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狂欢行为。
汉代永平年间，明帝因提倡佛法，每到正月十五日晚即令点灯，并亲自到寺院张灯祭神，以示尊崇，放灯习俗即由此始。又赵翼《陔余丛考》说：上元起自魏，因尊信道士而来。即道教有上、中、下三元之说，三官大帝中的上元天官火官就是在正月十五日诞生，故正月十五日为上元。每年正月十五，皆不可以断极刑事，这就给上元涂抹上了一道欢快的色调。
据说吴越钱王来东京朝拜时，进贡了不少金帛，在正月十五过上元节时，买了十八、十九两夜，与十五、十六、十七三天相续为五天上元节，但这只能做民间传闻。上元节的实际起源，是建隆元年（960）开始——
这年元夜，赵匡胤登上了宣德门城楼，只见灯烛荧煌，箫鼓间作，士女欢会，填溢禁陌……宋太祖心意甚欢，特意问身旁大臣李昉：人物比之五代如何？李昉回答说：民物繁盛，比之五代数倍。这大约触发了赵匡胤借上元张灯欢庆一番的念头。加之以后陆续削平二李，讨定荆湘，孟氏投降，于是，赵匡胤在乾德五年正月甲辰，以年丰米贱无边事为由，特诏开封府在上元节时，更放十八、十九两夜，宜纵士民行乐，自此便为惯例。这种以欢乐为宗旨的惯例的形成，除却宋政府基于国势强盛，需纵容百姓享乐以调节节日气氛的因素外，也有宋以前，如唐代每年正月十五上元日，民众张灯欢乐的传统因素，两种因素交并一处，进发出了像火山熔浆般的灼人热浪。这热浪是由香雾，是由彩山，是由美男，是由丽装，是由家家的灯品，是由处处的锦帐，是由鲜艳的花市，是由夺目的金莲，是由如流水的车，如游龙的马，是由人人五夜到天明的狂欢汇聚而成的。只要看一看当时描述城市上元的文字，就足以使我们惊讶不止了，任何一个朝代的欢乐庆典都难以与之相提并论。随便抽出刘昌诗的《上元词》中的二首，就可知上元的气象是何等热烈不凡了——
紫禁烟光一万重，五门金碧射晴空。梨园羯鼓三千面，陆海鳌山十二峰。香雾重，月华浓，露台仙仗彩云中。朱栏画栋金泥幕，卷尽红莲十里风。五日都无一日阴，往来车马闹如林。葆真行到烛初上，丰乐游归夜已深。人未散，月将沉，更期明夜到而今。归来尚向灯前说，犹恨追游不称心。
刘昌诗是南宋官员，他所写的情景主要是东京上元之盛况，看来，东京市民上元狂欢，是特别令人怀念的。这是因为自宋代开始，由于游乐时间更为充裕，东京市民将上元祭祀太一神从昏时到天明的观灯习俗加以充分发挥，将东京布置成了一片灯的汪洋，以至宋话本《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竟出现了这样的描写上元之夜的语言：“是人都去看灯。”东京界身子里胭脂绒线铺主管张胜，是位平日有个风吹草动就不肯外出的大老实人，也要破夜不出门的惯例，上街看灯。因为宋代城市上元之夜的灯景太诱人了，光灯的品种就有：坐车灯、衮球灯、球灯、槊绢灯、日月灯、诗牌绢灯、镜灯、字灯、马骑灯、凤灯、水灯、琉璃灯、影灯、诸般琉珊子灯、诸般巧作灯、平江玉珊灯、罗帛灯、沙戏灯、火铁灯，进架儿灯、像生鱼灯、一把蓬灯、海鲜灯、人物满堂红灯……
类似这样人人都可以制作的莲花灯，书籍上已将其制作步骤明确记载，从而标示出了上元灯具制作已相当普遍。灯具的制作由简单到复杂，逐渐出现不惜花费工本材料的倾向：
如全用白玉做成，使人爽彻心目的福州灯；
用绢囊贮粟为胎，因之绕缀，及成去粟，浑然如玻璃球的新安灯；
圈片直径有三四尺，全用五色琉璃制成的苏灯；
用五色珠为纲，下垂流苏，灯上或为龙船、凤辇、楼台故事的珠子灯；
镞镂精巧，五色妆染，用影戏之式的羊皮灯；
用千丝结缚弱骨，轻球万锦装扮，碎罗红白相间，剪缕百花万眼，一看好似彩云笼罩着月魄，珠光宝气围绕着星星的万眼罗灯；
尤其那种飙轮拥骑，回转如飞，灯罩上绘出战争场面的马骑灯，人人爱看。姜夔有《感赋诗》：
纷纷铁马小回旋，幻出曹公大战年。
若使英雄知国事，不教儿女戏灯前。
马骑灯的构造是很新颖的：在一个立轴的上部横装一个叶轮，叶轮的下边，在立轴底部的近旁，装个烛座，当烛燃烧时，产生的热气上腾，便可推动叶轮，使它旋转。
走马灯
立轴的中部，沿水平方向横装几根细铁丝，每根铁丝外粘纸剪的人马，夜间点烛，纸剪的人马便随着叶轮和立轴旋转，使其影子投射到以纸糊裱的灯壁上，成为灯画，灯内所映现的人物故事，走马似的循环反复展现在人们眼前。
走马灯的发明，从科学技术发展史来看，它是现代燃气涡轮机的萌芽，可是宋代市民却利用空气受热后上升冷空气下沉的原理，将其转化为走马灯的制造，这真是为了上元灯节挖空了心思，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狂欢史上都值得大笔一书。
各种灯品汇聚一处，其最高成就为“灯山”，也可称为“鳌山”。东京的鳌山通常是冬至日下午开始扎缚，架造时间长，规模气魄大，有人竟把鳌山扎缚到“高一十六丈，阔三百六十五步，中间有两条鳌柱，长二十四丈，两下用金龙缠柱，每一个龙口里点一盏灯，谓之双龙衔照”。这就壮观得吓人了。
临安则扎缚起了琉璃灯山。它高达五丈，上有大彩楼，大彩楼中有安着机关可以活动的人物。灯山上有大殿，铺连五色琉璃阁，阁上都是球文戏龙百花。殿阁梁栋之间的涌壁，诸色传说故事描绘其上，其中龙凤水，蜿蜒如生。小窗间垂吊着小水晶帘子、流苏宝带。设在中间的御座，与五色玉栅簇成的“皇帝万岁”四个大字，交相炫耀。灯山上还有伶官迭奏新乐，恍如天上广寒宫殿……
宋代中小城市的上元之夜，也不甘落后于大城市，像成都，每夜要用油5000斤，其他费用可想而知了。成都的灯山，竟胜于京城，上设飞桥亭榭，崇高森罗；万炬层出，照耀璀璨。灯山前，缉木为垣，其中旋植花卉，满放捕来的山禽杂兽，市民登垣绕览，大开眼界。
一个小小的温州，仅太守堂内张挂的绢灯就达千盏。到润州任职的钱子高，为欢度上元灯节，要在因胜寺法堂对面搭“戏幄”，竟要使人把花砖遍甃。严雅如新的铺设掘开，埋上柱子，无非是要在上元大摆阔气。
偏远的甘肃宁州城，每逢上元，市民便去南山顶上，把盛着薪火的瓦缶，贯以环索，用一绳维系，从上坠下，远远一望，真如天上奔星下临，因此它被当地人唤为“彗星灯”。
那位在上元献诗歌颂皇帝与民同乐的蔡君谟，在守福州时竟不顾民间疾苦，命令百姓在上元夜，一家要点灯七盏。元祐间，蔡京守永兴时，时值上元，阴雨连下三天，十七日雨停，蔡京便让再张灯两夜，可是准备不出膏油，然而蔡京执意要张灯，便违背北宋法制，动用了城库贮油，以至被转运使所弹劾，但掌国政的吕大防却不以为然，认为不致加罪。
城市放灯，制造升平气象，当权者真是不遗余力。然而有的官吏过分强调上元张灯，也使市民叫苦不迭，这就损害了上元灯节的节日意义。从整体来看，宋代中心城市，和许多中、小市镇，大多具备雄厚的财力，为上元张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这方面，以苏州为最好——
苏州腊月里，各式各样的灯就上市了。稀奇价贵的灯，往往很多人竞买，久争不下，就以赌博而定，谁胜了谁就得灯。待上元夜点起“坊巷灯”，街巷间一片辉煌火树。每里门都制作将好句子题在上面的“长灯”，还有龙灯、鹿灯、月灯、葡萄灯、栀子灯……
从苏州一市窥见，灯成了上元欢乐的基础。有了灯，在灯的照耀下，市民们才可能狂热起来。当然，与之相配合的还要有吸引人的娱乐才行，城市均像准备灯一样准备着娱乐节目。这些节目以东京的样式为典型——
在开封府仪曹及殿中省主持下，用棘刺围绕起如盆状的大棘盆，在棘盆中树立着许多仙佛车马的木像。还有高达数十丈、结束彩缯的长竿，竿上悬挂着纸糊的百戏人物形象，它们乘微风而飞舞，犹如天空飘来的神仙。棘盆内设乐棚，专供官衙的专职乐人演奏。从伎艺人中选拔出来的诸色绝艺者，在音乐伴奏下，飞丸掷剑，缘竿走索……
有的伎艺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皇帝的面表演“藏火”绝技：那是至道初年的上元夜，一伎艺人带着一火焰熊熊的巨盆，迎立于太宗的驾前，高声扬言：大家看藏火戏。只见他褫去其他服装，只披一绨袍，将巨火盆掩饰起来，再拉绨袍在两手团揉，像无物似的，过了一会儿，将绨袍掷于地，即举而披之，襟袖间火焰四射，将他的须眉都灼了，可是“藏火者”却神色自如，豁开绨袍，只见火在袍中，燃烧如前，而且火势更猛……
像这样在上元之夜出演的绝技是很多的。伎艺人都愿意将自己的拿手好戏，在上元之夜演出，因为这时观众最多，最易将绝妙的伎艺加以传扬，所以这时的绝技最为集中，像张九哥表演的吞双面锋刃的铁剑，小健儿的口吐五色水等等。
尤其是像鱼跳刀门、使唤蜂蝶、追呼蝼蚁这样的绝技，若不加以考寻，恐怕现代人无法知道这类绝技的确切面目。像鱼跳刀门，从字面上考查，是利刃竖起之门，使鱼跳过。可如何跳？笔者翻阅史料，从陈继儒的著作中得知一训练舞鳌法，可以佐证：
烧地置鳖其上，忽抵掌使其跳梁。既惯习，虽冷地，闻拊掌亦跳梁。
以此条记载映照鱼跳刀门，可知鱼跳刀门的表演方式，是用响声刺激鱼高高跃出水面，跃过刀门。
使唤蜂蝶，乃宋代新发明的幻术，会者甚少，只有庆历年间，一唤张九哥的伎艺人，曾为燕王表演。他取一匹帛重叠，剪成蜂和蝶，蜂蝶随着张九哥的剪子飞去，或聚到燕王衣服上，或聚到美人钗髻上，这场面使燕王大悦。片刻，张以怕失去燕王的帛为由，招呼蜂蝶一一飞回，一匹帛又完好如初……
以上所述绝技，只在东京上元夜演出，其余场合尚未见到这类演出的踪迹。这属于专业性的伎艺，需要伎艺人长时间的钻研才能在公众面前出演。在上元夜较多的是群众性的自娱自乐演出，娱乐的市民构成了狂欢上元的主体。如临安的舞队，一伙竟达千人之多。舞蹈演出的波澜从冬至以后就翻卷了。那些为了赚钱的乘肩小女的小舞队，每晚灯烛初亮，便响起声声箫鼓。除了专供豪贵欣赏，舞女们还去客邸最盛的三桥等处，往来舞蹈，收费也不高。“茸茸帽遮梅额，金蝉罗剪胡衫窄。”她们故作奇异的外来装束就足以使市民争看不已了，所以“欲买千金应不惜”，更何况她们舞姿动人，市民即使倦意重重也强随着她们演出的鼓笛，甚至看完“归来困顿春眠，犹梦婆娑斜趁拍”。待上元之夜，她们便汇入了数以千计的舞队中了。
如果说乘肩小女的演出是商业性的，而这时上街的舞队，则完全是娱乐性的。苏州的灯市上，就有着夹道陆行为竞渡之乐的划旱船舞和水傀儡舞。还有“钳赭装牢户，嘲嗤绘乐棚”等戏耍。临安的舞队，则更是规模庞大，花样百出了，可以说是以人物故事为主，将唱、念、做、打兼容一体的歌舞戏剧大汇演——
像“村田乐”以乐旦、正末扮为一对在农村劳动的伙伴，用唱对念，表现了田野丰收的喜悦之情。“瞎判官”表现的则是戴假面，留长髯，着绿袍，穿靴抱简的钟馗形象。他的旁边有一人用小锣相伴招，并伴有舞蹈动作。更有胜一筹者，如“抱锣装鬼”，他们穿着青帖金花短后衣服，帖金皂裤，赤脚携大铜锣，装成厉鬼，踏舞步而进退。
还有动人心魄的“武舞”：一人舞大旗，一人翻筋斗；人在旗中扑，旗在人中卷。“狮豹蛮牌”又是另一种格调：许多挥舞木刀枪持兽面盾牌的健儿击刺打斗，在乐队奏出的“蛮牌令”中，他们变化阵势，两两对舞……
上元之夜是不受任何约束的，民间艺人还将流传于临安的一桩佛教轮回，冤冤相报的传说——“月明和尚度柳翠”，编演成“耍和尚”的滑稽舞蹈。和尚是坚决不允许近女色的，但是月明和尚却因柳翠女子破了“色戒”。艺人偏选这样体裁，搬演到市民中间，又名为“耍”，肯定是对崇高如神的佛家人物加以无情的嘲弄，动作引人笑乐不止……
据宋代笔记载：有一刘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