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 第1部分

　　　　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是个天崩地坼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从黄土高坡上杀下来的闯王李自成，率领着被朝廷称作是“流寇”、“逆贼”的农民军，彻底占领了大明朝的京师北京。也就是在这天夜里，崇祯皇帝在煤山寿皇亭（今北京景山东部）自缢身亡。从此，甲申三月十九日就成为历史长河中一个极不平常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不仅标志着大明帝国的崩溃，而且也预示着异族即将入主中原的开始。　　　　
　　　　后人已不太清楚崇祯帝自杀前后的详细情况，现有的记载也不尽相同，甚至是矛盾百出。据说崇祯帝在三月十八日就知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便匆匆安排后事。在这天晚上，崇祯帝在乾清宫最后召见周皇后和宠爱的袁妃。痛饮数杯之后，崇祯决定把太子及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由他们设法保护外逃活命。安排妥当之后，崇祯帝对周皇后长叹一声道：　　　　
　　　　“大事去矣！”　　　　
　　　　话音刚落，便已是泪流满面。皇后、袁妃也是掩面而泣，环立周围的宫女更是哭声一片。崇祯帝只得挥挥手，命宫女们赶快出宫逃命，自寻活路。这时，周皇后抬起泪眼，无限哀怨地对崇祯说道：　　　　
　　　　“妾侍候陛下十八年，陛下从来听不进我一句劝，以致弄到今天这样的局面！”　　　　
　　　　说完，周皇后便搂抱着太子和永、定二王，放声痛哭。之后，又是千叮万嘱，依依不舍地把他们送走。　　　　
　　　　生离死别之后，各寻归宿。周皇后回到她的坤宁宫，上吊自杀，干脆利落。崇祯皇帝见状连声称好。袁妃也回西宫，在崇祯帝的逼迫之下，上吊自杀，不料绳子一断，竟未能一次成功。皇帝只得上去连砍三剑，助她上路。15岁的长平公主，也被崇祯召来。公主大概已预感到了厄运难逃，大声哀号。崇祯帝只说了句“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呢”，便以左袖掩面，右手挥剑砍向公主，没想到公主在情急之下，本能地以左臂挡剑，结果被砍落左臂，昏死倒地。崇祯见此惨状，再也不忍痛下杀手，便又召集平时宠爱的妃嫔，亲手一一砍杀。　　　　
　　　　此时的崇祯帝似乎已处于半疯狂的状态之中。他清理后宫之后，竟亲自换上快靴，手提三眼铳，率领几十位持斧拎刀的太监们，骑马在内城中东奔西突，不知是要出城去击杀敌寇，还是想突围逃命，结果是到处碰壁，到天亮时只得灰溜溜地退回宫中。　　　　
　　　　后人已无法知道崇祯帝是如何度过最后几个时辰的。据说到了此日的深夜，他还曾亲自跑到前殿，去击钟召集百官，大概是希望能有几位忠臣，来为他殉节，没想到竟无一人赶来，令他大失所望。无奈之中，崇祯帝只得遣散了身边最后几位随从，与太监王承恩携手走入后花园，登上了万寿山。这万寿山俗称煤山（今称之为景山），上有一个新建的寿皇亭，俗称红阁。这红阁原是崇祯为操练内军（由太监组成）而新建的，不料此时竟派上了用场。他在阁中逡巡良久后，便向他宠爱的太监王承恩提出了一个疑问：　　　　
　　　　“我待大臣向来不薄，今天至此，为什么竟无一人能像前朝靖难时的程济那样追随我而去呢？！”　　　　
　　　　大概是王承恩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他又为这些文武大臣开脱道：　　　　
　　　　“料想是这些人不知道，所以不能迅速赶来！”　　　　
　　　　随后，崇祯帝便在红阁边上的海棠树下，上吊自杀。王承恩也随即步其后尘，追随而去。君臣两人，就这样面对面吊在树上，在景山的夜风中，随风摇曳。　　　　
　　　　三天后，李自成的人马终于发现了他的遗体。他的死状十分惨烈：长发覆面，光着左脚，衣衫凌乱。据说他在衣服上留下了血书遗诏：　　　　
　　　　“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　　　　
　　　　也有人说，遗诏中还有“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杀尽百官、无杀百姓”之类的激愤之辞。　　　　
　　　　后人大概永远无法弄清上述的记载是否属实，但绝大多数人却宁愿相信这些记载是真实的，因为根据崇祯帝生前的所作所为，上述的内容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位亡国之君能像崇祯皇帝那样，博得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同情。这倒不是因为他死状惨烈，也不是因为他死后被降格安葬，与周皇后一起被草草塞入昌平县的田贵妃墓中（后称思陵），而是因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像是一位亡国之君。正像他生前多次哀叹的那样：“我不是亡国之君，为什么会遇上这么多亡国之事？！”　　　　
　　　　崇祯帝至死也没有弄明白这个问题。他也无法弄明白这个问题。大明朝的江山虽然在他手中丢失，但应该承担责任的又何止他一个人呢？！他自称无颜去见他的列祖列宗，而他的列祖列宗又何尝有脸见他呢？！　　　　
　　　　


第一章崩溃的前奏正德皇帝

　　　　万历帝（神宗朱翊钧）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前后长达48年，比他的祖父嘉靖帝（世宗朱厚熜）还要长些。在隆庆五年（1571）的冬天，隆庆帝（穆宗朱载垕）就为年仅9虚岁的儿子朱翊钧举行了成人仪式。没想到此举似乎有先见之明，几个月后，隆庆帝便撒手归天，龙驭上宾，把大明朝的重担压到了年仅10虚岁的儿子肩上。　　　　
　　　　登基时的万历帝，实际上还是一位孩子，才刚刚懂事，根本无法行使皇帝的权力，也谈不上承担什么责任。幼主当政，已属不祥，更不妙的是，前面的几位皇帝，留下来的已是一付烂摊子了。　　　　
　　　　万历帝的堂伯祖父正德帝（武宗朱厚照），接位时年仅15虚岁。正德帝生性爱玩，除了朝政之外，几乎样样喜欢。更糟的是，他认为朝廷文官还不如太监，所以他宁愿把朝政托付给太监，也不愿重用文臣。正德帝先是重用刘瑾，后又宠用江彬、许泰。在这些太监的唆使下，正德帝几乎做尽了皇帝本不应该做的任何事，视皇帝之位几同儿戏。　　　　
　　　　正德帝的胡闹可以说是历代少见的。他的胡闹，不仅求新、立异、场面大、刺激性强，更要命的是，他专做那些皇帝不能做、至少不能公开做的那些事，公然蔑视被常人视作是立国之本的那套道德规范。他在内宫操练军队、拆房圈地、搭建帐篷、养狮驯豹，无事不做。有一次他在内宫玩耍烟火，不料引发大火，焚毁大量宫殿，正德帝望着冲天火光，只是开玩笑地说了声：“好一棚大烟火也！”　　　　
　　　　正德帝到后来已不再满足于这些。他经常外出巡幸，一度长驻宣府镇，但又不允许官员们离开北京城。他不愿再用玉玺，也不愿用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而是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并启用将军印信。至正德十三年（1518），正德帝竟要求给一位名叫朱寿的将军加封镇国公。他命吏部道：　　　　
　　　　“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领六师，扫除边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五千石。”　　　　
　　　　这位朱寿，不是别人，正是正德帝自己。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自己任命自己为镇国公，真可以说是亘古未见。正德帝还跑到山西太原，与晋王府一位乐工的女儿打得火热，如胶似漆。正德十四年（1519）江西宁王叛乱，天下大震，惟有正德帝十分兴奋，因为他不仅可以显示他的军事实力，而且还可以借此机会去“巡幸”一下他多年想去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此，他决定“亲征”。　　　　
　　　　实际上，就在他离开北京后的第二天，朝廷就接到了负责江西平叛的王守仁的密报，说宁王已经被俘，无需皇帝亲征。正德帝哪里肯就此善罢甘休！他仍率军浩浩荡荡开赴南京。到达南京前，他突然颁布一道古怪的诏书，禁止天下饲养和宰杀猪。其原因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为“杀猪”和“杀朱”是谐音。正德帝给江南的这份见面礼几乎要引起骚乱，因为南方地区几乎家家养猪，生猪不仅是农家主要副业收入之一，而且猪肉也是当时底层百姓最主要的肉食来源。但正德帝对此全然不顾，依然我行我素，强制推行。　　　　
　　　　正德帝在南京一住就是8个月，迟迟不肯回北京。富庶繁荣的江南，自然要比肃杀荒凉的北方更令人流连忘返，而美丽清秀的江南女子，大概也比晋王府的乐工之女更吸引人。正德帝哪里肯匆匆而过，自然要把他的“浩荡皇恩”多留些下来。只不过这样一来，苦煞了江南的百姓。好在住了8个月后，正德帝终于返京了。返京途中，他因在清江浦捕鱼，差点淹死，受了惊吓，回京后不久便驾崩了。据说正德帝临终前，也有悔过之意，说以前的那些荒唐事，都是自己之错，怪不得别人。　　　　
　　　　正德帝做了15年的荒唐皇帝，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激化了原本存在的许多危机。碰到这样的皇帝，文官们除了冒着挨板子、丢官甚至送命的危险，拼命上疏要求皇帝改变主意外，再无他法，因为皇帝是无法选择的，只有等到他死才能更换。或许正是如此，许多文官对正德帝的死，倒不见得有多大悲伤，反而有点暗中庆幸。他们认为，无论如何，新皇帝毕竟不至于像正德帝那样荒唐，而正德帝无后，也给他们在选立新帝时留下较大的余地。最后，他们选择了正德帝的堂弟朱厚熜接位，即后来的嘉靖帝。在他们看来，这位新皇帝各方面都比较令人满意，一定会给朝廷带来希望。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大错特错了。　　　　
　　　　


第一章崩溃的前奏嘉靖皇帝

　　　　新皇帝朱厚熜出生在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县）。他的父亲朱祐杬是成化帝（宪宗朱见深）的第四子，与弘治皇帝（孝宗朱祐樘）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被封兴献王，就藩安陆。　　　　
　　　　首辅杨廷和当时力主朱厚熜接位，是有一定目的性的。　　　　
　　　　依惯例，武宗死后无子嗣，本应从比武宗小一辈即载字辈的宗室中选一位新皇帝。而杨廷和却力主选同辈的朱厚熜接位。严格而言，杨廷和的这种做法，并不尽合大明礼制。他之所以要这样违例行事，原因当然很多，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即看重朱厚熜个人的品行和才学。据说朱厚熜自小就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而且熟悉朝廷礼仪，确实是一个合适人选。何况他当时才15虚岁，杨廷和大概也认为容易驾驭。没想到正是这位少年，在即位之初，就单枪匹马，与几乎是整个朝廷的文官对抗，并最终达到了目的。　　　　
　　　　嘉靖帝即位后，首先就提出如何在礼仪上确定他生父母的地位问题。依当时绝大部分文官的意见，嘉靖帝是以弘治皇帝的嗣子身份继位的，理应尊弘治帝为皇考。但这样一来，嘉靖帝就得称自己的生父母为叔父母，这大概勾起了嘉靖帝的心病。　　　　
　　　　原来，嘉靖帝的祖母邵贵妃出身低微，被其父卖给了杭州镇守太监。在接受了一些书法和文学训练后，她被作为礼物献给了成化皇帝。到嘉靖帝即位时，这位贵妃已被打发到类似冷宫的浣衣局，且双目失明，风烛残年。嘉靖帝的生母蒋氏妃也只是一位武官之女，地位低微。正是在某种自卑而又逆反的心理驱使下，嘉靖皇帝与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进行了长达几年的大礼仪之争，为他的生父母争得了满意的地位和荣誉。　　　　
　　　　从大礼仪之争中，不难看出嘉靖帝为政为人的某些性格。　　　　
　　　　首先，嘉靖帝对自己的利益比对朝廷的利益更加看重，为了前者甚至可以不顾后者。嘉靖帝即位之初，天下百废待兴，亟待明君，而他竟然能弃之不顾，为一己之私利而与文官对抗数年，实在是自私之极。　　　　
　　　　其次，嘉靖帝性格残忍、狠毒。杨廷和是嘉靖帝得以登基的第一功臣，最终却被嘉靖帝逐出朝廷，不存丝毫感念之情。张太后（弘治帝之后，嘉靖帝之伯母）因为冷淡了嘉靖帝的生母，嘉靖帝便抓住一切机会随意羞辱和威逼太后及其家人。在嘉靖三年（1524），嘉靖帝为了其母亲的尊号，竟一次廷杖了180余位京官，其中17人因伤重致死。这种做法，在明代可谓是空前绝后。　　　　
　　　　这位嘉靖皇帝在位长达45年。在此期间，大明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蒙古人在北部屡屡入侵，构成严重威胁，而朝廷又拿不出有效的办法。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给当地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性，朝廷为平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庞大的军费开支、皇室的挥霍无度、官吏的普遍腐败、税制的混乱和瓦解以及接连不断的天灾等等，造成了朝廷严重的财政危机。对这些，嘉靖帝似乎有些无动于衷，开始时尚能勉强应付，到后来干脆是消极对抗，甚至还一度把朝廷大权交给了严嵩，时局之败坏就不难想象了。　　　　
　　　　在漫长的40余年中，嘉靖帝似乎只对一件事有着长期的浓厚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