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宋代的城市- 第3部分

　　　　据洪迈记叙：居临安中瓦的算卦先生夏巨源，算一卦可得500钱。有这样高的报酬，我们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一条御街两旁就能集中三百多名算卦先生了。如此之多的人集中一处，算卦先生当然要为突出自身特色而求新立异了。

　　　　像有的算卦先生就常穿道服，标榜为“铁扫帚”，这就吸引了许多出卖劳力的下层市民找他算卦。这种将伎艺商业化的做法，在夜市上已形成了非常普遍的现象，如五间楼前坐铺的“卖酸文”的李济——

　　　　李济，史书并无记载，但能以卖“酸文”讨生活，定是身手不凡者。所谓“酸文”，有两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依其机敏智慧，针砭时弊，制造笑料，以文字的样式出售给市民，鬻钱以糊口，如元杂剧《青衫泪》中所说：做“一个酸溜溜的卖诗才”。

　　　　二是可以引申为一种专以滑稽、讽刺取悦于人的伎艺样式。像宋杂剧绢画《眼药酸》，图中有一演员，身前身后挂有成串的眼睛球，冠两侧亦各嵌一眼睛球，冠前尚挑一眼睛球，身挎一长方形袋囊上亦绘有一大眼睛球。

　　　　联系李嵩《货郎图》所绘玩具担上，即插有几个类似的眼睛球，依此推之，眼睛球为宋代城市一种较为常见的玩具，也就是说以它标明为酸，为调笑。在杂剧里以酸为调笑对象的剧目很多即可证明。将酸文卖出，这反映出了宋代夜市上已有大量的这样供求双方，一方是有知识的人，根据市民口味，编写文章出售；一方是具有一定文化欣赏水平的市民，喜欢听到看到或得到酸文或类似酸文这样的娱情作品。

　　　　宋代城市中有不少这样的事例可以证明夜市上卖酸文和买酸文是怎样进行的——

　　　　据《夷坚志》载，在东京就有秀才以卖诗为生，市民出题目让诗人作诗，而且非要他以“浪花”为题作绝句，以红字为韵，这秀才作不好，便向市民推荐南熏门外的王学士，王按市民要求欣然提笔写道：

　　　　一江秋水浸寒空，渔笛无端弄晚风。万里波心谁折得？夕阳影里碎残红。

　　　　市民们无不为王学士的才思敏捷而折服。还有南宋的仇万顷就曾这样立牌卖过诗，每首标价30文，停笔磨墨罚钱15文。一富家做棺材，要求仇以此作诗，仇疾书道：

　　　　梓人斫削象纹衫，作就神仙换骨函。储向明窗三百日，这回抽出心也甘。

　　　　又有一位妇人以白扇为题，仇刚要举笔，妇人要求以红字为韵，仇不加思索写出了：

　　　　常在佳人掌握中，静待明月动时风。有时半掩佯羞面，微露胭脂一点红。

　　　　还有一妇人以芦雁笺纸求诗，仇即以纸为题写道：

　　　　六七叶芦秋水里，两三个雁夕阳边。青天万里浑无碍，冲破寒塘一抹烟。

　　　　一妇女刚刺绣，以针为题，以羹字为韵，来向仇买诗，仇遂书云：

　　　　一寸钢针铁制成，绮罗丛里度平生。若教稚子敲成钓，钓得鲜鱼便作羹。

　　　　以上可见，卖诗极需敏锐才情，非长期磨练才能做到，而且较难的是，卖诗者要根据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需要的市民作诗，这就需要有广博的知识，熟悉市民阶层生活，才能应付自如。

　　　　至于卖酸文者，难度就更大了，他不但要根据随时发生的事情，加以艺术生发，顷刻之时，捏合而成，而且还要有诙谐调侃掺渗其间，使市民心甘情愿掏钱来听、来看、来买，倘不具备这一点，便无法在夜市上生存。这就如同夜市上画山水扇子的张人一样，画扇虽是一种绘画艺术，但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运作的程序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使卖买双方都活跃起来。值得肯定的是，临安夜市很好地使伎艺商业化了……夜色中李济卖酸文、张人画扇子等获得了良性的发展，装点得临安文化夜市分外红火，以至使一些刚刚从考场出来的举子，都不顾疲倦，相率游逛这文化夜市。为了应付类似这样有闲情逸致的人，许多商家则彻夜营业——

　　　　钱塘门外的丰乐楼，有时将近二更，还有大船停泊靠岸，服饰鲜丽的贵公子，挟十几个姬妾，登楼狂欢，歌童舞女，伴唱伴舞，一时间，喧沸的丝管弦乐，传遍西湖上空，使人忘记了这是深夜……

　　　　在那大街上还有许多四处游动装有茶汤的车担，卖茶汤的小贩，其用意是想以此方便奔走累了、唇干舌燥的市民，让他们呷一口香茶，饮一碗甜汤，提神爽气，以继续去那有“夜场”的勾栏瓦舍游玩。一切都那么充满了文化情调，但又不失其商业性，二者有机结合，水乳交融，从而写就了中国古代城市夜市最具光彩的篇章。



第二部分　别样风流
第1节　女伎

　　　　东京，金色的秋阳中，一层又一层的市民，密密排列在宽阔的御街上，引颈翘望。是欢迎远方佳宾？还是争看巡行贵人？都不是，市民是等待着一队队在皇宫为上寿活动而表演的女童出来，她们是四百余个容艳超人的妙龄女童啊——

　　　　一个个，十七八，尖尖的脸，细细的眼，弯弯的眉，薄薄的唇。头戴花冠，或着红黄生色销金锦绣衣，或扎仙人髻，或卷曲花脚幞头。她们像穿行春风的杨柳，摇摆着纤柔的腰，移动着细碎的步，红黛相媚，顾盼生辉……

　　　　日常里，虽然东京庆典之时也有这样的妇女聚会，髻鬟峨峨，服装华焕……可多是诸王邸第、公侯戚里、中贵人家的妇女，即使有歌姝舞姬，也都是饰珠翠，佩珠犀，如以美贵绝伦而闻名的狄氏，靓妆却扇，亭亭独出而名动一时，颇有些今日时装模特儿展览之风味。

　　　　那些豪门佳丽与大量的扮色俱佳的伎艺女童不可同日而语，市民当然不愿放过这亲睹伎艺女童鸾集凤翔的良辰，看一看她们的仪容，以分享到一点情意的愉悦，或能从她们的发髻、服饰上得到一点借鉴，以使自家的女儿日后也能长成像她们那样。

　　　　这些伎艺女童走到市民眼前来了，她们还跃上高头大马，策骑驰骤。许多青春少年，豪俊小子，从以睹女童风采为快的市民行列里跃出，如追逐花蜜的蜂儿，紧随其后。这些平日桀傲不驯的后生，抢着向女童们送宝具，献果酒……

　　　　这种狂热场面，可谓之现代城市“追星族”之滥觞。目击这一情景的孟元老，是生活在东京最奢侈时期的贵族，他着力描述市民在大街上对女伎的追逐，意在以一滴水见太阳，以透露出即使一般的市民，也开启了对女伎欣喜若狂的心潮。

　　　　在市民的心目中，成为一名女伎艺人是很不简单的事情。且不说称得上女伎的，几乎都要仪形秀美，光彩溢目，更难得的是女伎要具备多方面的伎艺才能——她要会插科打诨，她可以和雅弦声；她要会翩翻飞剑，她可以填词作赋……

　　　　正像向子吟咏能著棋、写字、分茶、弹琴的女伎赵总怜那样：“风流模样总堪怜。”在市民看来，多才多艺的女伎，是城市中最耐品尝的鲜花，野芳幽香，一朵比一朵美艳，是一道穷妙极妍的风景。

　　　　出自宋、金之间文人之手的《宦门子弟错立身》，就刻画了一位对女伎十分痴迷的贵族子弟延寿马的形象。他倾羡散乐女伎王金榜，只见她：“有如三十三天天上女，七十二洞洞神仙，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鹊飞顶上，尤如仙子下瑶池；兔走身边，不若姮娥离月殿。”

　　　　延寿马要抛家别业，与王金榜一块去“冲州撞府，求衣觅食”，这不禁使人想起有人在墓葬的雕砖上都要刻上自己喜欢的女伎形象。那是河南偃师宋墓出土的有楷书“丁都赛”三字的雕砖像——

　　　　在这块长28厘米，宽8厘米，厚3厘米的砖面上，只见她，体态清盈，星眸滟滟；幞头诨裹，高簇花枝。上身内着抹领，外罩紧袖窄衫，下身紧裤及袜，足蹬筒靴，腰系巾帕，此为最流行的妇女时装“吊敦服”。她还背插团扇，双手合抱胸前拱揖，好一副表演的风流模样。

　　　　孟元老记述，丁都赛是作为杂剧艺人出演的。宋杂剧不同于元杂剧分类之细，而是综合歌唱、说白、舞蹈、武技等艺术为一体，仅看一看周密所录《官本杂剧段数》，便可知道宋杂剧所含之广了。想来丁都赛各类艺术必然娴熟出众。

　　　　孟元老说丁都赛等六人之“后来者不足数”，又证丁都赛为东京杂剧女伎中之佼佼者。丁都赛形象被模勒造型烧制成砖，这无疑是那些生前崇拜这位著名女伎，身后又怕寂寞的喜好女伎者费心竭力所为。市民将雕刻砌入墓室之际，正是丁都赛活跃舞台之时，可见丁都赛在市民中间声誉已不是一般女伎所能比拟。

　　　　于此联系许许多多市民，之所以从清早就泡在勾栏瓦舍里，逍遥俯仰，不觉抵暮，欣赏踊跃旋舞、乖觉洒脱的女伎，如丁都赛之流的表演，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如《宦门子弟错立身》中的延寿马痴情于女伎王金榜的原因一样。书中列举了王金榜可以表演——

　　　　负心的王魁，千里送寒衣的孟姜女，脱像云卿鬼做媒，鸳鸯会，卓氏女，郭华因为买胭脂，琼莲女，船浪举，临江驿内再相会等等节目，以至延寿马为此发誓要“不图身富贵，不去苦攻书，但只教两眉舒”。女伎可以说已经成为广大市民心灵上的一剂舒心药了。

　　　　在一次真宗和近臣的宴会上，席间言谈涉及庄子，真宗忽命呈诵《秋水》，马上就来了一位翠环绿衣妆扮的小女童。她神色自若，当众朗朗背诵《秋水》，闻者竦立恭听。这位小女童，可称是对《庄子》下过一番功夫的。这只是宫中专门供职的女伎偶然的一次表演。

　　　　在武技方面，宫中女伎也是被培养得出类拔萃的。政和五年（1115）四月，徽宗在崇政殿，就曾展开一次别开生面的检阅，先是让五百余名男子，表演操练、骑马射箭、拉硬弓等，然后，徽宗又让一队女伎表演类似的节目——她们也跃马飞射，用阔于常镞的矢镞射断那随风飘摆的细柳枝，又射那疾奔的马拖曳着的满地滚动的绣球。此两项是骑射中难度最大的，最难驾驭的。楼钥曾专写《骑射抱球戏》诗歌咏这种情景：

　　　　前骑长缨抱绣球，后骑射中如星流。

　　　　绣球飞最难射，十中三四称为优。

　　　　透过诗句，不难想见此类骑射的艰难程度，可就在此类青年男子专擅的天地里，却涌来一群伎艺女童，她们像男子一样纵马，却比男子驰骋得更加飘逸；她们像男子一样射弓，一下便可将长三尺二寸，弦长二尺五寸，能破坚于300步外的神臂弓如满月拉开……女童弯弓盘马的表演，使一旁观看的五百多个专以此类伎艺为职的班直子弟大感羞愧，自叹弗如，更不要说这群女童还别张一军，踞鞍击丸，一时间，出现“凤尾杖交团月合，龙门球过一星飞”的动人景象……

　　　　开裆夹裤

　　　　女童所表演的这种“击球”运动，和传统的马球有所区别，是一种“驴球”。驴球之所以在宋代城市有长足发展，和东京妇女的穿着密切相关。东京的妇女不穿宽裤与襜制旋裙，“必前后开胜”，穿开裆夹裤或长裤，如福州黄升墓出土宋妇开裆裤和浙江兰溪南宋墓出土宋妇长裤，以便活动和乘骑，这就是驴球运动始作俑者为东京的女伎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风气也传于男士。有人登第后，发放到州县做主簿，竟也是骑着妻子的驴去赴任。而且在北宋初年，就有郭从义以善击驴球而扬名。赵匡胤命他表演，只见郭跨驴殿庭，周旋击拂，曲尽其妙。赵匡胤大喜，特在身旁赐给郭一个座位。慰奖之余，赵匡胤向他指出这种驴球不是他这样的人所应该打的，这使郭大惭……

　　　　看来乘驴击球，应以女伎为宜，这固然有妇女服装方面的原因，但也和驴的小巧、耐力不无关系。因此由女伎表演的驴球又称为“小打”——

　　　　一百多个女伎，穿棉袄，着丝鞋，各跨雕鞍花鞯驴子，“花装”成男子模样，分为两队，手拿涂金银围的彩画球杖，直奔场地上立着的一个彩结小球门。一队的“朋头”即射手，要将队员传给她的球带射进球门，唤作“入孟”，才算胜利。另一队女伎，则向前争占，不让“入孟”，可抢球供本队“朋头”射门。两队为此互相追逐，展开抢夺。两队女伎无不拼命向前，一直到皇帝赐下优厚赏物，才停止这场比赛。

　　　　从语言角度追溯，“孟入”的来源乃是“蜀人打球一棒入湖者谓之猛入，音讹为孟入”。由此可知“入孟”场面一定十分激烈。因为“入孟为胜”，所以有文士在应举时，就梦见打球一棒“孟入”，一朝他登科，“则一棒孟入之应也”。“入孟”简直成了成功的别名了。

　　　　一场女子驴球比赛，多达百余人，必然有正式、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