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回来，他们两个都能坚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孙猴子很灵活，很机
动，他能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据王永盛、张伟《毛泽东的语言艺
术》）。毛泽东通过大胆联想，把本来与现实事物似乎毫无联系的典故竟然
联系了起来。
不过，毛泽东运用典故的灵活性，更多的时候，还是体现在他与人们一
般交往过程的随意性的谈话之中。每当这些时候，他运用典故，往往很巧妙。
毛泽东的一生，读史是他的嗜好，谈史是他的乐趣。谈史是毛泽东与老一辈
学者、专家乃至在他身边工作人员谈话中最愉快的话题——有时是专题式
的，有时是随机式的。所谓随机，大半是在他平时接人待物的闲谈之时。凡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员所写的回忆录式的文章中，几乎都谈过这样的体
会：当毛泽东与他们初次见面，总要先问对方的姓名、籍贯乃至家庭状况，
然后便有可能根据这些状况引出相应的典故。例如，当他得知师哲的原籍是
韩城（在陕西，汉时称夏阳）时，他立刻就说：“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
（司马迁生于韩城县北五十里处的龙门，该地临黄河，有黄龙山，“龙门”
传为夏禹所凿，故有“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之说）接着，他又谈到“禹
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的出处，并讲了黄龙山命名的起因和它的走向（据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当他得知徐肖冰的老家是山西夏县时，他立刻
就说：“你是关云长的老乡哟。”（权延赤编《领袖泪》）；当他得知初见
的一位女同志的名字叫“崔英”时，他当即就问：“那么你的爱人可能姓张
了？”（同上书，《西厢记》中的女主角叫崔莺莺，其夫姓张，名君瑞）；
当他得知薄一波的原籍是山西中部的定襄县时，他便说，汉文帝的母亲也姓
薄，其弟薄昭，又说汉文帝初年讨伐代王时，曾定都于山西中部；当他得知
张稼夫原籍是山西文水县时，便谈起了出生在文水县的武则天；当他得知一
位大夫叫唐由之时，便指出“由之”二字最早出自《论语》中“民可使由之”
之句，并告诫他“可不要按孔子的‘由之’去作，而要按鲁迅的‘由之’去
作”，接着又吟起鲁迅《悼杨铨》一诗（诗中有“花开花落两由之”之句。
以上引文均引自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由以上所述的事实可以看出，灵
活地运用典故确实是毛泽东语言中一种极普遍的现象，同时也看出他的历史
知识是何等渊博，他的记忆力又是何等惊人。
④创用
毛泽东运用典故的第四个特点是，创造性极强。创造性也属于灵活性，
但它比一般的灵活性更加突出。这使得他不但继承了祖国语言，而且发展了
祖国语言，因此，这也是毛泽东运用典故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典故，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有分析地运用典
故；二，典故的引申和补充；三，有批判地运用典故。
有分析地运用典故。毛泽东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从来不生搬硬套式地
运用典故，而是根据具体内容的需要，有分析地运用典故。例如，在1936
年12 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认为，当时国际和
国内形势已向有利于抗日战争的方面发展，国共两党将再度合作，“已经脱
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景况”。然而，根据中日双方及世界
总的形势和条件，抗日战争不可能是速决战，而肯定是持久战。在阐述这个
问题时，毛泽东运用了一个典故——“灭此朝食”。这个典故是由“余姑翦
灭此而朝食”一语概缩而成，也可视为一个成语，它出于《左传·成公二年》：
春秋时，齐国攻打鲁、卫两国，鲁、卫两国请求晋国援助，齐军与晋军战于
鞌地。齐军统帅齐顷公决心甚大，扬言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意思是
说，待我们消灭这些敌人（晋军）之后，再吃早饭！他匆忙地跨上还没有备
好的战马，就下令向晋军进攻。晋军将领由于身先士卒，带伤杀敌，士气很
高，结果把齐军打得落花流水，齐军只好狼狈败退。毛泽东运用这则典故时
这样说：
“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
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
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箝制大部分国际反动
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
毛泽东对“灭此朝食”这个典故，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肯定了其中对敌人
痛恨和决心战而胜之的精神（“气概”），但否定了其中操之过急的盲动作
法（“计划”）；既没有作绝对肯定，也没有作绝对否定，而是肯定其积极
因素，否定其消极因素。这样辩证地运用典故，既不牵强附会，又具有明显
的创见性，因而十分生动。
典故的引申和补充。毛泽东有时对所运用的典故加以必要的引申和补
充。1934 年8 月到1935 年12 月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国三支主力红军
都放弃了“原有的阵地”，通过长征，转移到了新的地区。毛泽东认为，这
个大转移，“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
失败”；但是张国焘等人却认为，红军失败了。对此，毛泽东在《论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通过“坐井观天”这个典故来加以解说：
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
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
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
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
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
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
来是失败了。
典故“坐井观天”也属于成语，它是由《庄子·秋水篇》的有关内容概缩而
成；它又见于韩愈《原道》一文之中；“坐井而观天，日天小者，非天小也。”
后来这个典故一般只是用作讥刺那些目光狭小之人。而毛泽东在运用这个典
故时，除了仍然用它的本义（井蛙说的”天有一个井大”）之外，还用”如
果。。”这样假设的形式引申出了另外一层意义：“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
大”。这实际上是根据具体内容对原来典故含义的有意扩展。其下文对“一
个方面”和“另一个方面”、“胜利”和“失败”这些内容的具体议论，就
都是基于由典故扩展出来的那层含义而生发的。因此，这种议论也变得新颖
而生动。
批判性地运用典故。毛泽东运用典故时，往往还要审查某些典故的科学
性，批判性地运用它们。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
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
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
“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这是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讲的“七
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话的意用，也属于典故。毛泽东不完全同意孔
子的观点，认为七十岁的老年人也有可能犯错误。实际上，这是对这一典故
的批判。
然而，批判性地运用典故，最典型的是毛泽东对伯夷和《伯夷颂》的运
用——
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泽东赞美闻一多和朱自清这样中国人
的民族气节时，用了伯夷这个历史人物和韩愈写的《伯夷颂》作为陪衬。伯
夷这个历史人物及其事迹，最初散见于《庄子》、《吕氏春秋》等古籍中，
后来司马迁写《史记》时，根据史料对伯夷的事迹作了梳理之后，撰写了一
篇《伯夷列传》。伯夷与其弟叔齐都是殷代诸侯国孤竹国君之子，由于兄弟
二人均不愿继承王位，便逃到周地（也是殷代诸侯国）隐居。殷的诸侯周武
王起兵讨伐暴君殷纣王时，他们向武王“叩马而谏”：“以臣弑君，可谓仁
乎？”他们认为，殷纣王再暴虐，也是“君”，周武王再贤也是“臣”，“以
臣弑君”，自然属于“不仁”，所以他们反对武王伐纣。武王灭殷之后，天
下归周，于是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
乃饿且死”。伯夷、叔齐二人的行为一直受到历代人们的赞美和推崇，称他
们是古之“贤人”。如孔子就说过，他们是“求仁得仁”；韩愈还特地写了
一篇《伯夷颂》，赞誉他们是“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的“豪
杰之士”。然而，毛泽东在赞颂闻一多和朱自清时，却这样说：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
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
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
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
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
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
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这里，毛泽东说韩愈歌颂伯夷“是颂错了”，显然，他不但否定了伯夷，也
否定了韩愈写的《伯夷颂》。通过对伯夷和《伯夷颂》这个典故的批判，他
提出了自己崭新的见解。
毛泽东有时对某些典故经过加工改造，然后才予以运用，也属于批判性
地运用典故。唐代诗人工之涣《登鹤雀楼》一诗，其中有“欲穷千里目，更
上一层楼”两句。其原义仅限于写景，是说登高才能望远。后人引申为，要
想使自己有更高的认识水平，只有经过更艰苦的努力。可是毛泽东却说过这
样一段话：一个作调查研究工作的同志，“欲穷千里目”，就必得先下楼，
然后才能更上一层楼。如果他不愿下楼，也不愿上楼，“欲穷千里目”，天
下是没有那种便宜事的（据福建上杭县“毛主席才溪乡调查纪念馆”《注重
调查反对瞎说》）。毛泽东在运用王之涣的诗典时，竟然从“上楼”仿化出”
下楼”，从“更上一层楼”仿化出“必得先下楼”。这是说，搞调查研究的
人，要想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得到准确的调查结果，必须首先深入基层才
行。这样批判改造性地运用典故，更有他的独到之处。
从上面我们对毛泽东运用成语和典故的评述中，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毛泽东的确是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实践古为今用文化方
针的典范。人们说，历史把毛译东造就成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时代
巨人，并且说，如果不是历史把毛泽东造就成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也可
以成为一位第一流的历史学家。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这位非职
业历史学家”却“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他对中国人民的事业，对中国史学
界的指导、推动、繁荣所起的作用，远比一位第一流史学家所起的作用大得
多”（参见张贻玖《毛泽东读史》）。这个判断，无疑也是十分客观的。
可是，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一条重
要原因，就是他十分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十分喜欢中国的历史和典籍。据
萧三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介绍，他在读私塾时便很喜欢读《三
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杂书。他不但“记忆力和领悟力很高”，
而且对其中“许多人物事例都能随时用来观察和比喻生活”；美国作家R·特
里尔也说，毛泽东在当学生读报时，“对每一则欧洲要闻——凡尔登，兴登
堡的权术，巴黎保卫战中的出租汽车的用途——毛都能从中国历史上找到类
似的例证。他成了比较、评论‘活历史’（他常用这个词来描述报纸）的顾
问”（《毛泽东传》修订本）。他在二十四岁时（1917 年）写的《体育之研
究》一文，为了阐述体育运动的重要性，就引述了《史记》、《论语》、《礼
记》、《庄子》等典籍中许多关于体育方面的人物和事实，其中有孔子善养
生、重射御，明代顾炎武、颜习斋等因注意锻炼身体而长寿，孔子的弟子颜
回、汉代贾谊、唐代王勃和卢照邻虽有才华，却因体弱多病而早逝，等等。
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