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他也同意了。那么就按照预定程序开会了。一开会时，人家讲文物工作的重点是首先要保护。他马上就讲，我不同意你们的看法，文物工作的第一位工作是利用，利用要放在第一位。我一听到这话，就感到奇怪，原来听文物工作的人员讲，和他谈得好好的，怎么到了会上突然调子就变了。有的人在会上甚至还提出以文物养文物，这样一来就要准备卖文物了。在会上懂得一点文物、了解一点文物的人要算谷牧。我当时希望他出来说公道话。但谷牧他们看到这种情况，觉得不便于出来说话，没吭声。这时，我只好出来说：利用当然要利用，但不保护好，怎么利用；利用一次，下二次就没法利用了。但这说不说得通胡耀邦呢？这样就触发我讲了一次文物工作要处理好的几种关系。
1984年10月31日，我在这次会议上讲了题为《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其他工作的关系》。我讲了十二个方面的关系：一、文物保护和文物维修。二、文物的保护和文物的使用或者叫利用。三、文物保护和地下文物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四、文物保护和城乡建设。五、占用的古迹、名胜（包括古建筑）保护问题。六、文物保护和宗教寺院。七、文物保护和园林管理、建设。八、文物保护同旅游。九、文物保护和文物市场、文物出口，以及防止和打击文物盗窃和走私活动。十、文物保护和文物事业的经营。十一、文物管理工作中，中央和地方分权或者职责划分问题。十二、文物保护和涉外关系。讲话最后说：〃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又慎重的方针，眼界要更宽一点，思想要更解放一点。不是孤立地谈文物保护，不是单纯的守摊子思想。在各项事业的发展中，摆正文物保护工作的位置，处理好各种关系，建设事业能够更好地发展，文物也能更好地得到保护。〃〃这是个前提，文物不保护，还有什么经营？〃〃另一方面，也不能够因为文物珍贵，就采取消极保护的办法，不论什么东西，谁也不许动，谁也不许看，谁也不许知道，这也不利于文物保护。” ③
在这之前，即当年的5月6日，我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就讲过类似的意见。我讲的题目是《保护·研究·利用对文物、博物馆工作的几点意见》。我在讲话中，我介绍了夏鼐同志说的话。因为郭沫若同志主张挖武则天墓，以便早点揭开历史上的一些奥秘，解答二些疑难问题。夏鼐同志说，你这个发掘的愿望很好，可是要考虑到我们现在对发掘出来的东西，还缺乏保护的办法，就算发掘出来很多好东西，没有把握用科学方法保护，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失，这个损失很难弥补：与其这样，不如继续让它留在地下，我们自己看不到；让我们的子孙有把握挖掘的时候看到，也是可以的。郭老一听，这个道理比他那个道理对，就撤销了自己的意见。我们要学习他们两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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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的日常工作和矛盾
四 组织编辑出版《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大全》
由文物工作的讨论，引发了我要编辑美术全集和分类全集。我在1984年4月提出这个问题。在《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出版会议上讲过两次话。4月14日我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之一。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文化遗产过去没能让全国人民全面了解。现在编辑、出版《中国美术全集》，是美术界多年的愿望。这件工作开始了，应该努力做好。〃〃用画册来进行形象教育，不但培养美术工作者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各方面的人才都要进行这样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应有多方面的、丰富的内容。我国历史上丰富多彩的美术作品就是其中一项。对学生进行教育：除了概念的东西，还要有形象的东西。〃 ⑤1994年美术全集60卷出来了，分类全集也做了规划、定了型。
这个工作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其中包括计委拨了一点钱。房维中讲得很好，他说：这类书册的出版，等于开了很多的博物馆。几千年的文物，取自各地，把其中最好的选出来，编成60卷尊一个地方或图书馆买一套，看了以后，就知道全国文物的情况。所以计委表示支持，经费上也给予帮助。
如果胡耀邦不批评我们，我还可能想不到办这个事，也是坏事变成好事。在一些问题上有争论，倒引出了一个美术全集和一个分类全集。由此也可看出我这个人的性格。分类全集出完，那是前无古人了，实际美术全集就已经是前无古人了。分类全集要出400多卷，最好的东西都收进去了。在出版局来说，就成为他们的重点书籍。这件工作总算是坚持下来了。后来在1986年我与邓小平同志说：我要退下来了，以后还有几件事情要做下去，其中就有美术全集和分类全集。这件事在邓小平那里是备了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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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组织编撰出版《当代中国》丛书
另一件编书方面的大工程，便是组织编撰出版《当代中国》丛书。
《当代中国》丛书于1984年开始出版。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件事是1982年5月胡乔木在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倡议的。提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做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为落实这一倡议，11月，中宣部向中央呈送了一份《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陈述编书的指导思想、目的意义、规划和组织领导。就在这个月，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批示由中宣部转发党政军各部门和人民团体，并组织实施。我，还有马洪、武衡担任丛书编委会主编，正式开展工作。1984年9月，《当代中国的气象事业》、《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出版。到1990年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74卷。成立当代中国出版社以后，转由当代中国出版社继续出版。一直坚持下来，坚持了10多年，1998年出到了150卷。这套丛书是跨越国家〃六五〃、〃七五〃、〃八五〃、〃九五〃计划的重点出版项目，动员了10万人历经15年精心编写的一套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史。也是出版总署的重点书籍之一，是撑门面的书籍。出了美术全集，又出了《当代中国》丛书，从这两件事上来看，也反映了邓力群这个人有股牛脾气。尽管不如意的事情很多，但还是憋着一股劲，干点能够干、也应该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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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适应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改进宣传工作
这年年底，开了个宣传工作会议，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我在会上讲了一篇话，题目是：《学习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研究改进宣传工作》（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讲话中提出了几个供研究参考的问题：1、这个《决定》同党中央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一些重大方针、政治原则、思想原则的关系。2、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是什么。3、公有制经济同其他经济成份的关系。4、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5、正确对待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思想认识问题。还讲到今后进行各项经济体制改革时要处理好几种关系：一、服从大局、顾全大局。二、改革工作要与整党密切结合。三、理论工作者要密切联系实际，实际工作者要重视理论。并且提出〃宣传战线同志的思想工作同经济建设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要改变为相适应〃。为此要抓住三件事：〃研究经济关系，掌握思想动向，宣传党的政策〃。最后谈了一下怎样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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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我与胡耀邦同志的磕磕碰碰
1 调王忍之去《人民日报》搁浅
在这一年里，研究室出现了各种矛盾。在1983年3月发生雇工问题的争论，在书记处会议上，我说要调查研究，胡耀邦就说这是从概念出发。后来说要召开各省市研究室主任的会议，胡耀邦又说：这个会一开就给下面一个印象，中央关于雇工的政策变了。
到了1984年1月，胡绩伟不当《人民日报》总编，王若水也不当副总编了，就要调人进去。我找秦川谈话，与他商量意见，那时想把王忍之调去当副总编，另外还从社科院和其他单位调人，其中包括调沙健孙去理论部等。同秦川当面说得好好的，秦川还说，这次收获很大，但一转身他就到组织部去了，找到李锐，向他说了一通。接着，李锐就与内蒙周惠通了消息。周惠就打电话给万里，说：在一次会上，他与王忍之都参加了（王那时在计委吧，记不准了），在一起开会，王忍之在那次会上发表了反对雇工的意见。周还和万里说：让这样的人去《人民日报》当副总编，我们不放心。这些事情我事先都不知道，等到我把原来商量好的名单提交书记处讨论时，万里就说：周惠来电话了，说王忍之反对雇工。让这样的人当《人民日报》副总编，他们不放心。李锐在这个问题上没说话，但从另一方面说话，他说：我这个人还算搞过新闻工作，这个工作可不简单，王忍之以前也没搞过新闻工作，一下到《人民日报》，工作很难接得上。这样，原来的调人方案就搁浅了。后来，我问王忍之：你是反对雇工吗？王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在会上只讲过，包产到户以后，很多户都有剩余劳力、剩余时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些专业户、重点户积累了资金，有钱；因此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出现雇工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我只是说明这种情况。
后来，我专门把会议记录找来，从记录上看，王忍之确实没有反对雇工。这样，我就给胡耀邦写了封信，说明实际情况。王忍之并没有反对雇工，当然王也没表示坚决赞成雇工。我还把那个记录原件附在信后，还建议组织专门的同志对此事进行调查，弄清真相。我的信是写给书记处和常委的，王鹤寿说了句公道话，他说：王忍之这个同志，我知道是个不错的同志，不必专门组织调查了吧。但是，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事就搁下来了。
到了1984年4月21日，那时邓小平同志说要做一个思想工作的决议，乔木组织了几个人在玉泉山搞方案，准备材料。一直不怎么成熟。后来乔木去了杭州。其他几个人在向书记处做汇报时，会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没做结论，让我去杭州向乔木通报书记处讨论的意见。我星期六启程去了杭州。
2 为陈伯达写的材料，胡耀邦对我责难
我到杭州以后，在下个星期一上午的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拿出一份陈伯达写的材料，说：陈伯达摆出一付教师爷的架势，引用列宁的话来教训我们，这样的事情是邓力群干的，邓力群不能这样干，今天他不在，等他回来以后，要和他谈这个事。乔石出来说：王力出来以后，表现疯狂啊！
为什么会出现陈伯达写材料的事呢？这里需要回溯一下。处理〃四人帮〃问题的时候，王力、关锋免于刑事处分，从拘留所放出来后回家了。陈伯达是保外就医，也回了家。一天，胡耀邦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这几个人出来了。他们以前是做文字工作、作研究工作和写理论文章的，出来以后，还可让他们继续做点研究工作，写点文章。你去和他们联系一下。胡耀邦这样安排是好意，我当时就问胡，以什么名义去和这几个人联系？胡耀邦说，代表中央。这样，我就找王力谈了。王力这个人不安分，给我惹了一些麻烦，先不去说他了。至于陈伯达，我就想到〃文革〃中他这个人不负责任，推卸责任，最使我讨厌的是，他那时每次去红旗机关，都要问邓力群死了没有。因此我对他很反感。所以就找了他原来的两个秘书王保春、王文耀，让他们去与陈联系，转达中央对他的这个意见，说明他出来后还可以做研究工作，为党做点事。后来，陈伯达陆陆续续地写了些东西，有些东西属于小品，有些东西还有些看法。其中几份，我还交给了周扬，让周想办法处理一下。有一份讲对佛教的一种理解，我觉得有点意思，后来化名送给辽宁出版了。大约是1984年春天，陈伯达送来一份根据报纸材料写的东西。那个时候，对重点户、专业户进行贷款资助，陈把这些材料汇集起来，然后说：根据列宁的主张，对合作化将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而我们现在不支持合作化，而是支持个体户。陈伯达认为这违背了列宁的教导。以往陈伯达送来的东西，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