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克劳斯中尉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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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几天，每天都有几百名难友从前方下来，人数够一火车了就用专列运往釜山市的战俘集中营去。
我每天忙着安排食宿，照顾伤病员。克劳斯中尉对我的工作表示满意，在他晚上值班时不止一次泡了红茶，兑上炼乳请我喝，跟我聊天。
他告诉我他的父亲也是军人，他自己在专科学校毕业后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授受他父亲的建议当了兵，他在西德驻扎了几年又调到日本。这次他要求来朝鲜，这里月薪高，回国快，过半年他就可回国结婚了等等。
他说他对古老的中国很感兴趣，问我关于长城、紫禁城的情况。我借此机会给他谈了我们的悠久历史与灿烂的文化，谈了新中国成立后对文化古迹的珍视，还告诉他我们为了保护北平古城不受战火破坏所做的艰苦努力。他听了说他希望有一天能去游览北京名胜。我说：“等战争过去，中美两国恢复邦交，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并趁机问他和谈开始了没有？战争结束后是真会交换战俘么？他回答我和谈即将开始，交换战俘是肯定的。这颗定心丸我第二天就交给了难友们。
找到团党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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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水原后大约第１０天的下午，我从新押送来的战俘中看见了我团的副参谋长杜岗同志。
尽管他头发、胡子都挺长，头上还缠着绷带，一身棉军衣又破又脏，但他那高大的身材和轮廓鲜明的脸仍然使我立即认出了他，我真想一下扑上去抱住他。
我尽力克制着这种冲动，等一切都安排好以后，我悄悄地带上香烟、罐头到他的帐篷里去了。正要开口喊“２４号”（他的代号），他立即用眼睛示意止住了我。我看了看四周不认识的难友，便指着他头上的绷带对他说：“跟我去换药吧！”他站了一下，未能站立起来，我赶快过去将他搀扶起来一起走出帐篷。
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坐下后我一把抓住他的手，刚轻轻地喊了声“２４号”就说不出话来了。他眼圈也红了，说：“这一仗没打好，我们有责任！”接着他问我怎么也没突围出去？还有哪些同志一起被俘了？
我就详细地汇报了战斗和被俘后的情况、难友们的表现和敌人目前对我们的态度以及我自己争取当翻译的意图和组织爱国主义小组的做法，请示他是否可行。他表示完全同意我的做法，表扬了我的主动精神。接着，他告诉我他在山上领着十几位同志打游击与敌人遭遇、头部受伤被俘的情况。
最后他指示我进一步了解敌人对我们的意图，要我努力去发现可靠的同志，团结更多的难友，鼓舞大家的斗志，但一定要小心防止被叛徒出卖。
他还告诉我他报了自己是炊事员，打算隐蔽在战士中开展对敌斗争，要我别大意暴露了他的身份。
见了他以后，我觉得有了主心骨真是十分高兴。可惜两天后他就随大队被押往釜山，一直到将近一年之后我们才团聚在一起。
到了６月底，基本上已不再有战俘从前方押送下来。我对克劳斯说：“这里的工作已经不多了，我希望能到釜山去和我的同伴们在一起。”克劳斯说：“张，我们这里靠近前方，待遇比釜山要好，你如果愿留下来我是欢迎的，但我不勉强你！”我向他表示感谢，但谢绝了他的挽留。
第二天，我随着最后一列战俘车被押往釜山。那是一列货车，密闭的车厢上只开了两个小窗口。车厢里很脏，充满汗味和尿臊味，幸好人还不太拥挤，我们能轮流到小窗口去换换气。
列车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沿着东海岸奔驰。我从车厢小窗口望出去，能看见蔚蓝色的大海、被翠绿的山峦环抱的港湾、阳光下白色的沙滩和在海边拾海蚌的孩子们。看见这一切，我是多么希望火车停下来，让我跳到海滩上去自由地跑跳啊！我抓着窗口的铁条，深深感到它的坚硬、冰冷！
前面不远就是釜山战俘集中营了，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样的囚徒生活呢……
第六章聚集爱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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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战俘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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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１年６月２９日，我随这次战斗中被俘的最后一批难友来到设在釜山市的战俘集中营。
釜山是南朝鲜最南端的海港城市，是美军运送侵朝战争军用物资的主要口岸。
美军在离海湾不远的一个僻静的山凹里沿公路设置了庞大的集中营群体。这是戒备森严的正规集中营，每个集中营都由三层铁丝网圈围起来，四个角都有高达２０米的岗楼；沿铁丝网修有公路以备坦克装甲车巡逻和游动岗哨日夜武装监视。离集中营不远的山头上架设有探照灯。附近还有直升飞机场，停有随时可起飞投入搜索、战斗的直升飞机。集中营附近除了海军陆战队和李承晚警卫部队的军营之外，还有宪兵司令部、远东情报局、第八军情报部等军、警、完、特机关。
当押送我们的列车抵达釜山火车站，我们被轰出车厢时，强烈的阳光使我们睁不开眼。釜山地区６月底的太阳已经十分烤人了。我们从火车站列队被押往战俘集中营。南朝鲜军队的警戒线把看热闹的老百姓隔得很远，我们就穿着被俘时的破烂军衣在美军押送下汗流浃背地移动着。
大多数难友一个多月来在山上躲避搜捕、寻机突围，被饥饿疾病折磨得衰弱不堪，整个队伍显得十分狼狈。我心里多么希望难友们能挺起胸膛来，就是打了败仗也要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气！但我也理解难友们肯定也和我刚被俘时一样还陷在深深的羞辱、迷惘和痛苦之中。
拐过一个山脚，集中营的密密匝匝的铁丝网赫然出现在我眼前。再往前走，就看见在公路两旁的铁丝网里面挤站着不少裹着绷带、拄着拐杖的难友在观看我们的队伍。他们虽然换上了美军的旧军服，但不少难友还戴着自己的军帽，其中不少是人民军军帽。看来这是伤病战俘集中营，而且中朝难友们被关在一起。
志愿军难友大都沉默地用难过的眼光看着我们，而人民军难友们的神情则要开朗得多，有的甚至对着我们把两只手举起来紧紧地扣在起摇动着，示意我们中朝军队的团结和友谊，使我十分感动！我看看自己周围的难友没有什么表示，就赶快向他们点头致意。
朝鲜姑娘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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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好几个伤病战俘营，公路伸向一个高坡。高坡旁有一个孤立的集中营，从那里传出阵阵悠扬的歌声，使我非常惊讶！走上高坡，我看见铁丝网里的小广场上整齐地成正方形围坐着上百名女战俘，都戴着人民军军帽，一位臂上戴有袖标的姑娘竟然在那里指挥着四部女声合唱。那歌曲我曾听朝鲜房东的女儿唱过，是流行的朝鲜民谣《春之歌》。啊，这真是仙乐，那么优美的旋律，那么动听的和声！一个多月来，我生活在一个没有生气没有歌声的世界里，突然听见了从牢狱里传出来的歌声，而且竟然是描述春天的歌声！它深深地触动了我心里对自由、爱情、光明的渴望！我的眼睛模糊了：春天，春天，如果在我眼前晃动的不是带刺的铁丝网和黑色的枪口，而是绿树、鲜花，如果这梦幻似的歌声是来自鲜花丛中，该多么好！
歌声突然中断了，那位小合唱的指挥者看见了我们的队伍，向我们跑过来，站在铁丝网跟前用带有东北口音的中国话喊：“志愿军战友们好！朝中人民是一家！金日成、毛泽东万岁！”
我们的队伍停了下来，难友们抬起了头。我激动地回喊：“人民军女战友们好！毛泽东、金日成万岁！”正喊着，冷不防背上挨了一枪托，一声怒骂响在我耳边：“ＧＯＤＤＡＭＮ！ＤＯＮＯＴＳＴＯＰ！ＤＯＮＯＴＬＯＯＫＡＲＯＵＮＤ！“（混蛋，不许停留！不许东张西望！）这使我冷静下来，使我更痛切地意识到自己的囚徒身份！
搜身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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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押送到挂有“第１０号战俘收容所”牌子的营门口就停了下来。接着，两旁的美国卫兵开始了对我们的“搜身比赛”。他们狂呼着一拥而上，搜索每一样值钱的东西：钢笔、手表、打火机……每当有人搜到一样东西就发出一声欢乐的怪叫。我原以为自己藏得很好的瑞士ＧＹＭＡ怀表可以免遭劫难，也被一个大胡子美军在我裤档里找到了，他摸到以后得意地怪笑着，硬把我的裤子全部扯了下来，拿着怀表对别的美军高喊“ＧＹＭＡ”！炫耀他的“胜利”。
那只怀表本是我父亲送我的珍贵纪念品。１９４８年我从清华大学到解放区跨过封锁线时，曾用同样的办法使它免被国民党士兵搜走。这次却没有躲过更为狡猾贪婪的美国兵。
经过这次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我们被赶进了第１０号集中营。我们列队进入一个帐篷，完成每个人的入营登记。在“战俘登记卡”上除了写明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所在部队番号、军衔、职务、健康状况等等之外，在卡片的顶上还有一个要求战俘本人必须记住的战俘编号。
我的编号是７３００３０。
然后由一些从战俘中选任的工作人员各领５０名新来的战俘到一个空帐篷里住下来。同时，扔给我们每人一床旧军毯，一身美军士兵替换下来的旧军衣，上面打印有“Ｐ．Ｗ．”（战俘）的字样，拿走了我们的志愿军军装。从此，我们就正式开始了集中营内的战俘生涯。
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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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疲惫不堪地躺在潮湿的草垫子上，思考着下一步行动计划时，进来了一位胖胖的战俘操着四川口音问：“你们哪个会写英文？要会，就来参加填写登记卡片工作，我们人手不够。”帐篷里无人响应，我慢慢地举起手，他高兴地向我招手，我们一直走出帐篷。
我们坐在一条田埂上，手里扯着脚下那些因修建集中营而荒芜了的田里的杂草，慢慢地交谈起来。
开始我们只是互相试探，交换了各自的简单情况。当他知道我也是四川人、大学生、宣传队员等等情况后，显然在感情上比较亲近了。于是，他告诉我他名叫方向前，四川人，从中学志愿参军，在部队当文化教员，被俘较早。因为会些英文，一直在这个集中营的“卡片登记科”工作。
在我请求下，他介绍了不少情况：这个集中营主要是接收从前方新下来的志愿军战俘，进行登记、分类、编队后，即送往巨济岛战俘营长住，只有登记卡片的工作人员、炊事班、清扫队继续留下来。另外在这个集中营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小集中营，叫“Ｇ－２”，是美军情报部门设置的专门审讯战俘、收集情报的地方，受审人员也是流动的。管理这个集中营的美军上尉叫泰勒。看起来为人还和善。他手下有个美军少尉负责后勤供应。负责营内管理的有一个大队部，从大队长、翻译，到文书、卫生员、通讯员等都由战俘担任。大队下面有中队和小队，都设有中队长、小队长。只有大队长是由美军上尉任命的，其余工作人员全由大队长挑选。
最后他说：“你就到卡片登记科来工作吧！这样至少可以不出苦工，可以吃饱饭。”我问：“怎么当个普通战俘连饭都吃不饱？”他苦笑了一下说：“这里每天吃两餐，每餐只有大半碗大麦米饭，饿不死也吃不饱。”
“担任工作的战俘不是应该和美军士兵同等待遇么？”
“你听谁说的？”
“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的呀！”
“我们这里从没有听说过。”
“你们怎么能吃饱饭呢？”
“美军上尉规定我们工作人员吃饭直接由伙房送来，一般都比普通战俘多点，这就算是报酬吧！”
我想：我必须首先熟悉环境，摸清敌我友情况，再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既然在“卡片登记科”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便同意了方向前的推荐，和他一起干上了登记工作。
几天以后，我确定他是一个敦厚正直的爱国青年，便发展他参加了爱国主义小组。
朝鲜战友崔成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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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因感冒发烧到营内的医务室去看病。给我看病的是个很精干的黄种人，年龄不过３０岁，穿着白大褂。我以为是美方雇佣的华侨大夫。但等我刚坐在他旁边，他举起大拇指用很蹩脚的中国话问：“你的，蒋介石的这个？”
我惊讶地看着他，没回答。
他又问：“那么，毛泽东的这个？”
我环顾一下周围，用英语问他：“你会说英语吗？”
他高兴了，使劲点点头说：“当然！”便用英语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反问他是不是劳动党员？怎么来这里当医生？
他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