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有时为张伯伦所用，有时为国民党反动派所用；它有时“继续”地“打”，
有时只“打”一次；它有时只“打脚”，有时“从头到脚地打”，甚至把“头”
和“脚”都“打烂了”。毛泽东分明是把这块“石头”变成了一块魔石。他
本人，则成为一位魔法高超的魔术大师。
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谚语还不仅仅表现在这一个方面，有时他还能随时
纠正或补充某些带有局限性谚语的内容，这样使用谚语的创造性更强。例如，
他在《实践论》中使用“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这个谚语时，是这样说
的：
“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
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
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
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
毛泽东通过对“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这个谚语的具体分析，指出它的
真理性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立，并且指出这种真理性的成立，也仅仅只
有“间接”性，这就对这个谚语作了内容上的引申和补充，使其含义更加鲜
明和完善。
然而创造性最大的，还是对有局限性谚语内容的校正。请看下面一篇讲
话中的一段话：
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十
年树人。十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二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十
年树人倒是可以的。（《做革命的促进派》）
妙绝！毛泽东的看法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谚语本来的含义几乎完
全相反。他用科学作依据，推倒了几千年来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崭新的看法，
令人眼界大开，耳目一新。
⑤歇后语的运用
毛泽东运用的歇后语较少，笔者仅搜集到六则，在《毛泽东选集》（1—5 卷）中仅仅发现四则，现在把它们列在下面：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反对党八股》）；
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同上）；65
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453 页）；
钝刀子割肉，半天割不出血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这四则歇后语本身都是比喻性的，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它们又被
作为其他各种比喻运用，因而使他的语言增加了通俗性和生动性。
⑥方言的运用
方言如果运用得恰当，也能增加语言的通俗性和生动性。不过，在毛泽
东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他只是偶尔运用方言，因为方言毕竟是“一方
之言”，局限性比较大。由于这个原因，只是在他写的调查报告中用得比较
多。并且，运用方言的时候，也是以明白易懂为原则。先请看《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中的一则例子：
那些人。。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
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
这段话中方言“打零”，毛泽东用得很巧妙。他把这个方言放在对事实的陈
述之后才说出来，既陈述了事实，又解释了什么叫“打零”，显得极其自然
而又明确，真是一石双鸟。
更多的时候是，毛泽东对所使用的难以理解的方言用括号中的文字加以
解释。例如，在长篇调查报告《寻乌调查》中，对“闲嬲”的“嬲”、“过
番”、“奶子”等几个方言的解释，分别如下：
闲嬲（“嬲”，当地读廖，“东走西走”或“玩下子”的意思）；
过番（往南洋叫“过番”）；
奶子（儿子）。
以上各例均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有时，如果对有的方言仅作简短的解释仍不清楚，那么他就会不惜笔墨
多作一些说明。也是在《寻乌调查》中，当提到“水货”中有一种叫“鞋底
鱼”的时候，他就这样做：
鞋底鱼（即“并背罗食使”，只有一侧有眼睛，要两鱼并走才能觅食，
故普通指人互相倚靠做事谓之“并背罗食使”，就是拿了这种鱼做比喻的）。
毛泽东先解释了“鞋底鱼”就是“并背罗食使”，但他仍然担心读者理解困
难，就又解释什么叫“并背罗食使”，并把它引申到人们互相做事的内容上，
这样不但增强了语言的通俗性，而且还能给人新的知识。
毛泽东对方言的解释，往往还能反映重大的社会问题。请看下面《寻乌
调查》中一则更典型的例子：
等郎嫂（买来的，五岁了，因为她现在并没有郎，还要等着她老板娘把
郎生下来，故叫等郎嫂，别处叫做童养媳）。
毛泽东对“等郎嫂”这个方言的解释内容，在今天看来，似乎令人可笑；
但是，如果稍加思考，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中国妇女的一页血泪史吗？
准确篇
心与理合辞共心密
前面一章的内容，我们评述了毛泽东的语言特点（传统性、风趣性和通
俗性等）及其各种技巧。其实，毛泽东的这些语言特点，同时也不同程度地
体现在他所一向倡导的文风“三性”（即“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上。
1958 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草拟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
第37 条说：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紧接着，他还对这“三性”作了具体说明：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
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辞章问
题。毛泽东虽然在1958 年才极为明确地提文风“三性”，但在实际上，至迟
在1942 年延安整风反对党八股时就已经开始主张了。而且，自那时起，他从
来也没有放弃过这个主张，坚持始终地与党八股作不懈的斗争。尤其令人说
服的是，他言行一致，对于文风“三性”，不但在口头上不遗余力地提倡，
甚至大声疾呼，而且在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认真实践。除了因特殊情况写下
的少量文言文之外，他所有的文章和讲话，几乎篇篇兼具“三性”。正是由
于通过这文风“三性”，才进一步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的语言特点，使之具
有明显的时代性和指导性，才能使他的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文章写作或做演说，第一个要求便是语言的准确性。准确性是一切语言
的最起码的要求，因为它是表情达意的基础。田北湖在《论文章源流》一文
中说：“夫上古文字，谓之书契。书契云者，书之为字，即与其事其言纤悉
符合，不相出入，是之谓契。”这段话的意思说的就是语言的准确性。使语
言与客观外物和主观内意达到“纤悉符合，不相出入”，即是所谓“契”的
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孔子提出的”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的标准。古人把这个标准称为“千古文章之大法”（潘德舆语，见《养一斋
诗话》卷二），如果失去了这个境界或这个标准，语言的其他诸如什么鲜明
性、生动性等各种表达效果便都将失去依据。从这个角度说，准确性是一切
美的基础，甚至可以说，它的本身便是一种美。因此古人十分强调地指出，
“必使心与理会，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刘勰语，见
《文心雕龙·论说篇》）。就是说，要使语言达到高度的准确性，一方面要
使人们的主观内意完全符合客观外物的本质和规律，另一方面，语言表达又
要恰当贴切地反映主观内意。
然而，仅仅认识或提出准确性这个要求不会费太多太大的力气，但每个
人都能使自己的语言合乎这个要求，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方孝孺说过：
“文者，辞达而已矣。然辞岂易达哉！。。夫所谓达者，如决江河而注之海，
不劳余力，顺流直趋，终焉万里；势之所触，裂山转石，襄陵荡壑，鼓之如
雷霆，蒸之如烟云，登之如太空，攒之如绮縠，回旋曲折，抑扬喷伏，而不
见艰难辛苦之态，必至于极而后止，此其所以为达也，而岂易哉！”《与舒
君书》）方孝孺的话，讲得很有道理。要想使语言真正达到准确，必须使语
言能够充分地表情达意，又十分贴切自然，不能显露丝毫的“艰难辛苦之态”，
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心应手的。所以苏轼说：“求
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
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
谢民师书》）如果理解了方孝孺的话，就可知苏轼的话并不是耸人听闻之辞
了。
那么，为什么使语言达到高度的准确性就这样困难呢？这是因为，语言
表达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和孤立的过程。一般地说，准确地表达语言的过程必
须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主观内意准确地反映客观外物，即从“物理”
到“心理”的阶段；第二阶段是用语言准确地表达主观内意，即从“心理”
到“言辞”的阶段。然而，普遍的现象却是“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陆
机语，见《文赋》）。其中的“意不称物”属于第一阶段，“文不逮意”属
于第二阶段。由此可见，这两个阶段的切实完成，都很困难。客观外物是相
当复杂的，真正准确地反映外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必须经过反复实践和研
究，这当然不容易；即使人们已经准确地认识了外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也
不一定能用最恰当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刘勰说：“方其搦翰，气信辞前，
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者？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文心
雕龙·神思篇》）我们不是有这种体会吗？提笔写作以前，心里已经想得很
美妙了，信心十足，但待到文章写完之后，却往往感到，表达的效果竟与开
始提笔之时打了一半的折扣，不尽人意。这就说明从“心理”到“言辞”这
个阶段也是不容易的，它要受表达能力的限制。
由于毛泽东既能准确地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又具有极高的表达
能力，所以既能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即能使客观外物与主观内
意“纤悉符合，不相出入”，又能使“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即“不
见艰难辛苦之态，必至于极而后止”；既能使“是物了然于心”，又能“了
然于口与手”。这就使他的语言也像斯大林评价列宁语言时所讲的话一样，
“每一句话都不是一句寻常说出的话，而是一颗打中目标的子弹。”（《论
列宁》）
毛泽东对自己的文章和讲话的准确性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达到苛刻的程
度。当他一旦发现语言中出现明显的失误或缺漏等，总要设法及时纠正和补
充。他在1940 年1 月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
发展时有这样两段话，一段话是：“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
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
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
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另一段话是：“全地球都要卷进这
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这样的观点，
显然带有绝对化的倾向，不够稳妥。1958 年9 月2 日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马
罗金等谈话时，对这个观点作了修正。他说，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
家，而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一些国家并不适用，它既不站在帝国主义一
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
是适合于他们的具体情况的（据新二版《毛泽东选集》第2 卷）。又如，《矛
盾论》初版印行时，作者发现其中第四章第十段中“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
在什么时候，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一句话也存在绝对化倾向
后，及时在印行第二版时作了修改，把“也无论在什么时候”这八个字删掉
了。因为在矛盾发展的过程中，其诸方面的不平衡性，也应该有一定的相对
性，在某一短时间内，哪怕是在一刹那的时间内，也会出现平衡的现象。他
还把这个情况特意写信及时告知当时在湖南大学任校长并讲解《矛盾论》的
李达，“写解说时，请加注意”（据1952 年9 月17 日《致李达》，见《毛
泽东书信选集》）。从以上的种种事实中，我们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
对语言准确性所持严谨态度之一斑吗？
毛泽东语言的准确性，体现在许多方面，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一，思想的精辟性；二，语言的严密性；三，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