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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鲍曼禁止他们向希特勒谈起“最终解决”，或者跑到希特勒那里去为某些犹太人说情——冯·希拉赫在纽伦堡法庭上供认说。
鲍曼用不着再关心希姆莱的消灭犹太人的工作了。他给自己找到了一项新任务，即所谓的混血儿问题，这些人的父母或者祖父母中有一方出身于犹太家庭。鲍曼知道，他的元首经常在考虑这个问题，1942 年12 月的一天，希特勒在饭后大肆吹嘘他的种族生态学长达数小时之久。其间也谈到了这些混血儿。他说，在这些人身上，犹太人的气质是根深蒂固的，以至到他们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时又同犹太人结婚，即使是一个作为配偶的雅利安人，在他的第九代后裔的血液里也免不了还有犹太人的成份；在这以后才能“按照孟德尔遗传定律失去犹太成分”。1942 年7 月1 日，希特勒在进午餐的时候又一次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冗长的谈话，而且还以所谓的犹太混血儿、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例，来说明“异族血统完全融为一个民族是不可能的”。因此，——希特勒已宣布过，——混血儿不准服兵役，否则就会把他们与德意志血统的人同等看待。“不能承担使我们的血统进一步增加异族成分的责任”。鲍曼的下属亨利·皮克尔受鲍曼之托记录希特勒的席间谈话。当这次谈话正在进行时，他接到一个传令兵悄悄塞给他的一张纸条，这是他的上司写的：“皮克尔博士，请特别准确、详细地记下元首关于如何对待我们的犹太混血儿，他们的危险性，以及为什么这些混血儿不应加入武装部队和不应受到同等待遇的谈话。鲍。”两天以后，——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鲍曼的工作方式，——他便用通函提醒大区领袖们，不要对那些不能用纽伦堡种族法来对付的犹太混血儿持“完全不能理解的宽容态度”。
从海德里希在丧命前几个月受纳粹党办公厅的委托拟定的一个调查报告中也可以看出，鲍曼在执行这项任务中所起的作用是多么顽固。海德里希必须考察，对大约七万名有一半或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强迫施行绝育手术的可能性有多大。海德里希得出结论说，每位动手术的人需要住院十天，而这笔开销在战争时期是不允许的。于是鲍曼接着提出一项建议，让纳粹种族研究人员对所有混血儿进行检查，从而把德国人同犹太人严格区分开来——对后一种人将如何处置就不言自明了。这笔开支在希特勒看来太大了，因此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现在，称得上朋友的希姆莱表示愿意帮忙。他的种族和移民总局局长、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布鲁诺·K·舒尔茨必须制定一项如何加速种族检查工作的计划。希姆莱1943 年5 月底致函“亲爱的马丁”，认为这种检查绝对
必要：“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当然只是在私下这样讲——采取一种类似种庄稼和养牲口那样的措施。对于。。这类混血儿的后裔必须从种族上至少往上查几代，如发现劣等种族则施以绝育手术，使其丧失继续繁殖的能力。”但这一计划也证明是行不通的。
1944 年2 月，希特勒已经明白过来，除了鲍曼之外，恐怕任何人也处理不了棘手的混血儿问题。因此，这项委任以命令的形式下达了两次：一次是给政府部门，另一次是给党组织。这样一来，这位党办主任当时又负责处理那些“血液中有犹太人成分或者异族成分的人要求颁发特许证的申请”了。像平常一样，这两个文件都是由鲍曼主管的部门草拟好并报请签署的。鲍曼还获得了重新研究迄今已由其他部门处理并决定了的全部案件的权力。那些偶尔被鲍曼整过的部门大概对鲍曼的权务的急剧膨胀提出了抗议，因为希特勒1944 年4 月1 日又颁布了第三道命令。该命令稍微削弱了鲍曼的管辖权：只要涉及政府官员和军人，拉默斯或者凯特尔亦可在豁免许可问题上发表意见。但是，未经鲍曼同意，他们就不能颁发雅利安人身份证。戈林在纳粹政权的早期曾大吹大擂地宣布过：“谁是犹太人，得我说了算！”而现在则是鲍曼“说了算”。
第一道命令颁布后的头几周，鲍曼给人的印象是，他是非常认真地看待自己作为种族法官的职责的。他通知各大区党部，德意志血统的人与二亲等混血儿（即祖父母当中有一个犹太人）通婚的事虽然不被禁止，但不能提倡。绝不吸收那些出身于这种婚姻所组成的家庭的人入党，他们也不能选择并从事某些职业，即使他们的德意志血统的父亲是在战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的战士。
鉴于这些铁一般的原则，鲍曼于1944 年一月禁止所有党内要员继续同作曲家里夏德·施特劳斯保持“私人来往”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虽然这位音乐大师在政治上从未持过反对意见，而且有一段时间甚至心甘情愿地充当文化招牌，但他却在他的艺术创作过程中让犹太人写过一些歌剧脚本。他的儿子也同一位犹太姑娘结了婚。顺便说一句，那作为音乐大师的儿媳没有遇到任何麻烦，而且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了。假如真的按鲍曼的指示办事的话，这位大师在过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就不会得到官方授予的荣誉了。那位总是喜欢把自己装扮成艺术保护者，在文化政策上有时偏离党的路线的冯·希拉赫，竟无视一切指示而到巴伐利去向施特劳斯表示祝贺，并到维也纳他的行政区长官官邪去参加庆典。鲍曼暴跳如雷地说：“他居然吻了一个犹太女人的手”。
这对鲍曼来说意味着什么，三个月后他的妻子写给他的一封信颇能说明问题。她写道，真可怕，犹太教多么强大。就连战争也削弱不了犹太种族，因为他们只是用钱而不是用血来打仗。“疾病和污秽消灭不了这种寄生虫，”格尔达悲叹道，“怎样才能把他们大批消灭掉呢？”他的丈夫知道怎样消灭。但她的提问表明，他没有告诉过她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即使在他写的信里，对此也讳莫如深。
1945 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缺席审判马丁·鲍曼。鲍曼系按起诉理由第一条、第二条和第四条被提出起诉。他于1925 年加入民社党。1928 年至1930 年他是冲锋队区分部领导成员，并管理党的基金。1933 年至1945 年为全国领袖。1933 年至1941 年他任副领袖办公室主任，在赫斯逃往英国以后，他于1941 年5 月12 日担任纳粹党总部主任。1943 年4 月12 日他成为领袖秘书。他是国民冲锋队政治领袖和组织者，并是党卫队将军。
鲍曼最初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纳粹分子，以后他的权力逐渐增大，特别是在后期他对希特勒具有重大的影响。在纳粹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鲍曼很是活跃；而在巩固该党政权的过程中，他更为活跃。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迫害德国的教会和犹太人。
没有证据表明鲍曼曾得知希特勒策划、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计划。他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希特勒逐项披露其侵略计划的重要会议。从他所担任的官职来看，人们也无法确切推论他曾知悉这些计划。直到后来，当他在1941年担任党的总部主任时及1943 年成为领袖秘书时，他才出席了希特协的许多重要会议，上述职务使他相应地介入有关事件。考虑到法庭在其他部分对构成密谋进行侵略战争的罪状所发表的观点，现在证据不足以按起诉理由之一宣判鲍曼为有罪。
根据1941 年5 月29 日的命令，鲍曼接替了赫斯在此以前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和全部权力。1942 年1 月24 日的命令又使他的职权进一步扩大，他对希特勒发布的所有命令和方针政策拥有监督权。因此他从此时起对希特勒所发布的法令和命令负有责任。从1942 年12 月1 日起，所有大区均成为德国的防御区，向鲍曼负责的纳粹党各大区领袖都被任命为德国国防全权代表。这使他们实际上成了进行全民战争的管理者。不仅在德国处于这种情况，而且那些已被被并入德国的合并区和占领区也是如此。
鲍曼通过这些机构肆无忌惮地剥削压榨被征服的人民。1942 年8 月12日，他命令所有党的机构推行希姆莱的计划，即对被占领区的居民进行强迫迁移并剥夺他们的国籍。入侵苏联三个星期之后，他于1941 年7 月16 日与戈林、罗森堡和凯特尔一道出席了一次在希特勒大本营举行的会议。鲍曼的报告表明，他们对奴役和消灭该地区居民的全盘计划进行了讨论并作了补充。1942 年5 月8 日，他与希特勒和罗森堡讨论了强迫荷兰人移居拉脱维亚的问题、在苏联进行大屠杀的计划和对东部地区实行经济剥削的问题。他对没收东部地区艺术品和其他贵重财物颇感兴趣。他在1944 年1 月11 日的信件中要求建立一个庞大的机构，以向因遭受轰炸而无家可归的德国居民提供从占领区掠取的日用必需品。
鲍曼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被吞并的和被占领的国家大肆迫害犹太人。他曾参加过许多会议，讨论如何与党卫队和秘密警察相配合，把六万名犹太人从维也纳遣送波兰。他曾签署了1941 年5 月31 日的命令，该命令宣布纽伦堡法律扩大适用于被合并的东部地区。他在1942 年10 月9 目的一项命令中宣称，在大德意志领土上继续清除犹太人的办法将不再是放逐，而只有在东部地区的特别营中使用“无情的暴力”才能奏效。1943 年7 月1 日他签署了一项命令，宣布犹太人不受法律保护，而把他们置于希姆莱秘密警察的独一无二的裁决之下。
鲍曼明显地参加制定强制劳动计划。当时，强制劳动的有关事宜，包括职业、劳动条件、伙食和住宿均由党的领袖负责监督。1943 年5 月5 日，鲍曼给包括地方分部领袖在内的政治领袖集团发出一份通知，颁布了处理外籍劳工事务的若干规定。他强调指出，在安全问题方面，外籍劳工接受党卫队监督，他命令应该停止在此以前的虐待。1942 年9 月4 日的一份关于将五十万名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劳力从东方运往德国的报告说明该行动是在绍克尔、希姆莱和鲍曼监督下进行的。在9 月8 日命令中，绍克尔指示各县政治领袖负责监督这些妇女劳力的分配和安排。
鲍曼还向党的各级领袖下达过一系列关于处置战俘的命令。1941 年11月5 日，他禁止以适当方式埋葬苏联战俘。1943 年11 月25 日，他命令各大区领袖报从宽处理战俘的事例。1944 年9 月13 日，他命令各县的政治领袖就使用战俘参加强制劳动的问题同战俘营长官取得联系。1943 年1 月29 日，他向他所属的各级政治领袖转达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该命令公然违背陆战法规，允许对进行抵抗的战俘使用武器，并实行体罚。他在1944 年9月30 日签署的命令取消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对战俘的裁决，而将此移交给了希姆莱和党卫队。
鲍曼负有对盟军飞行员施行私刑的责任。1944 年5 月30 日，他禁止警察干涉对盟军飞行员施行私刑的人员，也不准对他们提出刑事诉讼。戈培尔大造舆论予以配合，煽动德国人民采取类似的行动。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了1944 年6 月6 日的会议，讨论使用私刑的规定。鲍曼的辩护律师在困难的条件下展开了工作，但未能驳回这些证据。面对这些有鲍曼签字的文件，即使被告本人出庭，也难以看到有可能驳回这些证据。他的律师辩护说，鲍曼业已死亡，法庭不得行使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对进行缺席审判的审判权。但是，关于鲍曼的死亡并无任何确凿证据。因此法庭决定对他进行业已宣布的缺席审判。倘若鲍曼并未死亡而于日后被捕，仍可根据条例第二十九条，授权德国管制委员会，考虑能予减刑的任何事实状况，相应地对他改变或减法庭根据起诉理由之一判决鲍曼无罪，但根据起诉理由之三和之四判他有罪，他被判处绞刑。
第五节战争的原动力
弗里克系按所有四条起诉理由被提出起诉。众所周知，他是纳粹专家和官僚的头面人物，在希特勒第一届内阁中担任内政部长。直到1943 年8 月被任命为德国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长官之前，他始终担任此项要职。他的职责处于内务行政的中枢，与此相关联的，他先后担任了普鲁士内政部长、德国选举事务特别代表、德国行政全权总代表、德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德国国防内阁成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