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勾当修缮。」奉敕宜依。
六年三月，太常博士郑路等奏：「东都太微宫神主二十座，去年二月二十九日礼院分析闻奏讫。伏奉今月七日敕，'此礼至重，须遵典故，宜令礼官、学官同议闻奏'者。臣今与学官等详议讫，谨具分析如后：献祖宣皇帝、宣庄皇后、懿祖光皇帝、光懿皇后、文德皇后、高宗天皇大帝、则天皇后、中宗大圣大昭孝皇帝、和思皇后、昭成皇后、孝敬皇帝、地敬哀皇后已前十二座，亲尽迭毁，宜迁诸太庙，祔于兴圣庙。禘祫之岁，乃一祭之。东都无兴圣庙可祔，伏请且权藏于太庙夹室。未题神主十四座，前件神主既无题号之文，难伸祝告之礼。今与礼官等商量，伏请告迁之日，但瘗于旧太微宫内空闲之地。恭酌事理，庶协从宜。」制可。
太常博士段瑰等三十九人奏议曰：
礼之所立，本于诚敬；庙之所设，实在尊严。既曰荐诚，则宜统一。昔周之东西有庙，亦可征其所由。但缘卜洛之初，既须营建，又以迁都未决，因议两留。酌其事情，匪务于广，祭法明矣。
伏以东都太庙，废已多时，若议增修，稍乖前训。何者？东都始制寝庙于天后、中宗之朝，事出一时，非贞观、开元之法，前后因循不废者，亦踵镐京之文也。《记》曰：「祭不欲数，数则烦。」天宝之中，两京悉为寇陷，西都庙貌如故，东都因此散亡。是知九庙之灵，不欲歆其烦祀也。自建中不葺之后，弥历岁年。今若庙貌惟新，即须室别有主。旧主虽在，大半合祧，必几筵而存之，所谓宜祧不祧也。孔子曰，「当七庙五庙，无虚主也」，谓庙不得无主者也。旧主如有留去，新庙便合创添。谨按《左传》云：「祔练作主。」又戴圣云：「虞而立几筵。」如或过时成之，便是以凶干吉。创添既不典，虚庙又非仪。考诸礼文，进退无守。
或曰「汉于郡国置宗庙凡百余所，今止东西立庙，有何不安」者。当汉氏承秦焚烧之余，不识典故，至于庙制，率意而行。比及元、成二帝之间，贡禹、韦玄成等继出，果有正论，竟从毁除。足知汉初不本于礼经，又安可程法也？或曰「几筵不得复设，庙寝何妨修营，侯车驾时巡，便合于所载之主」者。究其终始，又得以论之。昨者降敕参详，本为欲收旧主，主既不立，庙何可施？假令行幸九州；一一皆立庙乎」愚以为庙不可修，主宜藏瘗，或就瘗于坎室，或瘗于两阶间，此乃百代常行不易之道也。
其年九月敕：「段瑰等详议，东都不可立庙。李福等别状，又有异同。国家制度，须合典礼，证据未一，则难建立。宜并令赴都省对议，须归至当。」
工部尚书薛元赏等议：
伏以建中时，公卿奏请修建东都庆庙，当时之议，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庙，备立其主，时飨之日，以他官摄行。二曰，建庙立主，存而不祭，皇舆时巡，则就飨焉。三曰，存其庙，一瘗其主。臣等立其三议，参酌礼经，理宜存庙，不合置主。
谨按《礼祭义》曰：「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礼记》云：「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是知王者建邦设都，必先宗庙、社稷。况周武受命，始都于丰，成王相宅，又卜于洛，烝祭岁于新邑，册周公于太室。故《书》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王入太室祼。」成王厥后复立于丰，虽成洛邑，未尝久处。逮于平王，始定东迁。则周之丰、镐，皆有宗庙明矣。又按，曾子问「庙有二主」，夫子对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未知其为礼」者。昔齐桓公作二主，夫子讥之，以为伪主。是知二主不可并设，亦明矣。夫圣王建社以厚本，立庙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国家定周、秦之两地，为东西之两宅，辟九衢而立宫阙，设百司而严拱卫，取法玄象，号为京师。既严帝宅，难虚神位，若无宗庙，何谓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诚者祀，诚非外至，必由中出，理合亲敬，用交神明。位宜存于两都，庙可偕立；诚难专于二祭，主不并设。
或以《礼》云「七庙五庙无虚主」，是谓不可无主。所以天子巡狩，亦有所尊，尚饰斋车，载迁主以行。今若修庙瘗主，同东都太庙，九室皆虚，既违于经，须征其说。臣复探赜礼意，因得尽而论之。所云「七庙五庙无虚主」，是谓见飨之庙不可虚也。今之两都，虽各有庙，禘祫飨献，斯皆亲奉于上京，神主几筵，不可虚陈于东庙。且《礼》云：「唯圣人为能飨帝，孝子为能飨亲。」昔汉韦玄成议废郡国祀，亦曰：「立庙京师，躬亲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人情礼意，如此较然。二室既不并居，二庙岂可偕祔？但所都之国，见飨之庙，既无虚室，则叶通经议者，又欲置主不飨，以俟巡幸。昔鲁作僖公之主，不于虞、练之时，《春秋》书而讥之。合祔之主，作非其时，尚为所讥。今若置不合祔之主，不因时而作，违经越礼，莫甚于此。岂有九室合飨之主，而有置而不飨之文？两庙始创于周公，二主获讥于夫子。自古制作，皆范周孔，旧典犹在，足可明征。臣所以言东都庙则合存，主不合置。今将修建庙宇，诚不亏于典礼。其见在太微宫中六主，请待东都建修太庙毕，具礼迎置于西夹室，閟而不飨，式彰陛下严祀之敬，以明圣朝尊祖之义。
吏部郎中郑亚等五人议：「据礼院奏，以为东都太庙既废，不可复修，见在太微宫神主，请瘗于所寓之地。有乖经训，不敢雷同。臣所以别进议状，请修祔主，并依典礼，兼与建中元年礼仪使颜真卿所奏事同。臣与公卿等重议，皆以为庙固合修，主不可瘗，即与臣等别状意同。但众议犹疑东西二庙，各设神主，恐涉庙有二主之义，请修庙虚室，以太微宫所寓神主藏于夹室之中。伏以六主神位，内有不祧之宗，今用迁庙之仪，犹未合礼。臣等犹未敢署众状，盖为阙疑。」
太学博士直弘文馆郑遂等七人议曰：「夫论国之大事，必本乎正而根乎经，以臻于中道。圣朝以广孝为先，以得礼为贵，而臣下敢不以经对。三论六故，已详于前议矣。再捧天问，而陈乎诸家之说，求于典训，考乎大中，庙有必修之文，主无可置之理。何则？正经正史，两都之庙可征。《礼》称'天子不卜处太庙'，'择日卜建国之地，则宗庙可知'。则废庙之说，恐非所宜废。谨按《诗》、《书》、《礼》三经及汉朝两史，两都并设庙，而载主之制，久已行之。敢不明征而去文饰，援据经文，不易前见，东都太庙，合务修崇，而旧主当瘗，请于太微宫所藏之所。皇帝有事于洛，则奉斋车载主以行。」
太常博士顾德章议曰：
夫礼虽缘情，将明厥要，实在得中，必过礼而求多，则反亏于诚敬。伏以神龙之际，天命有归，移武氏庙于长安，即其地而置太庙，以至天宝初复，不为建都。而设议曰：「中宗立庙于东都，无乖旧典。」征其意，不亦谬乎？
又曰「东都太庙，至于睿宗、玄宗，犹奉而不易」者。盖缘尝所尊奉，不敢辄废也。今则废已多时，犹循莫举之典也。又曰「虽贞观之始，草创未暇，岂可谓此事非开元之法」者。谨按定《开元六典敕》曰：「听政之暇，错综古今，法以《周官》，作为《唐典》。览其本末，千载一朝。《春秋》谓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久，不曰然欤？」此时东都太庙见在，《六典》序两都宫阙，西都具太庙之位，东都则存而不论，足明事出一时，又安得曰「开元之法」也？又三代礼乐，莫盛于周。昨者论议之时，便宜细大，取法于周，迁而立庙。今立庙不因迁，何美之而不能师之也？又曰「建国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者。谨按《六典》，永昌中则天以东都为神都。尔后渐加营构，营室百司，于是备矣。今之宫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备也。上都已建国立宗庙，不合引言。又曰：「东都洛阳祭孝宣等五帝，长安祭孝成等三帝」。以此为置庙之例，则大非也。当汉两处有庙，所祭之帝各别。今东都建庙作主，与上都尽同，概而论之，失之甚者。又曰「今或东洛复太庙，有司同日侍祭，以此为数，实所未解」者。谨按天宝三载诏曰：「顷四时有事于太庙，两京同日。自今已后，两京各宜别择日。」载在祀典，可得而详。且立庙造主，所以祭神，而曰存而勿祀，出自何经？「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而欲立虚庙，法于何典？前称庙貌如故者，即指建中之中，就有而言，以为国之先也。前以非时不造主者，谓见有神主，不得以非时而造也。若江左至德之际，主并散亡，不可拘以例也。或曰「废主之瘗，请在太微宫」者。谨按天宝二年敕曰：「古之制礼，祭用质明，义兼取于尚幽，情实缘于既没。我圣祖澹然当在，为道之法，既殊有尽之期，宜展事生之礼。自今已后，每至圣祖宫有昭告，宜改用卯时」者。今欲以主瘗于宫所，即与此敕全乖。又曰：主不合瘗，请藏夹室」者。谨按前代藏主，颇有异同。至如夹室，宜用以序昭穆也。今庙主俱不中礼，则无禘祫之文。又曰君子将营宫室，以宗庙为先，则建国营宫室而宗庙必设。东都既有宫室，而太庙不合不营。凡以论之，其义斯胜。而西周、东汉，并曰两都，其各有宗庙之证，经史昭然，又得以极思于扬榷。《诗》曰：「其绳则直，缩板以载，作庙翼翼。」《大雅》「瓜瓞」，言丰庙之作也。又曰：「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洛邑既成，以率文王之祀。此《诗》言洛之庙也。《书》曰：「成王既至洛，烝祭岁，文王骍牛一。」又曰「裸于太室」，康王又居丰，「命毕公保厘东郊。」岂
有无庙而可烝祭，非都而设保厘？则《书》东西之庙也。逮于后汉卜洛，西京之庙亦存。建武二年，于洛阳立庙，而成、哀、平三帝祭于西京。一十八年，亲幸长安，行禘礼，当时五室列于洛都，三帝留于京庙，行幸之岁，与合食之期相会，不奉斋车，又安可以成此礼？则知两庙周人成法，载主以行，汉家通制。或以当虚一都之庙为不可，而引「七庙无虚主」之文。《礼》言一都之庙，室不虚主，非为两都各庙而不可虚也。既联出征之辞，更明载主之意，因事而言，理实相统，非如诗人更可断章以取义也。古人求神之所非一，奉神之意无二，故废桑主，重作栗主，既事理之，以明其一也。
或又引《左氏传》筑郿凡例，谓「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而立建主之论。按鲁庄公二十八年冬，筑郿，《左传》为筑发凡例，《谷梁》讥因薮泽之利，《公羊》称避凶年造邑之嫌。三传异同，左氏为短。何则？当春秋二百年间，鲁凡城二十四邑，唯郿一邑称筑，其二十三邑，岂皆有宗庙先君之主乎；执此为建主之端，又非通论。或又曰：「废主之瘗，何以在于太微宫所藏之所；宜舍故依新，前已列矣。」按瘗主之位有三：或于北牖之下，或在西阶之间，庙之事也。其不当立之主，但随其所以瘗之。夫主瘗乎当立之庙，斯不然矣。以在所而言，则太微宫所藏之所，与汉之寝园无异。历代以降，建一都者多，两都者少。今国家崇东西之宅，极严奉之典，而以各庙为疑，合以建都故事，以相质正，即周、汉是也。今详议所征，究其年代，率皆一都之时，岂可以拟议，亦孰敢献酬于其间？详考经旨，古人谋寝必及于庙，未有设寝而不立庙者。国家承隋氏之弊，草创未暇，后虽建于垂拱，而事有所合。其后当干戈宁戢之岁，文物大备之朝，历于十一圣，不议废之。岂不以事虽出于一时，庙有合立之理，而不可一一革也。今洛都之制，上自宫殿楼观，下及百辟之司，与西京无异。銮舆之至也，虽厮役之贱，必归其所理也。岂先帝之主，独无其所安乎？时也，虞主尚瘗，废主宜然。或以马融、李舟二人称「寝无伤于偕立，庙不妨于暂虚」，是则马融、李舟，可法于宣尼矣。以此拟议，乖当则深。
或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者。谨按春秋二百四十年间，惟郿一邑称筑。如城郎、费之类，各有所因，或以他防，或以自固，谓之尽有宗庙，理则极非。或称「圣主有复古之功，简册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乐，三王不同礼，遭时为法，因事制宜」。此则必作有为，非有司之事也。如有司之职，但合一一据经；变礼从时，则须俟明诏也。
凡不修之证，略有七条：庙立因迁，一也；已废不举，二也；庙不可虚，三也；非时不造主，四也；合载迁主行，五也；尊无二上，六也；《六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