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企业家阶层
近年来。赵紫阳所支持的一些人大谈什么企业家、企业家阶层，说企业家阶层应该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特殊的地位。他们从来不谈工人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风险承包的后果，现在比较明显了。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厂长（经理）的人身都得不到安全了，自己要带武器，带警棒，请保镖。厂长（经理）被杀的事件经常出现。这说明存在一种尖锐对立的关系。他们的所谓企业家，实际上是他们着力培植的资本家。
赵紫阳同弗里德曼的谈话是一个标志。弗说，中国的改革关键是给赵紫阳充分授权。他按着赵的意思，说如果一个领导人没有被充分授权，很难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弗所谓授权要办的事，就是六个字，即“自由、市场、私有”，中国的出路就这六个字。那就是美国式。他对我国现行的东西都不赞成，对赵紫阳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只赞成后半句话。我们管理外汇他不赞成，控制物价也不赞成。弗回去以后，在斯坦福大学讲了一篇话。登在香港的杂志上。当时陪弗里德曼见赵紫阳的一个叫张五常的教授，写过几篇文章，认为弗与赵的观点是一致的。
关于党政分开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以后，研讨过程中定了一些东西，或者布置实施的一些东西，如企业法、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我提过不同意见，没有采纳，我也不说了。先念同志不赞成提党政分开。问题还在于怎么执行。现在各部党组都取消了，包括省一级的，撤销党组究竞结果怎么样，今天以前没有人说话，赵紫阳问题出来以后，估计会有同志说话的。到底怎么提法好，怎么贯彻执行妥当，需要进行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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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六 在烟台谈赵紫阳的改革（2）
2 八月七日的谈话
现在有人给赵紫阳概括了三句话：思想自由化，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这三句话概括得有点道理。1987年批评耀邦同志，他说耀邦同志的问题是一个原则问题，耀邦是主张搞自由化的，他是反对自由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分歧，产生了不同意见。现在看来实际上赵紫阳不过是利用这个机会，利用这个口实，达到权力转移的目的。严家其说，他们反对非程序的权力转移。他们是反对转移赵紫阳的权力，主张把李鹏同志的权力转移给赵，甚至主张把小平同志的权力转移给他们。总之，赵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力，原先说要反对，后来又接受下来，保护下来，目的都是为了他来掌握权力。有人讲，赵紫阳是个机会主义者，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
十三大原来准备有两个报告，小平同志出题目，由赵紫阳讲建设和改革，耀邦作政治报告。耀邦出问题后，只搞一个报告了。本来耀邦那个班子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不工作，等着解散了。赵紫阳给我说，郑必坚同志向他请示，我们的工作还做不做。赵紫阳说，你们搞了一阵子，总算有了一个成果嘛。后来就把这个摊子合到鲍彤那个摊子里去了。
赵紫阳思想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私有化，政治上的多元化，从他的方向、趋势或者说要走的道路来讲，“三化”归总到西方化。但到他垮台为止，走到一个什么程度，这需要研究。他的错误的后果非常严重，使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证明他那条路走不通，失去党心民心，导致他的失败。但是，他终究干了许多年。这确实值得研究。他不是一步走向垮台的，中间步步高升，走到顶峰，然后走下坡路。十三大的开幕登基，《河殇》说是什么“新纪元”。这是他政治上的顶峰时期，从那以后就走下坡路子。赵紫阳1980年由地方调到中央，到垮台，前后十年。他的问题可划分为两段来研究：1980年到1986年为一段，1987年耀邦同志下去到他垮台为一段。
赵紫阳自上来到垮台，就不只是对这些搞自由化的人宽容的问题，不只是保护伞问题，而且还加以提拔、重用，让他们形成气候，形成势力。原因之一在于赵的一些观点也是自由化的观点。比如他关于文艺的方针叫“少干预”，完全是虚伪的，他喜欢的就支持，他不喜欢的就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制止、打击、压制。《河殇》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他非要宣传部管文艺的贺敬之下来，连理论、文艺两个局的局长，他也亲自过问。非把他们调出中宣部不可。另一方面，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名自己信任的人到中宣部当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这里头确实反映了不同的倾向。
在同耀邦同志争论的时候，赵紫阳确实支持过我，就是反对精神污染发生不同意见那一段。他支持我的目的，是要排除他登基的障碍，待他登上基，位子坐稳了，就不能容忍一个在他认为是找他麻烦、不会完全屈服于他的意见的人，想尽办法得把这个人搞掉。
赵紫阳在一次宣传部长会议上说，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现在还搞不清楚。他还说，就拿社会主义来说，苏联斯大林的搞法是一种，戈尔巴乔夫是一种，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又是一种，我们五十年代是_种，〃文化大革命〃是一种，现在又是一种。这样一说，社会主义就没有一个确定的东西。在这种根本问题上，他同耀邦确实不一样。他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只有一个否定党的领导。他要的党的领导，就是赵紫阳的领导，有了权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核心是取消社会主义。他代替耀邦以后，在思想自由化的问题上，比耀邦时候走得更远。所以后来耀邦不服气，不是没有道理的：你批评我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代替我，你干的这两年比我干得更凶了。
美国人艾奇逊讲，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对他们一定要支持、扶植和培养。耀邦在这个问题上当然有毛病，但赵紫阳是从各个角落、各个方面来支持、重用一批民主的个人主义者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分子，使极端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泛滥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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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六 在烟台谈赵紫阳的改革（3）
3 八月八日的谈话
赵紫阳搞经济上的私有化，不是一步到位，是逐步演变的。先是局部，然后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扩展，到后来很明显是企图实现私有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化。但是，也不能说他已经实现了，如果北京不发生这场风波，他还会往前走，继续推行他那一套。我们的党和人民，终究是不会同意他那样搞下去的，但是从他来讲，看样子不会回头。
不能说他一到北京就这么搞，更不能说他一参加工作就抱着这种目的。因为没有看更多的材料，有些事情还搞不清楚。他来北京以前在四川工作，最出名的是“绕开水路走旱路”。他这时还没有明白地支持包产到户。1980年初，安徽、甘肃省委支持搞包产到户。赵紫阳在四川搞了六个工厂的试点。据吴波同志讲，他这个改革无非是从上交的财政中，挖出一块来给企业留成。这有助于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到1979年，陈云同志提出经济调整，小平同志同意。当时华国锋强调发展，后来这个问题不提了，他就强调改革。
那一年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赵紫阳发表了两次意见，支持经济调整的方针，说要发展也得首先调整，不调整好不能发展，更不能继续发展。这次会议确定，调整是关键。我们坚持既是关键，又是中心。华国锋讲，有了关键就行了，不要中心了。最后形成八字方针，通过了一个会议纪要。后来，先念同志在人代会有个报告。
这次，应该说赵紫阳起了好作用。
赵紫阳1980年上半年到北京，下半年接任总理。八字方针通过后，实际上这次经济的调整没有调整下去。到了1980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小平、陈云、先念同志和赵紫阳都讲了话。会议决定经济上要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要维护安定团结，才真正把调整的方针落实了。就在那次会上，陈云同志听了赵紫阳的发言以后说，现在开始，算是说〃北京话〃了，来到北京就要说〃北京话〃。
回头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个农村工作的文件。这个文件，对农村实行联户承包责任制，算是开了一个头，确定在全国三种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这是赵紫阳和另外几位同志提议的。文件由胡乔木主持起草。三种地区，即贫困地区、边区、人口分散的地区。
1980年底的经济调整算是真正落实了，按房维中的意见，那年的调整，争得了三年的发展，计划叫做保四增五，实际达到的速度是7…8％，甚至更快。赢得了1981…83年三年经济的正常发展。到了1984年底，经济上就又开始冒了。中间有1983年春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批评耀邦的经济观点。
这场争论从十二大准备工作开始到十二大开完，直到1983年春天才结束。姚依林、宋平、房维中写信，反映经济上存在的问题。小平、陈云、先念同志分别找赵紫阳、胡耀邦、胡乔木谈话，又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点名批评耀邦。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当时赵紫阳还算头脑清醒，说我们的经济，历史上都是这样，发展两年，好的时候，头脑就发热，要猛上，结果又来一次调整，经过整顿，日子好一点，头脑又发热了。
1983年春天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果，是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经济的决策权从耀邦转到赵的手里。这对耀邦是一个抑制，对赵是一个支持。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1984年。许多同志说，农村也好，城镇也好，十年中间，1984年为黄金年。1984年以后开始走下坡路，问题就多起来了。
1984年以前，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在农村。农村即过去讲的休养生息的三条：减免农民一点负担，增加一点粮食进口，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这些政策的实行，给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提供了比较好的条件。从长远的外部生产条件来讲，全国农村经过过去（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期坚持的水利建设，在生产责任制实行以后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没有上述的休养生息的各项政策和农田水利建设，即使实行包产到户，也发挥不了那么大的作用。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时候，我当时提了一条意见，包产到户要实行，但是一定要坚持土地和其他大型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后来杜润生他们吸收了这个意见。他们的提法，叫统分结合。实际上，有的原来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坚持了统分结合，更多的地方只有分、没有统，拖拉机分了，社办企业分了，多年积累起来的集体财产也分光了。这几年我到湖南、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地，他们都这样讲，凡是实行联产承包制时坚持集体经济的，后来普遍好，没有坚持集体经济的，现在发展慢。
当时还提出扶助重点户、专业户。重点户、专业户敢于带头冒尖，在这点上起了某些好作用。农村贷款都来抢，重点是贷给这些人了。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农村雇工。这是必然的。因为一方面农村出现剩余劳动力，一方面生产资金集中，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贫富不均。当时如果不允许雇工，是不对的，实际上也禁不住。问题是怎么引导，怎么管理，用时髦的话，叫政策导向。赵紫阳说，不超过七个人的界限，两个帮工，五个学徒，七个人以内的不叫雇工。。他这个意见倒是比耀邦的意见还接近现实一点，而耀邦、万里二位都不主张对雇工人数加以限制。有一次赵紫阳在书记处会议上说，中国农村地少人多，从生产上来讲，不可能形成美国、欧洲那种大规模农业经营资本家，我们的生产还达不到这种程度，如果在农村出现了数量很多的雇工，一个是不利，一个是不可能。
城市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加上我们财政、信贷方而的扶持和帮助，这几年城市里的个体户大发展，雇工的人也就跟着多起来了。在当时，这也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城市个体户的雇工人数，没有受这七个人的数量限制，到1981年底、1982年春超过七人以上的雇工户，到处出现了。这时他们提出允许超过八个人。我当时表示同意，但提出不公开宣传报道。我转张云声同志那封信的目的，是想让他们知道一下党内有不同的意见。
后来小平同志说：看了几年了，到了该处理的时候了。赵紫阳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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