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呵！面对这位那么纯真的年轻人，我不在意地说，随便吧，写不写都可以。既然是领导指示你的，写与不写你都应该告诉他们啊。
1974年冬，我们回京述职并休假，我并不具体了解一年多来国内发生的事，这时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日渐沉重。
就在那年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和文晋约见乔冠华部长，向他汇报加拿大的情况并请示工作。老乔要我们去史家胡同他的“新居”，我们按时去了。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因为知道章士钊自北平解放前就一直住在朱启钤老先生家，所以特别命国务院拨史家胡同这所房子给章士钊先生长住。这时的章士钊已不在，乔冠华这位女婿就住到坐北朝南的正房了。以前我曾来过这里，但如今室内陈设已完全变了。最显眼的是正面那张长条桌，除了不多的陈设品，最令人注目的是几张放大的照片：毛主席和乔冠华握手，章含之在一旁；还有一些较小的与领导握手的各种照片，后旁有周恩来的陪衬。由于太醒目我才仔细看了一遍。
在房子正中有一张特为乔预备的安乐椅。他见我们进门即站起来与我们握手，并把我拉到他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章含之则把文晋带到离得较远处的沙发上就坐，这样安排各自对话就不会互相干扰了。我们本来是要向乔汇报请示工作的，但文晋没说几句话，乔摆摆手制止了。倒是与我个别谈起来，那边章含之也和文晋单独对话了。
我记得乔对我态度很亲切，开始也问及加拿大大使馆一些工作情况，但很快就转了话题，谈起国内“文革”的状况，重点是谈江青。说她领导文化大革命很受毛主席的称赞重用。我觉得奇怪，“文革”初期乔对江青很看不惯，说她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这会儿怎么变了调。乔说：江青认为我很能干。她知道我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我去“文化组”负责什么工作。乔本来知道，在接待维特克的时候，江青对我很不满意，所以又特意解释，江青没和他提起这件事。我听着乔这些话，两眼直直瞪着他，不知道作何回答。乔感觉到了，于是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哩，于是又习惯地哈哈大笑。当时我感觉浑身发颤，难以控制。没想到，原来乔的人生哲学和为官之道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我们离开乔家，走过黑暗的胡同，感到寒气袭人。我忍不住问文晋，你们谈了什么。他冷冷地说；我根本就不认识江青，她却一个劲说江青对我有好感很欣赏，真是莫明其妙。我脱口而出，这是为江青收罗人才，真是拉帮结伙哩。以后我还听一位与乔过去关系较好的同志说过，他们两口子也遇到完全相同的情况。我感到精神上乔真有点堕落了。这是我与乔最后一次单独谈话。
1976年1月8日夜，我和文晋又回北京休假，林平同志在机场告诉我们，周恩来总理在当天去世。人民为这一不幸的来临所震撼，整个北京都沉浸在一片悲痛的气氛之中。在寒风凛冽中，我去北京医院后门，排着长长的队伍与恩来同志的遗体告别，又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追悼会。这都是周总理办公室特批的。而外交部的同志们除部领导外，没有几人能去参加。这是因为“四人帮”严格限制人民对周总理的悼念，并规定各单位不许举行任何悼念活动，甚至个人带黑纱、白花都犯忌。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降低周恩来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建国初期周恩来曾兼任外交部长多年，和外交部许多同志不仅熟悉且都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大家认为不允许悼念的做法不合情理，都非常反感。还多次要求部领导在外交部内举行小规模的悼念。当时乔冠华是外交部部长，对多数同志的要求置之不理。记得有一次驻国外大使馆回国学习的大使和参赞们在学习会上，全体一致要求在内部分别举行追思悼念活动，被拒绝，当场有一位大使拍案而起，质问部领导有没有起码的人性？由于过分激动，还引发了心脏病被送往医院。
第一部分第12节：1984年乔冠华在北京病故
周恩来总理病逝，首都人民十分悲痛，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加高压十分愤怒，于1976年清明节前后自发前往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4月4日当天我曾接到外交部部长办公室打来两次电话，询问我是否离家？第三次居然是部长亲自打电话，当即引起我的愤怒，回答说：我什么地方没去，也不敢去！但心中却感到悲哀，人怎能变成这样！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亿万人民欢欣鼓舞，感到又获新生。这时乔冠华开完联合国大会回到北京。当时中央责令外交部对乔冠华与江青的关系进行审查，并请乔说清楚真情。组织审查合乎情理，并非个人恩怨或制造什么冤案。倘若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那么说清楚并非难事。当时乔住在家里，章含之住在办公室，组织上要求他们各自说清真情。在这期间，外交部曾召开过两次大会，一次是在北小街禄米仓北京陆军总院礼堂，可容纳500人左右。两次会议我都参加了。我记得当时的情形：部领导坐在主席台上，乔冠华也坐旁边，大会请乔说清与江青等的关系，并作自我检查。但乔一言不发，不作任何自我反省。这时部内有两三人在原位上发言，批评乔在“文革”后期的一些作为。部内一次大的批判会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千人左右，还有章含之和其他几个人。主持会议的部长还是希望乔作自我检查，但乔仍不发言。于是有几个同志对他们进行了批评，言辞虽然激烈，但仍是说理的。后来有人造谣说，在“文革”以后乔挨批判还被用“喷气式”、被打等等，这是对外交部广大干部的污蔑，不少同志感到愤怒。在“四人帮”拟定的夺权后的组阁名单中，乔冠华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四人帮”垮台了，乔还能当部长吗？这是怎样的冤案呢？既未定罪又无处分，就是不能继续担任外交部长罢了，但仍安排了他的工作啊。
1984年乔冠华在北京病故。当时我们正在国外工作，不久回到北京。外交部管组织的同志来看望我们，同时带来了一份有关乔冠华生平的稿子请我们审读，大概是准备印发或作新闻稿之用。此稿引起一些争议，因为我们和乔共事多年，比较了解，所以想听听我们的意见。稿子整篇看来是客观公允的，对乔的一生中的成绩都一一肯定，最后一段也写了乔在“文革”后期犯了政治性错误。当时的争议是章含之要把这一段删去，否则宁愿不发。但组织认为删掉就不全面了。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稿子写得不错，也客观全面。最后就因章含之不同意，文章最终没有发出。报纸上只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为亲者讳”，是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而编造谎言来掩盖真实就不是君子所为了。历史必须真实，客观事实永远是客观存在的。近几年来我不断阅读有关乔冠华的文章，也不断思考。现在我写下我亲历的点点滴滴，供广大读者研究参考。
第二部分第13节：1972年我单独探望章文晋双亲
2004年3月，修订于6月
悄悄地走了，如此匆忙……
整整十年，我的思念，像一粒粒洁白的珍珠，晶莹的翠玉，闪烁的钻石，但却不容易串连起来。人生短短数十载，不是谁都能建立什么丰功伟业的。只要能不虚度此生，高尚的品德会使人永远难忘。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单独去探望章文晋的双亲。他们住在东四九条一个四合院的前一进三间小房里。这是章文晋堂兄的房子。老爷子老两口住在前院。我一进到他们的房间，见两个老人已摊开一张报纸，拿着放大镜在仔细寻看。猛然抬起头来，见是我进门，显得格外高兴，叫我也来到桌前。原来他们正在聚精会神地看尼克松访华的新闻报道。其实那已经是一张发黄的旧报了，我正纳闷他们怎么去看那张旧报呢？父亲抬头看着我问道：“颖，你过来看看，这不是尼克松访华时在人民大会堂照的全体照片吗？为什么没有文晋呢？照片不大清楚，我们已经看过好几遍，硬是找不着，他应该在呀！他是美大司长正主管呢？”老爷子这么一问我倒真注意了。“是吗？真的没有？我来看看。”其实我也没有仔细看过。这种照片太多了，我从来也没注意。于是我也拿过放大镜仔细找了一遍；从一到六排都找了，真的没有。我放下放大镜，笑着对老两口说：“真的没有。我想起来了，那几天谈上海公报正忙着啦，可能他还要去修改公报，这种应酬的场合他就不来了。”老两口好像也明白了：“是啊，是啊，文晋从来就是个不爱出头露面的人，何况他还有重要任务呢。”
过几天我见到文晋把这件事告诉他，当时我也感到有点遗憾地说：这张照片是个历史文件呀，你怎么就不去呢？欢送宴会上我还看见你在的呀。他笑笑回答说：那几天我忙得连睡觉的工夫都没有。宴会是非出席不可的，我还是那桌的主人。吃完饭我赶紧回到钓鱼台，你知道，直到离开北京，那份公报都没有完全达成一致。最主要的一些争议还要带到上海、杭州哩。我哪里有工夫来照相。
1971年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前后，章文晋任欧美司司长。最初，对美事务不很多，工作相对清闲；后来，中美关系有了转机，工作便越来越繁忙。1971年初基辛格决定秘密访华时，在周恩来、叶剑英直接领导下，外交部成立了专门的筹备组。主要人员有黄华、章文晋、韩叙、王海容等。下边还有做具体工作的。1971年4月间，筹备小组进住钓鱼台国宾馆4号楼的大约有十几个人，小组人员是绝对保密的：不许对任何人（即使是夫妻都要保密）谈及此事，而且住进去以后一般不许外出，每周回家拿一次换洗衣服，不能过夜。因为在文革期间，国内的一切都被搞乱了，所以那时候即使是中央的核心机密，也有被泄露的可能，美方很担心我们保密不好。后来美国也承认即使在那样混乱的年代，我们的保密仍然很出色。开始主要是收集有关美国的资料（当然原欧美司有一些基础的资料），做一些美国的调查研究，了解美国的现状，特别近几年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变化，逐渐深入到对尼克松总统个人的研究。因为当时基辛格决定近期来访，对他要更具体细致的研究。比如他怎样进入白宫得到白宫主人的信任；他入白宫以后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尤其是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还要尽可能了解他的思想体系以至性格和个人特点，这都要尽可能具体细致些，要写成文字供中央领导参考。
好在周恩来总理长期对国际形势关注，又有惊人的记忆力，所以虽然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中断了20多年，但经过多种渠道他仍然能够对许多情况了如指掌。往往在汇报情况讨论问题的时候，他掌握的情况比任何人多得多。那时叶帅可以说是坐镇钓鱼台，而周恩来总理每周来三五次，大多数时间都在晚上。因为他白天非常忙，而且他有夜里办公的习惯，有时开会通宵达旦。
那次接待基辛格，有件事情使我记忆尤深：原本钓鱼台是建于五六十年代的最漂亮的国宾馆，里边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树木葱茏，花卉芬芳。但文革以后，说什么花花草草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把花木全都毁掉了。在全北京几乎就看不到一盆花。在钓鱼台这样的国宾馆内的花坛里，（以前每幢楼前有一个大花坛都种有多色鲜花）这时却种上了玉米、菠菜、红薯什么的。若大的一个美丽花园式的国宾馆而花坛里却种了粮和菜，未免太不谐调。大家认为其实种的这些东西无人来管，根本长不好，毫无收获。必须改变这种环境。于是大家下决心请了几个解放军战士来帮忙，把四号五号楼前花坛内的玉米棒和菠菜给除掉了。花坛成了一片黄土，很不美观。但在那时候到哪里去找花呢？种当然是不可能了，去找些盆花摆摆也好啊。于是我们几个人分头到各大公园去寻找盆花。全北京各大公园都被“革命派”占领了；他们说，要找花，干吗？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玩意吗？但我们还是不死心，不相信北京的花会绝种了。我们不找公园领导，秘密找公园过去的花工，最终在离天坛公园不远的一位花工赵师傅的家里找到了，我们心中大喜，把他家中六、七盆花全借走了。他特别嘱咐我们用完一定如数还给他，而且一定要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