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读者如坠五里雾中。因此，毛泽东这样做，十分得体。
三分析方法的运用
毛泽东文章和讲话的内容和形式之所以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即思想具有
精辟性，形式具有严密的逻辑性，除了他掌握了丰富的材料和具有清醒的头
脑以外，主要原因就是能够准确而熟练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上义的分析方
法，即辩证分析法和具体分析法。这两种分析方法是所有分析方法中最基础
和最具根本性的分析方法。对辩证分析怯和具体分析法的熟练运用，是使毛
泽东成为语言艺术巨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1。辩证分析法的运用
毛泽东对辩证分析法的运用，极为灵活白由，因而使得他看问题深刻而
又准确。例如，1955 年毛泽东与物理学家钱三强有一次谈话，钱三强认为，
物理学中的基本粒子（包括电子、质子和中子等）是“最小的，不可分的”，
而毛泽东却认为：“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
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嘛！你们信不信？”他还肯定
地说，“你们不信，反正我信”，现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
证明它们是可分的”（东方骥编《落日余辉》）。这是个预言，后来这个预
言被准确地证明了，从基本粒子又分裂出新的粒子，并披命名为“毛粒子”。
其实，毛泽东许多精辟的见解和准确的语言，都是他熟练地运用辩证分析法
的结晶。
毛泽东运用的辩证分析法，涉及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有的方面，但主
要包括相互联系地看问题、发展变化地看问题和对立统一地看问题三个方面
内容。
①相互联系地看问题
毛泽东在分析某种事物时，总是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着眼：一是把该事
物置于与其相关的总体事物之中去考察，从不孤立片面地看待它；二是对待
那些相对独立的事物，十分注意其内部各个侧面的关系，从不顾此失彼。
第一，关于与总体事物联系考察的问题。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
命力量大大削弱，革命转入低潮，许多人产生了悲观情绪，甚至有人提出“红
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中国革命能否再度走向高潮？毛泽东当时这样回
答：
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
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
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
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
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实中国革命的主
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
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在1930 年1 月作出的“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这个
判断或结论（也属于预见），是十分准确的。为什么这样准确呢？这是因为，
他先把“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指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及共产
党等）放在了当时“中国落后的社会组织”当中，与当时反动统治阶级一切
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即考察），然后又把它推
及到世界范围内（主要是西欧各国）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中间去，也进
行了比较。这就很自然地得出了中国革命虽然转入低潮，但是，它不仅能够
走向高潮，而且还要“比西欧快”的结论。对于中国革命中许多重大问题的
阐述，比如在诸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联合
政府》中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其结论之所以都是那佯准确，就都是因为毛泽
东把事物这样联系起来讲的。
对于重大问题这样看，对于一般问题他也这样看，因而使得他的观点或
语言都显得全面。例如，他1933 年写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全文内
容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为中心（即文章主题），但他并没有片面地强调经济
工作的重要性，而是既明确指出当时的经济工作必须围绕革命战争进行，因
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或目的是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又明确指出，经济工作也
不能离开诸如“查田运动”、“检举运动”、实行“劳动法”、文化教育、
扩大红军等项重要工作任务去进行。这就使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一中心观点
的论述不显得孤立片面。其他诸如，对于张思德的评价，也是把烈士放在“革
命队伍”这个整体中，说他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为人民服
务》）；对于“反对自由主义”的意义，也是把它看作是“进行积极思想斗
争”的“武器”之一，等等。这种与总体事物联系起来看问题的方法，避免
了片面性，从而使其内容和语言更全面、更准确。
第二，关于与各个侧面联系起来考察的问题。毛泽东文章和讲话中的词
语顺序，句子与句子顺序，段落与段落，层次与层次的顺序，都安排得准确、
合理，逻辑性严密，而如果毛泽东不是把每一相对独立的事物或问题的内部
的各个侧面联系起来，统一地进行比较、权衡，就不会创造出那么准确、合
理、逻辑性强的并列、对偶、排比、层递、顶针、回文，以及对比、因果等
具有明显艺术性的语句、段落和层次。尤其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格外重视
事物或问题内部的两个对立侧面的关系。一般情况下，他从不孤立地看待其
中某一个侧面，而总是对立统一地看待它们。由于这种情况也属于对立统一
地看问题的范围，所以放在下面进行单独评述。
②发展变化地看问题
毛泽东看待事物，总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等发展变化看侍它们，而
不是一成不变。例如，1938 年8 月22 日他在延安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过：
你学到一百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可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
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
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
呢？据说是五十万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有二三千年而已。以后还要学多少
年呢？那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引东方骥编《落
日余晖》）
这里，毛泽东把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学习（认识主客观世界的活动）都永远
不会完结的道理闸述得何等深刻！原因就在于他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看作
是不停地运动着。
毛泽东的思想认识相当灵活，他能够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而及时地提出
新的见解。例如，1927 年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前，他认为中国的基本矛盾有两
个：一个是中国和所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一个是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
间的矛盾；国民党叛变革命之后到日本进攻中国（1931 年）以前，他认为突
出的矛盾又是工农政权和国民党“尖锐对立”的矛盾；日本进攻中国和占领
中国期间，他又认为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中国与一般帝国主义及其他
国内矛盾（包括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矛盾）都“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上了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对于矛盾的变化，毛泽东能“随时期应变”，对于某些概念，他也能”
随时而化”。1957 年他在解释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时说：
。。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
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
帝日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
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
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
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
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
民的敌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设社会主义三个时期中，对“人民”和“敌人”
概念的解释是不相同的，是随着时期的不同而变化的。也只有这样的变化，
才能附合客观实际，准确地把握现实，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毛泽东善于发
展变化地看问题的一个很重要方面的体现。
毛泽东所认为的发展变化，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指事物在一定
购条件下，不但不断地运动，而且逐步地向它自己的反面转化，即大者将化
为小，小者将化为大，好者将化为坏，坏者将化为好，等等。例如，在《论
持久战》中，他说，从当时看，中日战争初起时的双方，日方处于主动优势
地位，中方处于被动劣势地位，但这并不会永远如此，双方必然通过战争过
程相互向反面转化，即日方必然从主动优势转化为被动劣势，中方则必然从
被动劣势转化为主动优势。又如，关于中美建交问题，从延安时期一直到建
国后的1957 年，美国始终不与我们建交，这个时期内，毛泽东也始终认为，
“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
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这段话，毛泽东在延安时就曾经讲过，
见《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美国尼
克松政府主动找我们建交的事实，都证明了毛泽东这些推断的准确，其根据
也都是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这个基本原理。
毛泽东对重大问题持这种看法，对那些一般问题也处处持这种看法：“错
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我们
党的一些历史经验》）；而“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
尾巴翘得高”（《论十大关系》）。这不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转化论吗？还有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如何增强人的体质的一段话：
愚昔尝闻，人之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可改易，大抵二十五岁以
后，即一成无变。今乃知其不然。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
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
易官骸之效，事盖有必之者。又闻弱者难以转而为强，今亦知其非是。盖生
而强者，滥用其强，不戒于种种嗜欲，以渐戕贼其身，自谓天生好身手，得
此己足，尚待锻炼？故至强者或终转为至弱。至于弱者，则恒自悯其身之不
全，而惧其生之不永，兢业自持。于消极方面，则深戒嗜欲，不敢使有损失。
于积极方面，则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之遂变而为强矣。故生而强者
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吾生而弱乎，或者天之诱我以至于强，
未可知也。（《体育之研究》）
这段关于增强体质的议论，充满了关于发展变化的辩证观点。要知道，《体
育之研究》一文写于1917 年，毛泽东那时就能持这样的观点看待问题，是难
能可贵的。
由于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会向自己的反面转化，所以他
对革命和工作总要作适当的控制，不使其走向极端。无论走向哪个极端，他
都不赞成。因此，他既反对“左”，也反对右（“左”与右都是极端）：打
胜仗时要防止“左”倾，打败仗时要防止右倾；群众未发动之时要防右，发
动起来要防“左”（《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 年的
整党过程中，他要求对党员的审察，既反对忽视成分（这是右），又反对唯
成分论（这是“左”）；在土改工作中，要求既反对观望不前（这是右），
又反对急性病（这是“左”）；在领导工作中，要求既反对命令主义（这是
“左”），又反对尾巴主义（这是右）；（见《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
倾错误》）。对待文艺的作用，他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这是右），
也不赞成把它的重要性强调到错误的程度（这是“左”）；（见《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③对立统一地看问题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不但把事物内部、外部之间的一般联系看
作一种规律，而且把其中对立统一的联系也看作是一种规律，而且把它看作
是一切规律中的最根本的规律。因此，他总是强调对事物要作一分为二的分
析，并且，他本人也习惯于这样做。比如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