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宣传、介绍二中全会的精神。中央当时决定把邓小平、陈云的讲话转发党内学习、讨论。由我起草、乔木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邓小平、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通知》，送给胡耀邦和书记处。10月2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原则通过了这个《通知》。邓、陈讲话附在这个通知后面。22日，乔木把修改后的《通知》稿送胡耀邦审批。胡耀邦当天批示：启立同志：我看可以了，请排成清样送各专职书记看看。如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请乔木同志过目一下即可印发下去，争取25日以前发出。同一天，胡启立批：按耀邦同志批示印清样送各书记并请乔木同志过目后发。当天中办秘书局将清样稿分送胡耀邦、习仲勋、薄一波、方毅、余秋里、宋任穷、姚依林、邓力群、胡启立、谷牧、郝建秀。他们都没提出意见。24日胡乔木批：照此印发。这样，中共中央办公厅把《通知》即中发＇1983＇36号文件发下去了。
《通知》中说：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重要讲话作为整党决定附件发到县团级，根据先党员高级干部后党员一般干部、先党内后党外（均限一定范围）的步骤，进行学习传达。要着重通过学习讨论，达到统一党内各部门对精神污染严重危害的思想认识。要把文件学好，然后再做对照检查，不要忙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文件只是在党内印发，没有公开发表。后来，我重看了当时起草的通知，发觉其中有个缺点：各省市。自治区、各部委也是这样一个步骤，即学习先党内、后党外，至于往下传达，由他们自己决定。结果有些省市自己还没学好，就急急忙忙往下传达了。没按照先学后查，真正搞懂了，然后再逐步展开的办法去做。
当时，我正忙于《邓小平文选》（19571982）的宣传、学习工作。这本文选收人了邓小平在此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是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1983年3月编完的，7月1日出版发行。文选出版以后，乔木起草了一个学习、宣传《邓小平文选》的通知。7月12日中共中央把通知发给全党，1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通知》强调，学习《邓小平文选》，是即将开始的全面整党的重要思想准备，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学习的领导。同时，乔木还要求《人民日报》宣传《邓小平文选》的思想，并列了八九个题目，让他们组织文章宣传。但胡绩伟、王若水、秦川等人表面积极落实，8月12日写信给乔木，说乔木出的题目他们已经落实到理论部、评论部等部门。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落实。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后，乔木让我抓《邓小平文选》的宣传、学习工作。这时胡绩伟、王若水已经不当《人民日报》的正、副总编辑了，由李庄当总编辑，秦川当社长。李庄的态度比较好。从10月10日开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宣传《邓小平文选》的评论员文章和其他文章。《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题目是我出的。大概是最后一篇，题目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此文出来之后，恰好胡耀邦访问日本归来，秦川就把这篇文章给了胡，并说：这么一篇短文，就有20多处用邓小平的名字，这还不是宣传个人嘛。胡耀邦把秦川的这个话听进去了，胡耀邦说：我们还是要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和决定，还是要执行过去中央专门发的少宣传个人的文件。
胡绩伟、秦川都是西北来的，他们是习仲勋手下的干部。当时，他们经常到习那里去嘀咕这个、那个。到了整党时，秦川就说：好在有个习仲勋同志，要不然，我们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就靠他，我们才撑过了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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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八 胡启立催促加强反对精神污染的宣传
就在中央36号文件即将印发时，胡启立不耐烦了。10月22日，给乔木和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小平同志讲精神污染问题已一个多月了。在二中全会正式讲话也过去十天了。在这期间，人民日报还没有一篇言论（包括社论、评论、今日谈等）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整个报纸宣传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也给人以气势不足、分量不够的感觉。
“今天广播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报纸批评大有可为》，指出为了推动全面整党，报纸要开展批评，发挥舆论威力，争取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其中，主要批评了社会上不正之风及违法乱纪行为，但对整党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如：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不良倾向；对精神污染问题；党领导上的涣散软弱问题等等都没有提。这样来引导报纸批评的方向，似同二中全会的精神不完全符合。
“建议中宣部召集报纸、新华社、电台、电视台负责同志谈谈当前指导方针问题，并加强对社论、评论等重要言论的指导和审查……”。
10月22日当天，胡乔木即在胡启立的信上。批：退力群同志照办、快办。因为当时我正忙于组织宣传《邓小平文选》的文章，于是我让郁文主持！召开了有宣传、文教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迅速落实二中全会精神，报道消息，发表评论和文章。会后，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通过广播电视系统，〃催各省、市、自治区表态：表示对二中全会决议和、邓、陈讲话的意见和态度。催得相当紧。有那么几天，每天都有三、四个省表态。当时确有些像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时的那种气势，谁不表态谁就落后了。这就使得有些省不满意了，如辽宁省委就说：我们现在还没学好呢，为什么急急忙忙地让我们表态呢？表示不同意这样做。这样一来么，确实有一点紧张气氛，加上下面的传达也没有按照通知的精神去做，这就形成了对清除精神污染的各种不同的理解；要讲扩大清除范围也确实有点这样的苗头。在这个期间，苏州还开了一个农村精神文明的座谈会。在会上有人提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清除精神污染。《人民日报》还写了一篇评论员的文章，题目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清除精神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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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九 周扬的自我批评
就在出现一些紧张气氛的时候，11月6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周扬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这个以自我批评的形式承认错误的谈话是怎么来的呢？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后，周扬在全会的分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在我看来，周扬能有几句自我批评的话就可以了，这件事也就过去了。我在中宣部的一次会上，通报了周扬作的自我批评。我表示：一向对周扬同志很尊重。他写了那篇文章后，我们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现在他作自我批评了，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我还会像以前一样，把他当作兄长、同志加以尊重。
我没想到的是，邓小平在二中全会的简报上看到了周扬的自我批评以后，很快就把我和乔木找了去。邓小平对我们说，周扬写了一两万字的文章登在报纸上，就这么几句话能交代过去吗？不行。周扬应该公开作书面的自我批评，登在报纸上。于是，胡乔木和我把邓小平的意见传达给了周扬。周扬听了邓小平的意见后很紧张，他知道不作检查是不行的，但采取的办法却是拖。胡乔木对周扬很关心，希望他再作一点检查，早点过关，几次打电话去问。后来，还是乔木出的主意，建议周扬用答记者问的形式作自我批评，发表在报纸上。新华社记者写出稿件后，周扬还不甘心，在稿子的末尾加了几句话，还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个稿子拿到中央书记处去讨论。胡耀邦看后说：又作自我批评，又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怎么叫检查？他主张把周扬的保留意见删掉。
至此，由于邓小平的坚持，从3月开始的这场争论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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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十 我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要掌握政策界限
1 在文化、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由于当时“报纸上整党的消息发得少一点，清除精神污染的文章、消息发得稍微多一点，于是就有各种议论。有的嫌不过瘾、不带劲，甚至想采用过去搞政治运动那一套。有的又顾虑很多，担心1957年反右又来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又来了。一些外国记者，有的是好意，有的未必是好意，道听途说，引申夸张，甚至无中生有，说我们这次整党、清除精神污染，势必像过去那样又要搞政治运动〃。这是我在1983年11月28日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全国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的。会上我还讲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若干政策界限，一共十条意见：1、整党、清除精神污染的目的；2、划清国内国外的界限，划清有益有害的界限；3、清除精神污染的消息、报道、评论，要在邓小平同志讲的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范围里做文章；4、正确处理党内外关系；5、什么叫黄色，什么叫淫秽物品；6、关于艺术表演；7、同宗教问题有关的一些政策界限；8、要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9、实事求是地、满腔热情地宣传我们的建设成就，表扬人民中的好人好事；10、这次整党、清除精神污染，绝不要重犯过去〃左〃的或右的错误。
这个讲话稿整理出来以后，12月8日，送给邓小平，请他审阅指示。同时也送给了胡耀邦。12月13日，邓小平让他的秘书王瑞林把讲话稿退回。王瑞林在退回的附函上说：〃小平同志说，这篇讲话是好的。关于雇工问题，后来小平同志又对我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听其自然，看两年再说。〃后一句话的意思是要我不再谈雇工问题。
我在11月28日的讲话中，关于雇工问题是这样说的：〃农村经济政策，像雇工，党员雇工，社队企业承包，都出现了新情况，都有不同意见在讨论。要继续执行中央的方针，对那些不同意见的问题，要再看一看。所谓看，就是要做深入、细致、全面的调查研究，把情况搞清楚。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们在报纸上、新闻里头发表了一些不谨慎的东西，证明效果不好。后来发现，写文章的同志自己对情况也不清楚，马列主义的理论准备也不够。要进行调查研究，积累、整理、分析材料，在内部展开不同意见的充分讨论，对这样的讨论不要压制。但是，调查材料，不同意见，一律不在公开报刊发表。〃这段话的目的是不再公开讨论和公开宣传报道雇工问题。
2 在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中全会以后，我在宣教部门做了两次传达，给理论工作的同志也做了两次传达，在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讲了一次话，题目是《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掌握清除精神污染的政策界限》（1983年12月7日）。主要意思是说：在工人里面，对反对精神污染问题，只是做正面宣传，正面教育，不要去批判、反对或清除精神污染。还召开了一次文艺评论工作者的座谈会，我在会上谈了如何开展对西方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的评论工作的问题（1984年2月11日）。谈了四点意见：一、思想战线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二、对西方学术著作、文艺作品展开评论，是一项紧迫的工作；三、做出规划，有步骤地前进；四、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评论西方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
上述我的这些讲话、传达，总的精神是：宁可慢些，不要过分。这就是我当时的总的指导思想，一定要接受〃文革〃的教训，不能重复〃文革〃的错误；不能先放手发动，然后再来规定政策，在学习、批评过程中，都要注意掌握政策。
3 在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
二中全会以后，我和乔木在书记处会议上第一次就讲了：这次反对精神污染，一是要和刑事犯罪区别开来，刑事犯罪按刑法论处，反对精神污染是作为一个思想问题来解决；另外一条界限是，对批评、反对搞清理精神污染的人，一定要同敌我矛盾区分开来。党内同志思想认识上的错误，理论观点上的错误，即使是严重错误，也是属于党员中、人民中的思想问题，这是同志内部、人民内部的问题。这两条界限，在学习、讨论中，在报刊宣传中，一定要严格地划清。一些敌对分子、非法组织有意把水搅浑，也用精神污染的办法来进行反革命煽动。特别详细地讲了：政治问题不都是敌我问题。政治问题有两类，一类是敌我之间的政治问题，另一类是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反对或清理精神污染，不能把那些犯了错误的同志都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应该看成是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