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工人员每天劳动时间超过8小时。为了挣钱，他们只能靠加班。报告显示，66。3％的被调查者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日平均工作时间为10。18小时。超过五成的打工者经常加班，加班的时间最短1小时，最长8小时。超过七成的被调查者没有任何休息日。谢泽宪：工人很累，长时间工作，经常加班，几乎没有星期天。不休息，机器也会出故障，何况是人。劳累容易走神。
子墨：您调查的工伤者一般每天工作多长时间？
谢泽宪：一周7天，每天12个小时以上。
子墨：这跟《劳动法》是冲突的啊。
谢泽宪：《劳动法》管不住。
子墨：难道工人没办法保护自己的权利吗？
谢泽宪：你不干，只能走。实际上只要进了厂，要走都难，老板不让你辞工，厂方押着你的钱和身份证。比如你干了俩月，他不给你钱，走的话，俩月就白干了。所以工人也怕辛苦挣的钱到不了手。工厂老板完全从自己利益的角度出发，很不道德、很卑劣。现在整个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人像走马灯一样，留不住人。20多年的发展，珠三角地区不但没有摆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道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和血腥。加上一些政府官员与投资者的利益关系，使当地打工者的生存状况持续恶化，使越来越多的民工选择抛弃珠三角。2004年开始，广东的“民工荒”现象有增无减，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学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文化缺位。无论是企业老板对于企业文化，还是当地官员对于人权维护，抑或是劳工的自我维护，都显得粗陋和短视。人们只认钱，不认别的。文化的缺位，使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子墨：工伤这么频繁，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谢泽宪：珠三角地区很多小企业的老板都是洗脚上田的农民，没有办工厂、办企业的经历，管理素质低下。工人自身也有问题，从农村青年到城市产业工人的转型，其实是很痛苦的过程。没有任何人帮他，靠他自己，靠他用生命、血肉、痛苦完成这样一种不合理的、悲惨的转型，代价非常大。
子墨：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一些人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
谢泽宪：为什么要是农民工？为什么不是全国每个人都付出？为什么你不付出，他应该付出？为什么大家都熟视无睹，觉得这种付出是应该的？为什么替工人打官司的律师那么少？全国只有不到10％的律师帮工人打官司，90％的律师都去帮富人打官司了，因为工人根本付不起钱。当然这里的“工人”还要打引号，我叫他们“泥领工人”，他们甚至连“蓝领工人”都不是，农不农、工不工、人不人、鬼不鬼地活着。我觉得把他们当工具不符合和谐社会的构想。
子墨：工人受伤之后能得到医疗救治吗？
谢泽宪：按我的判断，绝大部分人得到了基本的医疗救治。
子墨：什么是基本医疗救治？
谢泽宪：就是及时把你送到医院，然后治疗，然后出院。
子墨：医疗费谁付？
谢泽宪：如果企业给工人买了工伤保险，医疗费用是保险公司付70％，老板付30％。如果没买保险，所有费用都由企业自己出。
子墨：如果老板不付钱，医院会给他们救治吗？
谢泽宪：肯定不会。
子墨：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谢泽宪：只能出院。发生工伤事故最多的是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比率高达53。9％，台资、港资等“三来一补”企业工伤率位居第二，占37％。而在这些工伤高发的企业里，超过六成的工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八成以上的企业根本不为工人缴纳工伤保险费。工伤者所在企业建立了工会的只占11％。绝大部分工伤者没有按规定获得医疗期间的工资，正常发了工资的企业只占20。3％，减发工资的占16。4％，没有发工资和不知道有没有工资的分别为24。5％和38。5％。子墨：工人上班之前会签一份对工伤有所保障的合同吗？
谢泽宪：60％以上的人没有合同。就算签了合同，也不会牵扯到工伤问题，老板会回避这些问题。
子墨：为什么那么多人不签合同就开始工作了？
谢泽宪：主要是因为劳动力过剩。一个工人当着我面说，他所在的那个厂天天招工。为什么？因为老板不怕招不到工人。他说三只脚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脚的工人到处都是。工人的生存状况与劳动力过剩有关系。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社会福利保证，如果社会力量不介入的话，他们为了生存会迫不得已，即便是火坑也要往里跳，根本不能保证自己的尊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工伤事故最严重的国家。虽然《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各级司法、执法部门加大了劳动监察力度，社会福利、慈善救济、法律援助等制度体系日益完善，但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还远远没有构成一张强大的、真正能够保障工人利益的保护网。伤残工人的命运不仅悲惨，而且无助。
“伤者能否得到外界帮助和支持”的调查显示，朋友、老乡、同事、家人对工伤者的关心程度非常高。而维护社会公正的政府、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维护女工权益的妇联等机构，理论上应该是工伤者最强大的后盾，事实上，来自它们的关心还显得不足。没有人、没有机构告诉他们应该享有什么样的权益，将近80％的工伤者根本不了解伤后如何获得相应的赔偿。很多企业对因工致伤致残者弃之如敝履。就算少数人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他们又面临着工伤鉴定举证困难、法律援助申请条件繁琐、司法程序漫长等诸多具体问题，维权之路举步维艰。子墨：有工伤者公开要求赔偿的吗？
谢泽宪：有，但据我了解，公开提出赔偿的比率不高，而且通过法律途径要求赔偿这条路很少有人走得通。受伤的工人没钱，没自信，没精力，没时间——打官司是要时间的，而且缺乏法律信息，不知道去哪里讨公道，不知道谁能管这个事。他们本身就处在危机中，还得靠自己处理好危机，他们有这个能力吗？真正拿起法律武器是需要很高成本的，他要衡量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是否能支付得起。有的官司虽然非常艰难地打赢了，但是老板不给钱，执法更难。
子墨：工伤这么频繁，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谢泽宪：这涉及整个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为工伤的根本原因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的。尽管中国的劳动力过剩，但劳动力也是中国最宝贵的资源。它的宝贵性超过水资源、油资源和其他不可再生资源。人是追求价值、追求意义的群居动物，人不可能脱离群体而独自存活。目前这个群体面临的却是这种状况，这会影响到整个人群的生存。很简单的道理，所有财富都是人创造的。如果我们不爱惜人、不珍惜人，我们还能珍惜什么？珠三角的加工制造业园区一片繁荣。珠三角大大小小的医院的手外科同样是一幅忙碌景象。在互联网上搜索断指医院，可以得到近千条介绍，绝大多数都位于珠三角。其实内地医院也有手外科，但大多设在骨科中，单独设科的极为少见。而在珠三角，甚至连小城镇的医院都设有专门的手外科门诊。虽然从医疗技术上说，算不上全国最好的，但从临床技术来看，这里却是全国领先。手外伤的诊治量太大，当然临床经验丰富。
在一家比较擅长治疗手外伤的医院里，病房、走廊、楼梯口……甚至连护士站里都躺满了病人。据说医院平均每天收治10例左右的工伤者，而因为床位有限和医疗费的问题，每一个手指移植或截肢的工伤者平均的住院治疗周期仅为两周。20多岁的小武来自贵州，一周前他的左臂在医院接受了截肢手术。子墨：你受的是什么伤？
小武：电伤。钢筋不小心触电，我被电伤了。
子墨：小臂完全截肢吗？
小武：是电熟了。腿上也有伤，皮肤被电熟了，现在要植皮回来。
子墨：你从事什么工种？
小武：建筑。
子墨：发生这样的事故是自己不小心还是其他原因？
小武：是我不小心。我不知道外面有一条高压电线在那儿。
子墨：做这份工有多长时间了？
小武：两三年。
子墨：之前受过工伤吗？
小武：受过，曾经从楼上摔下来过。工伤者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青年。他们怀着希望进入城市，辛苦的付出不仅没能改变命运，反而要拖着伤残的躯体返回农村。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携裹着残弱者的血和泪。工伤问题不仅会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发展，也迟早会演变成为外省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演变成不可小视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问题。罗尔斯的《正义论》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正义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子墨：医生有没有告诉你手臂和腿将来会怎样？
小武：说以后装个假手，腿不一定能正常走路。
子墨：那肯定不能正常工作了。
小武：已经变成残废了。
子墨：想没想过以后生活怎么办？
小武：想过，走一步看一步，反正有吃就吃，没饭吃自己再想办法。
子墨：如果自己没有能力挣钱，能依靠谁呢？
小武：依靠爸爸妈妈，以后他们不在了，我不知道靠谁。
子墨：爸爸妈妈多大年纪？
小武：60多了。
子墨：他们做什么呢？
小武：种田。
子墨：你受伤以后爸妈怎么说？
小武：爸爸说我用手吃饭都难。
子墨点评： 中山大学的曾飞洋教授曾经估算过，在珠三角地区每年发生的工伤断指事故大概是30000起，其中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大约是40000根。40000根手指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它充分反映了工伤已经成为了珠三角的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而高速发展的GDP曾经一度掩盖了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愿在未来珠三角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不要再以民工数以万计的手指来作为代价。
辛酸暑期工
珠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随之而来的是当地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于是，未成年的学生暑期工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活跃于厂房、车间，怀着锻炼自己或赚取生活费的目的走进工厂，却往往遭遇劳动强度过大、不签劳动合同、被中介公司欺骗等问题。刚刚满16岁的梁晓雯就是其中的一员。2007年6月24日晚，初中毕业考试刚刚结束，梁晓雯就登上开往广东东莞的班车。她打算利用暑假打工，为自己上高中攒点学费。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打工的事也没有跟家里任何人提起。直到6月26日，她进入东莞普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塑胶厂上班后，才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梁平（梁晓雯父亲）：她把到工厂打工的事情跟我说了。我说，你怎么这个年龄去打工，你又没身份证，都不够打工年龄。她说，没关系，是学校带队的，有个老师在那里，叫我放心。梁晓雯家住广东省茂名市，是该市第11中学的学生。父亲梁平1996年因为一场意外，下肢瘫痪，家里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全家经济靠母亲谭月华每月打零工挣来的200多元支撑。由于家里困难，梁平把女儿梁晓雯送到了哥哥家寄养，只有周末才跟女儿见上一面。梁平：她很懂事，在家里经常安慰我。她让弟弟用功读书，说家里穷，你要努力读书考大学，我读完高中能考上大学就读，考不上就出去打工，供你读大学。和梁晓雯一同出去打工的还有梁春梅、梁雨萍等20多个同班同学。他们都是在当地一所名为“华南机电工程学校”的组织下去的。据梁春梅回忆，他们进入工厂上班时，“没有培训，也没有说注意事项，就让我们直接进喷漆车间”。梁春梅被分配清洁机器零件，上白班。梁晓雯和梁雨萍负责打磨砂，上夜班。不到一个星期，梁晓雯就得了感冒。梁雨萍：有一次我看见她冲感冒冲剂喝。我问她，你的水怎么是黄色的？她说，我感冒了。
记者：她跟你说过想休息请假之类的话吗？
梁雨萍：她很勤劳的，我觉得她不会请假。梁晓雯一开始认为自己能挺过去。可是没几天，感冒就加重了，她向班长提出请假，遭到拒绝。与她一同进厂的梁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