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政治史- 第39部分

　　　　　类似的情况。　

　　　　　　　　　　　吏治腐败的另一重要表现是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清代官员的俸禄　

　　　　　很低，一个七品知县岁俸银仅45两，即便是总督、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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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俸银也只有155两至180两　，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清　

　　　　　代，这样的收入甚至不足以维持官吏本人和家属的生活。另外，地方上　

　　　　　的办公费用数额很低，而且经常被克扣。康熙帝说：“从前各州县有存　

　　　　　　　　　　　　　　　　　　　　　　　　　　　　　　　　　　　　　　　　　　　　　　　　　　　　　　　　　　　　　　　　　　　　　　　②　

　　　　　留银两，公费尚有所出。后议尽归户部，州县无以办公”。这一制度无　

　　　　　疑逼迫各级官吏另寻他途，因此，贪污受贿便开始盛行起来。清代官吏　

　　　　　贪污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耗羡”。政府征收赋税、交纳钱粮时，总会出　

　　　　　现一些合理的损耗，如熔铸银两时会发生零星损失，收放粮米时也会有　

　　　　　一些亏损。因此，清政府允许地方官在收税时每两银子加征二、三分，　

　　　　　称为“火耗”或“耗羡”。这本来是为了抵补合理亏损而增收的附加税，　

　　　　　但地方官在实际征收时，每两银子常常加至一钱以上，重者每两至四、　

　　　　　　　　　　③　

　　　　　五钱　。加收的“耗羡”一向由地方官支配，所以弊端很大。为清理财政，　

　　　　　杜绝贪污，雍正时采取了“耗羡归公”的作法，规定每两加耗五分，作　

　　　　　为政府的经常税收，统一征收，从中提取“养廉银”，发给官吏作为生　

　　　　　活补贴和办公费用。养廉银的数额大大高于官员的俸禄，如七品知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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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廉银为1000两，而巡抚、总督则高达10000至15000两　。“耗羡归　

　　　　　公”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　

　　　　　　　　　　　但是，贪污腐化是封建官僚机构的痼疾，养廉银也无法满足清代各　

　　　　　级官员的贪欲，因此，乾隆以后，贪污之风又恶性发展，和�｜就是一个　

　　　　　典型。和�｜任军机大臣24年，贪赃枉法，无所不为。嘉庆时查抄其家私，　

　　　　　抄出的赃物和私财有赤金580万两、生沙金200万余两、元宝银940万　

　　　　　两，还有当铺75座、银号42座、土地80万亩。另外，还有手串200余，　

　　　　　绸缎毛皮等珍贵衣物数逾千万，其他各种古玩、玉器、珍品不计其数。　

　　　　　总计约合银10亿两。嘉庆抄了和�｜的家，其财产全部没收，当时民间就　

　　　　　有“和�｜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　

　　　　　　　　　　　上梁不正下梁歪。从乾隆的奢糜、和�｜的贪婪上不难看出清代吏治　



②　张集馨：《道咸以来宦海见闻录》，第56　页。　

①　张晋藩：《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　年2　月版，第695　页。　

②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二，《陈宾》。　

③　《清实录》雍正朝，卷三，雍正元年三月。　

④　张晋藩：《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　年2　月版，第6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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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败坏程度了。乾隆时发生了不少大贪污案，如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　

　　　　　两淮盐政以筹措乾隆的南巡费为名，私自规定每一盐引交银3两，此项　

　　　　　银两的征收、支用从未向朝廷奏明。据以后调查，历年所提盐引银达1090　

　　　　　万两，除供南巡费用外，大部分被曾任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和盐运使卢　

　　　　　见曾等人侵吞。再如王亶望以捐银做官，因其在甘肃任市政使时，上下　

　　　　　串通，冒领赈粮，又互相勾结，贪污监粮银。他在浙江巡抚任内被处死。　

　　　　　案发后，抄其家得金银数百万，此案牵连的官吏有60多人，杀了22人。　

　　　　　负责查抄其家的闽浙总督陈辉祖，竟以银换金，隐藏玉器，抽换朝珠，　

　　　　　将王亶望的赃物窃为己有，事发后被赐令自尽。　

　　　　　　　　　　　军队是政权的组成部分，随着吏治的腐败，军队也十分腐朽。清朝　

　　　　　入关以前和入关之初，八旗兵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但仅仅过了一代　

　　　　　人的时间，八旗兵的战斗力便大大减弱。到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　

　　　　　八旗兵“不思安民定难，以立功名。但志在肥己，多掠占小民子女。或　

　　　　　　　　　　　　　　　　　　　　　　　　　　　　　　　　　　　　　　　　　　　　　　　　　　　　　　　　　　　　　　　　　①　

　　　　　借名通贼，将良民庐舍焚毁，子女俘获，财物攘取”　。这样一支军队自　

　　　　　然在作战中屡战屡败，以致于清政府不得不依靠绿营兵将，经过长期作　

　　　　　战，才把“三藩”平定下去。此后，八旗兵越来越腐败，八旗高级将领　

　　　　　养尊处优，玩忽职守，把训练武艺、处理公务等置之脑后，“居家弹筝　

　　　　　　　　　　　　　　　　　　　　　　　　　　　　　　　　　　　　　　　　　　　　　　　　　　　　　　　②　

　　　　　击筑，衣文绣，策肥马，日从子弟宾客饮”　。而一般士兵则由于长期居　

　　　　　住城市，脱离了农业、游牧和采猎等生产劳动，安逸的生活使他们丧失　

　　　　　　　　　　　　　　　　　　　　　　　　　　　　　　　　　　　　　　　　　　　　　　　　　　　　　　　　　　　　　　　　　　　　　　　　　　　　　　　　　③　

　　　　　了吃苦耐劳的精神，“竞尚鲜华，多用绸缎，以穿着不如他人为”，不　

　　　　　仅战斗力大大减弱，而且军纪废弛，成为一支徒有虚名、不能打仗的老　

　　　　　爷兵。绿营兵也是宿娼窝赌，甚至盗卖兵器或公然抢劫，而“一遇贼匪　

　　　　　　　　　　　　　　　　　　　　　　　　　　　　④　

　　　　　攻扰，即纷纷散失”。各营将领还领吃空额，克扣军饷，往往册上有名，　

　　　　　实际无兵，所发饷银，均被将领所侵吞。再加上清廷财政困难，常常拖　

　　　　　欠饷银，士兵生活无着。以至许多地方有营无兵，有的士兵甚至不事操　

　　　　　练，而以做买卖营生。　



　　　　　　　　　　　（3）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清代社会矛盾逐渐激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佃农进　

　　　　　行的减租、抗租和争取永佃权的斗争。在租佃关系比较发达的地方，特　

　　　　　别是南方的许多省份，抗租斗争风起云涌。1647年　（康熙十三年），江　

　　　　　西万安、石城、太和、庐陵，福建宁化、上杭等地，都爆发了大规模的　

　　　　　佃农反抗斗争。农民的抗租斗争，使乾隆年间以后各省上交银粮发生“滞　

　　　　　纳”的现象，影响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以致嘉庆、道光时发布过许多　

　　　　　旨在镇压佃农抗租的法令。　

　　　　　　　　　　　抗租斗争是一种经济斗争，当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　

　　　　　度时，这种斗争便会发展成为公开的武装起义。因此，抗租斗争是农民　

　　　　　起义的准备和预演，而农民起义则是抗租斗争的延续。　

　　　　　　　　　　　1774年　（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寿张县等地“年岁歉收，地方官妄　



①　《东华录》，康熙朝，卷二十四，康熙十八年七月。　

②　《旗军志》，第2　页。　

③　《例案汇编》卷上，嘉庆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④　《清实录》，乾隆朝，卷1297，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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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行额外加征”，引起当地农民的极大不满，爆发了王伦领导的起义。起　

　　　　　义队伍发展到数千人，他们攻占了寿张、堂邑、阳谷等县城，又分兵进　

　　　　　攻临清、东昌，屡败官兵。清朝统治者急忙调兵遣将，从四面八方围剿　

　　　　　起义军。起义虽然仅仅1个月就被镇压下去，但却揭开了清朝中期以后　

　　　　　各族人民大规模反抗清朝统治斗争的序幕。　

　　　　　　　　　　　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甘肃回民马明心为反抗当地伊斯兰教教　

　　　　　长对教众的残酷剥削，另创新教，反对老教的“门宦”制度，深得当地　

　　　　　回族、撒拉族贫苦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新教的迅速传播，引起了老教地　

　　　　　主的仇视与反对，新、老教之间多次发生械斗，双方斗争愈演愈烈。由　

　　　　　于清朝统治者偏袒老教，采取“帮扶老教”、“尽洗新教”的政策，使　

　　　　　原来新老教的斗争迅速转化为反清的武装起义。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　

　　　　　3月，马明心的助手苏四十三率新教教徒千余人，全歼了前来镇压起义的　

　　　　　清军，乘胜攻破河州（今甘肃临夏市），又由河州进攻兰州，占领了兰　

　　　　　州西关。清朝统治者急调京师健锐、火器营兵2000人，又调藏兵、蒙古　

　　　　　兵和武装旧教徒对起义军进行围剿，经过半个多月的残酷镇压，起义才　

　　　　　被平息。　

　　　　　　　　　　　继王伦起义和甘肃回族、撒拉族人民起义后，台湾又爆发了林爽文　

　　　　　领导的汉族、高山族农民的大规模起义和湘黔苗民起义。　

　　　　　　　　　　　台湾回归以后，清政府在台湾设立府治，属福建省。乾隆时期，地　

　　　　　主、官僚疯狂兼并土地，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台湾知府孙景燧、总兵柴　

　　　　　　　　　　　　　　　　　　　　　　　　　　　　　　　　　　　　　　　　　　　　　　　　　　　　　　　　　　　①　

　　　　　大纪“在任两年之内，已婪索金银五六万之多”，激起了台湾人民的反　

　　　　　抗。1786年　（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率众起义，提出“顺天行道”、　

　　　　　　“剿除贪官”、“拯救万民”的斗争口号，攻占彰化、诸罗（嘉义），　

　　　　　建立政权，改元“顺天”，林爽文被推为“顺天盟主大元帅”。1787年　

　　　　　　（乾隆五十二年），义军10万人围攻台湾府城（台南市）。清朝统治者　

　　　　　从浙江、福建派重兵前去援救，才于1787年底将起义镇压下去。　

　　　　　　　　　　　清初在贵州、湖南等地实行“改土归流”以后，清政府加强了对苗　

　　　　　族地区的直接统治。来到苗族地区的大小官吏与当地苗族上层统治者相　

　　　　　　　　　　　　　　　　　　　　　　　　　　　　　　　　　　　　　　　　　　　　　　　　　　　　　　　　　　　　　　　　　　　　　　　　　　　　　　　　　　　　②　

　　　　　勾结，对苗族人民掠夺欺压，致使苗族人民“畏隶如官，畏官如神”。　

　　　　　　“改土归流”后，汉族地主阶级和高利贷势力也进入了“苗疆”，他们　

　　　　　通过高利贷剥削，大量兼并土地，役使广大贫苦苗民，造成了以满汉苗　

　　　　　地主阶级与广大苗族人民的尖锐对立。乾嘉时期的湘、黔苗民起义，正　

　　　　　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爆发的。1795年　（乾隆六十年），贵州铜仁府（今　

　　　　　铜仁）苗民石柳邓率众起义，提出“焚杀客民（指满汉地主），夺回田　

　　　　　　　　　③　

　　　　　地”的口号。很快形成一支以贫苦苗民为骨干的武装队伍，控制了贵州、　

　　　　　湖南、四川三省的广大地区。清政府派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　

　　　　　等率云、贵、川、黔、湘、鄂、粤、桂等7省10余万兵力进行围剿。1796　

　　　　　年　（嘉庆元年），石柳邓在战斗中受伤牺牲，起义坚持到1806年（嘉庆　

　　　　　十一年）才被最后镇压下去。　



①　《清高宗实录》卷九六八。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九九。　

②　魏源：　《圣武记》卷七，《乾隆湖贵征苗记》。　

③　《永绥厅志》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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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湘黔苗族人民反清斗争激烈进行时，湖北、四川、陕西等地的　

　　　　　白莲教起义也蓬勃地展开了。　

　　　　　　　　　　川、楚、陕三省交界地区是一片森林地带，历来是被迫离开土地的　

　　　　流民聚集之处。1772年　（乾隆三十七年）以后，川、楚两省饥民来此觅　

　　　　食者达数十万人，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总数不下百　

　　　　万。他们不仅受地主、雇主的残酷剥削，还要受差役、讼棍的勒索，生　

　　　　活极其艰难。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　

　　　　　　　　　　白莲教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它宣称“劫运”已满，弥勒佛　

　　　　即将出世，凡是信奉白莲教的人，都可以度过来日的大灾大难。白莲教　

　　　　还提倡互助，“习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