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做，才能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否则就不能在中宣部工作。这篇东西虽然讲的是纪律问题，实际上讲的是政治问题。部里的也好，中央的也好，一切没有做决定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时，或者制定方针、政策之前，都可充分发表意见，高度发扬民主，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可以反复讲，可以争、可以吵；一旦做了决定，就必须执行。如仍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在行动上发言或写文章，必须执行部里的和中央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要互相监督，首先大家要监督部长――邓力群，是否遵守了决定。同时还讲到，顾问也要接受监督。②
这个报告约有二、三千字，现在看来，还是有声有色的、很有分寸的。既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又使反对派挑不出毛病，不大容易啊！
4月13日关于〃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的讲话整理出来之后，在整个部的范围里讨论，要大家提修改、补充意见，也包括提出不同意见；各个单位都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直至5月7日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补充修改并通过，形成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务工作计划和安排，这一下子就把那些人镇住了。
然后就是进行各个局的机构调整和人事配备。到了年龄的退下去，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也作了一些安排；把中青年干部提上来。在这期间，对理论局进行了调整，免了李洪林的副局长职务。理夫也是我介绍给胡耀邦的，他也和王惠德、李洪林搞在一起，但理夫暂时还留着。这时乔木出了个主意，说可从书记处研究室调几个人到宣传部。后来把卢之超调来当理论局局长、贾春峰当副局长。来了之后，两个人就分化了，贾春峰和王惠德等人搞到一块去了，弄得卢之超后来很难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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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纪事
八 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及其实践
1 一九八二年下半年召开的十次会议
按照胡耀邦的意见：党中央各部要安排指导各部门的工作，一年最多开两次会议就行了，宣传部的工作不同，一年至少要开十几次会，甚至要开几十次会。各个领域的思想问题很多，一个问题就可以开一次会。据此，我布置了下半年的八次全国性会议。实际开会不止八次——
8月17日，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有各省市的宣传部长和北京有关部门参加。
10月13目，宣传部同社科院、国家教委合作开了一个全国社会科学的规划会议。
10月22日，中宣部与教委、经委的职工教育委员会讨论职工的文化补课。
10月27日一11月5日，中宣部同书记处研究室、农村政策研究室合作召开了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11月1日一8日，与有关部门（教育、文化。。。。。。）合作召开了整个文教系统的干部管理工作会议。
11月13日，召开了全国新闻出版处处长的会议，布置准备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
11月23日，同中组部一起在山东济南开了一个党员教育工作会议。
12月17日，开了全国高校图书馆长的会议。
年底共青团换届，参加了共青团代表大会，我作了一个题为《中国青年的道路：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报告（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
2 五次重要会议讲话
计算起来，从8月17日12月28日，同有关部门合作、或参加有关部门召开的会议，包括青年团的会议（因为青年团的思想工作也归中宣部管），共有十次。其中重要的会议有五次（见上文中文字下划线的会议）。我在这五次会议上的讲话同乔木的意见是一致的。乔木在准备十二大的报告时，曾在一次会议上做了一个发言，题目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我在这五次会议上，分别从不同的工作角度，宣传、解释和发挥了如何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教育。例如，8月17日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是十二大召开前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这时十二大报告的基本轮廓和稿子有了，为了在十二大召开以后，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各部门学习、宣传十二大的方针、政策、路线，召开了这次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会上，我讲的主要内容是：十二大的报告是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分析当时的历史情况，制定有关的方针、政策的。这实际上把十二大报告的要点，与全国宣传部长通了气。在会上还请人做了有关问题的发言。如请国家计委房维中同志讲十二大以后我国经济工作的发展规划（考虑了什么问题，提出了什么要求，如何实现，等等）。还请了其他一些同志讲话。我在这次会上有一篇讲话，其中重点是解释毛主席根据中国现实情况所说的话：共产主义制度是要在将来才能实现的，这是我们的最高理想，不管经过多少艰难困苦，我们都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但这是将来的事，眼前就是要经过历史的进程，一步一步地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分析每一阶段的形势，制定每一一阶段的任务，然后一步步地往前走。不论任务有何不同，但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了解情况，制定政策；既为当前的利益而奋斗，同时又要体现将来的利益。
在农村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我讲的是：我们现行的政策是按劳分配，但我们共产党员以及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广大的职工中，已经有不少人走在时代的前面，他们自觉自愿地进行不计定额、不计报酬的劳动。这就叫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对此我们应该加以提倡。这个同现行政策——按劳分配，既有区别，又有一致之处。
我讲得比较好的是党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题目是《新时期要做好党员教育工作》（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还有在全国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青年的道路：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我用历史的经验和历史人物说明：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要爱国就要用共产主义思想做指导。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就必然成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以至于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列举了鲁迅、郭沫若、宋庆龄、何香凝的经历。一共讲了十条，我最近又重新看了一下，到今天仍然站得住：但令人奇怪的是：我的这篇讲话被团中央放在《中国青年报》的报屁股上，用很小的字分好几天才登完。这表明了一种态度。那时团中央的书记是王兆国，祝词是胡启立做的。他们专门约我去讲话，我讲了差不多半天，当时会场上的反映还挺好。为什么他们会用这样一种冷淡的态度来对待？这是他们的态度，还是胡耀邦的态度，搞不清楚。与后来的事情联系起来，很可能这是胡耀邦采取的淡化处理的方式。到1986年，胡耀邦就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抹掉了。
3 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学风
我在上述几次会会议上讲的第二个重点是改进学风。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风气。在宣传部里反复讲，在很多次会上也反复讲。《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上的讲话》（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我介绍了陈云同志的作法，在每次做决策之前，要用90％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在调查的基础上有10％的时问做决策就行了。我也介绍了张闻天的经历：在遵义会议上，他从政治上转过来了；但思想作风的转变是到延安整风以后，特别是他出去晋西北、陕北调查回来以后，写了《出发归来记》标志着他的学风才真正转到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
在这个期间，我针对社科院存在的问题，讲了一次话：《增强党性，改进学风》。语言、提法都比较尖锐。这个讲话我看到现在也还站得住。增强党性主要是讲在政治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我说：到这个时候，我们社科院有的人在发言和写文章时，还相当放肆；中央的决定反复重申，他就根本不放在心里。在学习问题上，我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有很多进步，特别是农村工作，面目一新，创造了很多新经验。我们组织了社科院的同志到农村去了解情况，进行调查，去作调查的党政人员多。研究人员很少。我认为，这些人还习惯于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不重视从生活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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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纪事
九 在中央党校作学习十二大精神的报告
十二大开完会以后，我在党校讲了一次，题目是：《开创新局面的党代表大会》。从三个方面对邓小平同志的开幕词和十二大报告的体会。
现在重新看了一下，其中第二部分：《走自己的道路》，没讲出什么新的道理。第三部分：《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四项最重要的保证》，也可以说是照本宣科。比较有点意思的是第一部分：《关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问题》。这部分中的道理也还是那些，有什么新意也很难说，但解释得比较好，把我们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结合进去了。
比方说，我用毛主席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关于从胜利和失败的比较中认识革命规律的论述，用斯大林在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回答别人提问时关于〃规律〃的解释，来说叫〃对规律的认识要有正面的经验，也要有反面的经验〃；用通过建国三十多年的历史人们才逐步认识应该学习陈云观察经济现象、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说明〃认识规律的，开始总是少数人，然后才有较多的人，再后才有绝大多数人〃。我还说明，〃我们党是一个战斗的党、行动的党。我们党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应该体现为制定和领导人民群众实现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像我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一样，也要有个过程，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很正确、很完善。而是逐步正确、逐步完善。〃有了“大跃进“的挫折，毛泽东同志才讲出一篇道理，指出，无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我们党都要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样才能教育干部和群众，统一他们的认识，工作才好做。我通过历史经验的分析、比较、总结，令人信服地指出，十二大的总路线和具体方针、政策、办法，是在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制定的，是基本上符合我国当前的客观实际的，所以，说十二大将引导建设走向胜利，这个判断是站得住的。
回想起来，1982年的事情不少，有些至今还令人欣慰，有些却让人想到某些人的〃不善〃的居心，令人不悦。
注释：
①勤务组是“文革”初期机关、单位党组织瘫痪后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
②邓力群：《宣传部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问题》。《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2页至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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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三个部门的四个会议和两件突发的事情
一 三个部门的四个会议
1983年1月至8月底，主要分两个部分来讲，一是三个部门的四个会议，二是两件突发的事情。中间插一个文物工作。
一 三个部门的四个会议
1 全国出版工作会议
第一个会，是1月初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
在出版工作会上，1月8日，我有一篇讲话《把宣传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这个题目就是我讲话的中心。出版工作要服从这个要求，各种出版物要体现热爱社会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思想。不但社会科学的著作要努力这样做，就是自然科学的著作也可以从这方面来组稿、出书。例如，李约瑟就写了七大卷讲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发明创造的书，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中国人民在世界科学史上的贡献。这件事引起了出版社的重视。
出版工作会议之后，我在几个会上都反复讲了这个意思。其中在广电部和记协联合召开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我提出了：如何通过广播电视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并提出了九条建议：第一，反映祖国新貌、建设成就、英雄人物、先进事迹。第二，广播电视中仅有《祖国各地》还不够，应该与旅游部门介绍中国三千多个旅游点的〃旅游词典〃项目联合起来，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分片包干，在若干年内，把三千多个旅游点，一个点拍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