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郁书屋品茗
以职业化的目光审视文学，和因心灵的需求而批评文艺，有相悖之处是自然的。同样的道理，流浪的诗人和都市的白领们，精神深处，也总有隔膜的地方。我们且看当今的文坛，其场景之别致，派别之纷杂，用一种概念来形容它，总有尴尬的一面。我在读所谓“后现代”的作品时，不知怎么，有时也似乎看到前工业的遗绪，比如残暴、独断、乃至男权中心，等等。世间的存在总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至少文学，是很个人化的东西，如果要对时下的小说、散文、诗歌进行判断的话，心里不免有着一丝丝的惘然。
这惘然的因由，我以为是职业化或自我的知识限度起了作用，凭着一种爱好取舍精神现象，在知识界一直是个问题，争论么，自然常常是虚幻的交锋，而双方又往往站在一条线上。比如左联人士与新月派当年的论战，那精神的支撑点，大多来自洋人，一个是俄苏的文艺政策，一个乃英美的情调，但今天看来，像鲁迅所云的“听说梦”，离我们脚下的土地，已很远了。
思想上的争论，有时确可以影响中国的现代进程，例如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之争。但中国文人的许多论战，后来多沦为“说梦”的一族，倒是那些在底层流浪的人们，写下了真实的东西。我不知道今天的文坛，是否这样。翻看学者们厚厚的专著，吓人的东西很多，而那些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则给人另一种面孔，即便说他们浅薄吧，但时常却有真的一面，不像时髦的雅士们的说梦，常常罩在云雾里。
当代活跃的写作者，已开始由四五十岁的人，转向二三十岁的青年。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渐渐浮出水面。摩罗、余杰、王开岭、棉棉、卫慧、莲子、孔庆东等一大批新人，已引起了社会的注意。青年人总要胜过中老年人，五四那代人就这样说过，我相信这理论的可信性。但中国的事情又很特殊，青年又常常走不出老人的影子，情况的复杂，在过去是很少见过的。进入二○○○年，先是春风文艺出版社和花山文艺出版社分别推出的棉棉、卫慧诸人的小说，后有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制的“新青年文丛”，它们正在形成很大的市场，像棉棉、余杰等人的作品，十分畅销。一方面，批评界对其有些漠视，另一方面，读者又热忱地走近他们。这其中，一定隐含着一种什么吧。
王干主持的“突围丛书”和尚红科编的“新青年文丛”，在今天似乎构成了一种象征。它们的特点一是时尚性，一是无政府的愤怒。我不知它是否涵盖了当下的青年心态，但至少可以折射时代的印迹。棉棉、卫慧的小说，很像都市的摇滚，也和大商场的艳丽广告庶几近之。那是一种包装的时尚，新式的感觉，逆俗的色彩：酒吧、剧院、音乐厅、婚外恋、吸毒者……卫慧写少女的疯狂，已没了遮拦，历史不仅在她们那儿消失了，上帝也早已不复存在。迅速都市化的荒诞、灰色、无聊，几乎都闪现在她们那里。你已无法看到责任、信念、乌托邦等词汇，存在于其间的正是放荡的极端自我的人生。而余杰、王开岭们表现的是另一种态势：绝望，反抗、冷嘲，以及俄国十二月党人式的愤怒。余杰的文字表现了相当的苛刻，那冷冷的行文中除了智慧之外，还残存着一丝安那其主义的阴冷。我在他那儿感受到了一股凉气，在清爽、痛快中，似乎觉得击中了自己的一些什么。王开岭的文字是介于余杰和摩罗之间的，那悲怆的韵致，让人的心痛楚起来，他吟咏了底层人的苦难，那种厚重的气流，会把人引进巨大的精神洞穴里。我觉得，他以自己的文字，和五四以来个性主义者的文字，重叠起来了。
一面是时尚化的表演，一面是流浪的愤怒，这就是更为年轻一代给予时代的回报。自然，这一代人中，还有其它的声音，我相信有许多类型的人，未能走到台前。超越棉棉、余杰的青年，或许明天就会出现。阅读青年，总会感到新鲜的东西，那形态的变化指向的正是未来。今天的青年给予人们的是什么呢？突围、反抗、精神的流浪，还有“西马”、“后现代”、“自由主义”等等。我们包围在无序的纷扰里，除了激动、“无赖”外，朗照的光泽消失了。王朔的继承者们是更加的时尚，“新启蒙”的接替者剩下的仅有呐喊。我们不仅未能看到八十年代预言者的美丽的光环，好像走进了更为迷乱的泥潭之中。
阅读棉棉与卫慧时，我觉得有一种理性的崩解。生命的亮色哪里去了呢？余杰、摩罗是浸在绝境里的，在悲壮之中，给人以黑暗的感觉。王开岭则体现了另一种激情，那是久受折磨的心发出的吼叫，然而在中老年那里，已很少有这样的色调了。这些是不甘于沦为奴隶的各种声音，它们的资源不是来自八十年代，不是新中国，好像从二三十年代的北平、上海那儿流过来的。未名社、狂飙社的青年，当年就有类似的声音，而创造社才子们描写肉欲、虚无的作品，在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些作家中，不也可找到影子么？历史绕了一个圆圈，中国走不出的，正是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中国上演的，常常是种种时尚，与种种愤怒，像王小波那类亵渎病态者，鲜而又鲜。这是思想的贫困与资源的贫困。我们曾有过鲁迅的传统和胡适的传统，但至今还彼此对立着。追随鲁迅的易沉于黑暗，膜拜胡适的常成为贵族。一批又一批的人走向反抗黑暗的路上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成了精神上的白领新族。而它们中间流行的既不是斗士又非绅士的时尚。一切都可以卖钱：隐私、残疾、色情、暴力，这些填补着斗士与绅士间的空白，给我们的生活以热闹的点缀。
我曾期待中国的文人，能将鲁迅的传统，与胡适的传统嫁接起来，出现一种健康而深刻的新人。然而这还是一种空想。读了王开岭的文字，才知道他这一代人，为何选择了愤怒，而不是平和。在《痛感“不自由”之后的两种走向》里，他描述了鲁迅与胡适的精神对应：
鲁迅不仅渴望自由，更是为自由而真行动的人。他为自己所遭之罪所吃之苦，应该说比适之先生多得多。鲁迅完全是民间的生存姿态，就像野草和棘藜，一生体验的都是寒冷、疾苦、穷孑、悲愤、血污与恐吓……而胡适则像“接骨木”，属名贵药材，引得官方都垂涎，他精神上的优雅宽松、人事上的和善包容与物质上的裕厚大方是相偕匹配的，其大客厅高薪金好人缘皆为鲁迅与战友们所不及。我想，今人如此敬羡胡适，恐怕也和这种物质精神的“双丰收”有关，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存梦想。
应该说，在一个政治比较开明、权力者相对通达、社会理性基础和民间文化资源皆较优厚的时代，胡博士们的用世之道是能派上用场的，也可谓“精英治国”、“知识政体”。但历史却呈现了另一种沉痛的文化命运，给我们以不容乐观的启示——
以胡适谦让妥协的性格和温良宽容的济世作风尚“英雄无用武之地”，这能说明什么呢？只有一点，即鲁迅的清醒和远见！即鲁迅激烈战斗、彻底批判、绝不合作之正确！胡适们所臆想的那个知识分子大显身手的时代和燕子衔泥的盛世田园风光——却得事先由一代代的鲁迅们靠牺牲去搏取，去把长夜过完、把黑暗熬干、把牢底坐穿、把阴霾刺破、把恶鬼打尽……等鲁迅们平整好了土方，夯实了地基，胡博士们才能凭优良的技术盖起理想的“大瓦房”。
一言以蔽之：胡适的前提正是鲁迅！
王开岭们的愤怒是清醒的愤怒，他们何尝不知道平和、冲淡、中庸更为重要？所以，在《激动的舌头》之中，他不断地发出沉郁的吼声，仿佛深谷里的冷风，给人以长久的惊悸。同余杰与摩罗一样，他们远离着英美的文明，倒是从俄国的传统里，找到一种呼应。这呼应充盈着悲怆、苦难、甚至一丝丝仇恨。我在巴金早期的文字中，就曾看到过这些。
但在棉棉与卫慧那里，憎恶与仇视被消解了，她们呈现的是无所顾忌的自我宣泄与文化摇滚。棉棉与卫慧们似乎憎恨传统，在她们那儿，历史的神圣已经消失。重要的不是解读外在的世界，而是呈现本真的自我。“晚生代”小说家对父辈的背叛比任何一代都要彻底。如果说余杰等愤怒的一群是从理性上颠覆以往，而“晚生代”小说家们则从叙述规则和情感方式上，反抗旧俗。择术不同，但道却近拟，在看似相反的选择里，还是可以感受到某种相通的。
这相通的缘由，我以为他们都是现代社会的流浪者。他们无意或无能去构建些什么，只是在精神的荒原里漂泊着。余杰承认自己在理论上，阐释的都是常识，那些年轻的小说家们在文体上也无新奇的贡献。他们是在为放纵而写作，在精神上，呈现出比学院派的教授更感人的一面。但他们偏执、抑郁、悲慨，以至无所限制，时常也显出稚嫩和狭隘。这让人对其产生复杂的感受。我一方面欣喜那流浪者的不羁的情感达成方式，但又为那过于的自我而担心。以余杰为例，当他用犀利的笔去戳穿世俗王国的病症时，是何等痛快淋漓。可那文字背后惨烈的影子，似乎把人间仅有的温情也吞掉了。新一代许多的小说家，也有同样的问题：无所爱，无所希求，除了自虐、疯狂、倾诉之外，朗朗的热情隐去了。面对新一代的写作，在兴奋的同时，我更多的是悲哀的感觉。五四以来，知识者们一直陷在对黑暗的体验与反抗里。梦不是更多，而是更少，而灰色的、冷酷的存在，却膨胀着、四散着，左右着敏感的写作者们。这种状况的延续，让人感到，百年来的中国，至少在文化上，进化缓慢，有的甚至退化到五四之前。而当灰色与愤怒成为知识分子群落中的流行色时，新的异化就将到来了。
“左翼文学”与“伤痕文学”，都曾流行过，且形成不小的风潮，但后来均成为时尚而遭到淘汰。当流浪者尚不能像鲁迅那样勇敢地走下去，拒绝外来的布施时，走向没落是必然的。
中国的写作者们，很难沉浸到对世界的纯粹的静观中，倒不仅是功利主义在起作用，我们的生存秩序，无法让人把目光放到更久远的地方去。我记得周作人曾批评过国人的这一点。但他自己，也不能完全做到这些。那缘由，是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血缘吧？在中国的文坛上，仅有时尚化的艺术和孤傲的愤怒之诗是不够的，这些远远改写不了我们的历史。但是，在贫瘠的土地上，又能诞生些什么呢？
职业化写作，曾窒息着我们的生命，而惟有那些精神流浪者们，在写着另类的文字。但今天的流浪者，我以为有着时时被时尚化的危险。时尚也可以表现个性，王朔不就是这样么？时尚不是罪过，但它布满了陷阱，如果流浪者仅以叛逆和出奇为目的，那么他们的命运，将会与都市的广告一样，被包装到直到自我的丧失为止。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有个性的存在，都会被时尚包围过来。问题是：我们拒绝时尚的耐力能有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