”
于是房玄龄趁机说：“其他人都没有什么好可惜的，但杜如晦有辅佐帝王的才干。殿下要是做一个守成的藩王，用不用他无所谓，若要想经营天下，万万要留住他呀！”
李世民听后大惊，道：“卿要是不说，我差点失去这个人才了啊。”遂奏请将杜如晦留在了身边。这一举动成就了三个人和一个辉煌的时代。
房玄龄看重杜如晦，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品质，就是遇事能够勇敢决断，并且判断正确。这可以和他本人相辅相成。杜如晦也确实表现出了他的特长与才干。在以后的戎马岁月中，他与房玄龄一起跟随李世民，征伐薛仁果、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参与军国大事，不仅分析透彻，而且决断准确，深为当时的同僚佩服。
武德四年（621），天策上将府建，杜如晦为十八学士之首，李世民亲令褚亮写赞词：“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怀忠履义，身立名扬。”可见李世民对他的赏识。
房杜二人当然明白李世民对他们的重视，两人也是竭尽所能，辅佐世民。
即使是在要将性命赌上的玄武门政变中，房玄龄和杜如晦也没有退缩和犹豫。
玄武门事变中的首席功臣（2）
直到建成与元吉决定动手，消息传到世民那里，大家才感到事情已经十万火急了。李世民马上命长孙无忌去找房玄龄、杜如晦来府中商议，决定最后的行动方案。
可李世民等来的却是长孙无忌一人而已。
“怎么不见玄龄和如晦？”李世民焦急地问长孙。
“他二人说皇上有旨，不令他们再听命于殿下。现在如果来府，被人发现，必定降罪，故不敢前来。”
李世民听了，有片刻沉吟，随即大怒。取下配刀，对身旁的尉迟敬德说：“此二人难道要背叛我？公可带刀前往，如果两人没有来意，便取他们首级来见。”
“我也同往。”长孙无忌马上说。
在路上，尉迟很是不解，“怎么房、杜二人竟会迟疑不来？他们对大王最是忠心的。”
长孙无忌嘿嘿一笑，道：“这不过是我等想出来的办法，看看殿下是不是真正决心已定，里面也有些激将的意思。他二人自然不会背叛殿下。”
“还是你们这些读书人点子多。我还以为大王早就下定决心了。”
“当年三国时期的孙权，面对众人砍下桌子一角，宣布要联刘抗曹，不也显得很决绝？其实心里也还悬着，直到鲁肃、周瑜之后又劝说了一番，他才坚定下来。咱们殿下也有些相似啊。”长孙无忌解释道。
尉迟敬德点了点头，说到谋略，他还真佩服这些人。
两人见到房、杜，尉迟敬德马上就说：“大王心意已定，赶快回府吧，谋划的事离不开二位啊。”
“我路上已经告诉尉迟公了。”长孙随即解释。
“是啊，大王还不明就里呢。让我取你们首级回去。看，刀就在此。”敬德说罢亮了出来。
“殿下一定很快就回过神来的，知道咱们是激他。”房玄龄笑道。
“还是赶快走吧，路上再谈。”杜如晦拿过两件道士服，与玄龄穿上，他们可不能让人认出。
尉迟敬德忽然说：“慢，我等不可一同进府，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现在可是非常时刻。尔等三人先往，我从另一条路走，府中会合。”
“尉迟公也是粗中有细之人。就这样办。”长孙说完，与房杜先行了。
当日，在秦府之中，大计定下。
玄武门事变一举成功，李世民夺得了太子之位，并很快即位，当上了一国之君。贞观元年（627），李世民召集群臣，要面定他们各自的功勋。
朝堂之中，太宗端坐在上，群臣均侍立于下。太宗满意地看着他的臣子们，然后示意旁边的宣旨官宣旨。
“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功劳第一。房玄龄封为邢国公（后徙梁国公），赐实封一千三百户；杜如晦封为蔡国公（死后徒莱国公），赐实封一千三百户；……”
念毕，太宗看看大家，说道：“朕封赏诸位爱卿，恐怕会有考虑不周全的地方。卿等可以各自发表意见，对此结果可是满意啊？”
淮安王李神通站出来说：“陛下，当初义兵一起，臣就率军赶来支援。可现在房玄龄、杜如晦这些刀笔之吏却功劳最大，臣很是不服气，他们怎么能居功第一呢。”
太宗听完，答曰：“义军初起之时，很多人都有心归附。叔父虽然率兵前来，但并没有亲自参战。后来叔父率军出征山东，窦建德南下进攻，尔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叛，尔又望风而逃。今日论功行赏，房玄龄、杜如晦等有筹谋帷幄、安定社稷之功。就如同汉代的萧何，虽然没有战马上的功劳，却是国家的功臣。叔父是朕至亲之人，但是却不能因为个人私情就乱赏嘛。不然如何能让大家都心服呢。”一席话说得李神通哑口无言。
将军丘师利听罢，站出来说道：“起初大家都有些不服，但现在看到陛下秉公行赏，连亲人都不偏袒，我等也都心服口服了。”
太宗笑着点点头，朝堂上又恢复了其乐融融的气氛。
房玄龄、杜如晦受到太宗如此嘉奖，可见二人在玄武门事件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历来都认为房、杜之所以被任命为宰相并获得美名，是由于他们有夺嫡之功。
玄武门事变中的首席功臣（3）
然而，虽然帮助太宗夺嫡是很大的功劳，但也只能作为房杜登上相位的条件，不能成为他们留下良相美名的原因。实际上，房杜两人都有王佐之才，堪当大任，早在太宗即位之前就表现了出来。而经过开国战争、宫廷政变，二人在政治上也更加成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能力辅佐王业，任相既因功但更是因才。
而房杜的得名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来自夺嫡之功，因为史书上对他们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具体谋议记载甚少，找不到二人过多的事迹。
唐朝史家柳芳和北宋的欧阳修、司马光都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他们认为这是房杜有让人之德。即如《新唐书》引用柳芳所言：“帝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而房、杜让其直；英、卫善兵，而房、杜济以文。持众美效之君。是后，新进更用事，玄龄身处要地，不吝权，善始以终，此其成令名者。”就是说，在夺嫡问题上房杜功劳很大却不居功自傲；在直言进谏上他们甘于在魏徵、王之后；在带兵打仗上他们辅助李靖、李世两位大将；在新人出现后，他们不专权，给别人更多的机会。总是为大局为集体利益着想，因此他们的个人事迹才不显，也因此他们才获得了这么高的荣誉。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房杜二人确实为国家选拔了一批人才，特别是房玄龄知人善任，又能容人。可这种说法还是忽略了他们在贞观朝的政策制定、政务处理上的作用。
房杜最终成为公认的本朝贤相，确是因为在贞观时期的政权建设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为国家选贤才（1）
要真正了解房杜二人有什么贡献，还需要从他们担任的职务说起。
太宗即位后，就任命房玄龄为中书令，杜如晦为兵部尚书。
贞观二年（628），杜如晦除本官外又兼任侍中及吏部尚书，仍总管东宫兵马。
贞观三年（629），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仍知选事。
其中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均为宰相之职。宰相由两部分人组成，一为三省长官，二是以他官加“参预朝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由皇上指定为知政事官，到政事堂议事，参与国家大事的谋划。
本朝沿袭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中央有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以及尚书省统领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令是中书省的长官，中书省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出谋，帮助皇帝起草诏令。侍中则是门下省的长官，门下省是协助皇帝处理和决定国家大政的机构。中书省起草的诏令、尚书省拟制的奏抄（对政事初步批复的公文）都要经过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机关，负责执行各项命令；其长官本是尚书令，但因为尚书省长官既参与决策，又主持政务实施，权力较大，并且尚书令的官品也在中书令、侍中之上，不利于三省的分权制衡，所以李世民即位之后，就不再设尚书令，而以原来的副长官左右仆射为实际长官，从而改变了隋朝以前行政运作中心在尚书省的局面。因此左右仆射也是本朝的宰相。
宰相们上午在政事堂议事，下午回本衙办公。政事堂是宰相议事之所，初设于门下省。凡是军国大事和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均需经由政事堂会议议决，奏请皇上批准。可以说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
房杜二人作为宰相，当然参与政事堂会议，商量各类军国大事。他们协助太宗完成了许多重大的工作。
贞观初年，正是国家事务最纷繁复杂的阶段。不仅大政方针需要确定，许多具体的政策也要不断完善。魏徵虽然为太宗提出了治国的基本方针，但在国家政务的处理上，房、杜还是最重要的人物。太宗也把很多具体的工作交给他们去完成。
贞观元年（627），太宗刚刚即位。一日下朝之后，他将房玄龄召到便殿。
“玄龄，你最会识人，原来在府中就为朕选出不少人才。现在朕要差你去做一事。”
“请陛下吩咐。”
“朕近日读书，多见古人遗训，谓官在得人，不在员多。此言甚有道理。朝廷官员关键在于量才授职，而不在于人多。如果用的人合适，人员少也能办理各项事务；如果用的人不合适，再多也像在地上画饼，能看不能吃。目前国家机构臃肿，人员编制太多。应当并省官员，随才授任。这样国家方能治理好啊。”
房玄龄答道：“陛下说的很对啊。国家草创时，制度还不完善，不仅大量任命官员，而且授官手续还十分简单。这样势必会造成官员良莠不齐。臣觉得不仅要并省官员，还要通过具体规定对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