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宋代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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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宋代的城市- 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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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安是分六都监界分,差兵148铺,在城内近200余步就置一军巡铺,这超越了东京300余步设一军巡铺的规制。临安的防、灭火军兵布置为东、西、南、北、上、中、下、府、新、新南、新北、新上,12个隅。每隅102人,共1224人。

    更为专门的防火、灭火队为7个,他们是206人的水军队,118人的搭材队,202人的亲兵队,350人的帐前四队,计876人。

    为了使临安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赵构在绍兴三年(1133)还诏令殿前各司,再选300精兵划归临安府,专门担任救火任务。殿前各司皆皇家亲军中精锐,攻坚战斗能力极强,赵匡胤时的亲军就树立起了这样的榜样——

    有一次,泗州献来生虎,赵匡胤命用全羊臂给虎吃,虎吃了一会儿,口合不上,一看是羊骨鲠喉中,这时,亲军李承训便敢用手去虎喉中将羊骨探取出来。又有一次,一只飞禽落到高入云霄的五凤楼东南角楼的鸱尾上,赵匡胤命人去捉,一武士便攀上屋角,历经危险,将这只飞禽捉到手,观者无不为之悬心……

    由这样坚韧不拔、勇猛善战的武士组成的救火队伍,一定会强悍无比,势如破竹,他们肯定是在火灾的关键时刻投入,也绝对会取得不同寻常的灭火效果。

    综上所述,这300殿前各司精兵,加上每隅防、灭火军兵102人,全临安共23隅,计有2346人,再加上7个专门的“潜火队”876人,钱塘、仁和两县管辖的“四壁”1800人,驻临安城外的1200名防、灭火军兵,全临安专职的“消防队”可达6522人。

    正是由于有了数量这样多,质量非常优良的专职的防、灭火队伍,才保证了临安的安全。用《淳祐临安志》里的话来说:这种“消防队”,自嘉定以来已成定规,由于这样的设置,便于扑灭火灾,自此十来年间市民生活才逐渐得到安定。

    防、灭火组织的规范化,必然是和防、灭火设施的规范化互为表里的。如“消防队”,有专门的铺屋,即“望火楼”,他们住在楼里,白昼黑夜登楼顶观看火警,以利扑灭火灾。

    望火楼的建构出于李诫的《营造法式》。《营造法式》于元符三年(1100)编纂完成,崇宁二年(1103),经皇帝批准,按照通用的敕令,公诸于世。这也就是说,在元符三年以前,就已经有望火楼的设置或至少有其设想了:

    望火楼,一坐四柱,各高三十尺基高十尺,上方五尺,下方一丈一尺造作功

    柱四条,共一十六功

    榥三十六条,共二功八分八厘

    梯脚二条,共六分功

    平栿二条,共二分功

    蜀柱,二枚

    抟风版,二片

    右各共六厘功

    抟三条,共三分功

    角柱,四条

    厦瓦版,二十片

    右各八分功

    护缝,二十二条,共二分二厘功

    压脊,一条,一分二厘功

    坐版,六片,共三分六厘功

    右以上穿凿安卓,共四功四分八厘

    柱有多高,瓦版用多少片,护缝有多长,共用多少功,一清二楚,明明白白,以“法式”规定下望火楼的构造,其意是要遵此执行,望火楼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目前遗存的桂林府城北的鹦鹉山石壁上,仍保存着南宋咸淳七、八年(1271、1272)镌刻的当时全城总平面图,其中就有一望火楼。此楼位于该城宝贤门与镇岭门之间的山上,与城墙连接,出宝贤门可沿石阶登上望火楼。

    这是一座建造在立柱上的方形二层楼,于此可以看出,望火楼必须要建在全城的高处。“楼”是建在立柱之上,根据《营造法式》规定一柱要高30尺计算,望火楼必须要有9。30米的高度(1宋尺约合0。31米)。士兵站在建在高处的望火楼上,瞭望全城,火警可以说是一览无余。

    类似这样的望火楼,在临安有23处之多。“消防队员”日夜值宿在望火楼里,若发现火灾,白天就用旗帜发出扑救信号,朝天门内挥指三次旗,朝天门外挥指两次旗,城外挥指一次旗,夜间用灯发出扑救信号。

    望火楼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同时也是世界古代城市建设中的首创,它对宋代以后城市建设有着启发意义。从城市防、灭火历史来看, 宋代以后的元、明、清、民国时期,均设有望火楼,如乾隆二十年(1755)湖南省城中,就在城内高处浏阳楼上值日瞭望火警,若有火警,立即吹号或击鼓,顷刻之间,满城闻知……

    扑灭火的设施,也是自宋代始渐完备。宋代城市扑灭火器具,主要是水桶、水囊、水袋、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杈、大索、铁锚儿、唧筒之类。

    这种较之前代更为先进的灭火器具的出现,无疑对灭火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仅靠唧筒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其他灭火器具加以配合,如常用的灭火器具水囊——它是用猪、牛膀胱制成的。起火时,可盛水,掷向着火地点,水囊被烧穿,或破裂,水即流出灭火。还有用油布缝制成的油囊,其用法同猪、牛膀胱制成的囊一样,盛水掷着火处灭火。

    由于宋代城市有不少高层建筑着火,所以在灭火时,要经常运用梯子,攻城时用的云梯为最理想之选。它的设置是用大木为床,下面有六个轮子,上有两条各长二丈的“飞梯”。云梯四面用生牛皮为屏蔽掩,用人推着前进,到了城墙根,则将“飞梯”树立起来。用云梯一是可以窥见城内,二是可以从云梯进攻城内。如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所记:着火的房屋若高,灭火的军士就会攀上救火长梯而上,这种救火长梯当非攻城用的云梯莫属,因为只有这样梯子的长度、高度,才可以够得着像皇宫那样的墙垣和楼殿……

    有了便利的灭火器具,还要有有条不紊的灭火组织程序配合才能扑灭火。那么宋代城市灭火的具体场景是怎么样的呢?《武经总要》中对付火攻的步骤,可以成为观察宋代城市灭火时的参照——

    敌方用火攻城,我方必须准备好平常所预备的灭火器具,主要为托叉、火钩、火镰、柳洒弓、柳罐、铁锚手、唧筒等。假如敌方所烧的火已迅猛来到,就要用水袋、水囊投掷来灭火。

    楼棚器械就是已经被火烧着,也要频繁地用麻搭湿润扑打。若敌方用蘸油后燃着的火把,我方要用土沙扑灭,切勿用水,加水则火势愈炽。敌方若向城内纵烟,则要从准备好装醋浆水的瓮中,汲醋浆水覆在脸上,使烟不能呛冲鼻和眼睛。

    又可在长八尺的杆上束住重约二斤的散麻, 即麻搭, 蘸着稀泥、 浆水去扑打或湿润火焰或烧着的物品,以防扩大蔓延。还要用火钩、火叉、利斧,或用快锯,拆除掉障碍;还要用大索、带有长链的铁锚儿,套住或挂住房梁立柱,用力猛拉,拽倒,以切断火源……

    这虽是《武经总要》所述的对付敌方向我方所发起的火攻的办法,但从中也可知道宋代城市灭火的真实状况,它标明宋代城市灭火已有一整套较为成熟的步骤、程序。当然,这并非一下子就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这可以从元祐年间一例灭火知道——

    一州郡太守,为了防止一民家火势蔓延,关上子城,不开城门,使居住在城内的市民出不去,救火者又进不到城里,一直待到市民的房屋全部烧尽。大家去责问太守,太守却振振有词地说:现在天气久旱,我用的是董仲舒的防纵火的方法啊。

    这种防、灭火方法可谓荒谬透顶,但在北宋初、中期,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在防、灭火知识方面,却都处于愚昧朦胧状态,就好像一个尚待启蒙的孩童,采取的消防措施极为幼稚可笑。

    即使在东京,一有火起,尤其是夜间,便紧闭诸城门,致使赶来探视救火的人也不得进入。而且,火灾发生时,要等候负责这一地区治安的巡检官员前来,才能开始扑救,这样必然是贻误了灭火的良机。城市管理者觉悟后,便推行了较稳妥的救火“责任制”:若着了火,由仰探的军人,骑着“望火马”,飞驰报告巡检,如果都巡检因故未到,便由这一地段的治安官吏厢巡检负责去救。

    如果去巡检的那地方遥远,其他军巡使等官吏先到,便要立即指挥穿着上有番号、以区别各军的“绯小绫卓画带甲背子”的“火背心”的“消防队”,和救火的“水行人”,与失火的“本主”,一起灭火,以免使远处屋舍连着。后来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一有火起,“消防队”要按平日划分好的地界扑救,以免城市的秩序发生混乱。假如“消防队”一时赶不到,则就近地段上的官员,要带领他管辖内的将佐兵丁,前往失火地段灭火。

    这都刺激着“消防队员”竭力灭火,不致使火势扩散。对于灭火积极者,政府将给予优厚的犒赏,“消防队”中有重伤者,政府还差官员去探望,并负责请医生治疗。这就如同淳熙二年(1175)十一月三日——

    皇宫内火起被扑灭后,“消防队”均得到10贯至300贯不等的赏赐,重伤的将官和轻伤将官,各得200贯与150贯的医药钱,重伤人兵和轻伤人兵,各得70贯与40贯的医药钱。

    若是在救火中有不尽力者,查出后定以“军法”治罪。宋政府经历多次灭火,已制定出了许多严格的失火、灭火惩治法律,《庆元条法事类》中,就对城市失火治罪及灭火时所应遵循的作了详尽的规定:

    诸在州失火,都监即时救扑,通判监督,违者各杖八十。虽即救扑,监督而延烧官私舍宅二百间以芦竹草版屋三间比一间,都监、通判,杖六十,仍奏裁。三百间以上,知州准此,其外县丞尉州城外草市倚郭县同并镇寨官,依州都监法。

    诸故烧有人居止之室者,绞。无人居止舍宅,若积聚财物蚕簇同积聚,依烧私家舍宅财物,律死罪。从及为首而罪不至死,各配千里,从者配邻州。

    类似这样的法律很多,已在林林总总的刑法中独立成为专门,而且规定非常之细。如《庆元条法事类》中特别指明,在救火时,“不容久待者,许横绝驰过”,这就从法律上为救火时的交通问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宋朝廷还将“修火政”,作为训示和考核地方官的一条准则,并发布了不少与防、灭火有关的诏书,如《禁中火求直诏》、《宫禁火赦天下制》等。这些举措都具有法律条文的同等效力,是必须遵守的。

    宋朝廷制定防、灭火的规章,不走形式,在监督执行这方面法条诏令时,不讲情面,十分严格。皇帝往往也率先垂范,如熙宁七年(1074),判官宋迪一天使人煮药,不小心失火,一直烧到了“纪府”,火愈燃愈旺,惊动了宋神宗。神宗登上了西角楼观火,看见一支部队似疾风掠过,神宗一问左右,知道是有知制诰官衔的判军器监章惇率领本监设兵前往救火。翌日,火刚停,神宗马上传下旨意,勒令停止肇火负责者宋迪的职务,罢免主管“纪府”的三司使元绛,提拔救火积极有功的章惇为三司使。赏罚就是这样的分明,因为统治者已经深深意识到非如此不能遏止住火灾的蔓延。像包拯当开封府尹时,一次街巷着火,扑救甚急,有无赖子乘机想调逗包拯,问他是在甜水巷还是苦水巷取水,包拯连理都不理,便命拉下斩首,由此京城市民更加畏服包拯了……

    据此看来,奖惩严明,才能顺利指挥扑救,从指挥灭火的过程中可以检验出一个官员驾驭政事的功力。绍定四年(1231)九月临安一次特大火灾,就是这样的一次检验,当时的火势是这样的:

    九月丙戌夜未中,祝融涨焰通天红。层楼杰观舞燧象,绮峰绣陌奔烛龙。始从李博士桥起,三面分风十五里。崩摧汹汹海潮翻,填咽纷纷鉴鱼死。开禧回禄前未闻,今更五分多二分。大涂小涂噤不讲,拱手坐视连宵焚。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祖宗神灵飞上天,痛哉九庙成焦土。

    从诗歌不难想见这场大火的可怕。参照其他有关此次大火的记载,却可见出贾似道的才干。当殿帅冯亲率精锐兵丁扑救,也遏止不了火头时,贾似道沉着地说:火近太庙来报。待传来火近太庙的讯息,贾乘两人小肩舆,前往着火处。

    肩舆旁有持锤、剑的四力士护卫,以示威严,才走一里,即换抬舆人,一会儿就到了着火地太庙。这时,贾似道火速部署,具赏犒,募勇士;树皂纛,列刽手,全在呼吸间准备完毕。贾似道下令肃然,明确说道:火到太庙斩殿帅。令刚下,火沿太庙的“八风板”袭来,两殿前卒肩扛一卒飞上太庙,将“八风板”斩落了下来,火即止。贾命人登验灭火卒子的姓名,当时就赏赐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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