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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甲若真盖了这个印章会有什么后果呢？最坏的后果是乙从一开始就设计了一个骗局，如果一旦得到了这份全权授权委托书，可能会做出有损公司利益的事情。真若如此，甲将承担重大过失责任，甚至还有可能构成犯罪。
第二种可能是乙虽然试图与在外地开会的经理联系，却联系不上，由于事情紧急，乙必须立刻得到这份授权委托书，如果实情相告，又恐甲为之担心，因此善意地编了个谎话，先求过关，请示后补。但谁敢保证这种事后的请示一定会得到经理肯定的答复呢？如果当经理在作出不同意授权或缩小授权范围的决定之前，甲就已经在授权委托书上盖章的话，其后果恐怕也同样是不堪设想的。
还有一种可能是乙确已向经理请示并征得经理的同意，但谁敢保证经理在事后不会改变想法呢？如果甲是在接到经理正式授权后加盖的印章，事后经理无论再怎样改变主意均与甲无关。但如果经理并没有明确告诉甲盖章，而甲只是听了乙的一面之辞，就为乙在委托书上加盖了印章的话，此时经理一旦改变想法，势必会迁怒于甲的。
好人推定与坏事推定（3）
第四种可能是所有不幸情况都没有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最大），一切都跟事前预想的一样。但这同样会产生两种后果：一是在乙及周围同事的心目中，甲在该不该盖章这种原则性问题的把握上是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这样的印象一旦形成，则领导就会认为甲在工作中缺少原则，可能不适合从事现在的工作。而周围的同事在明知自己的要求不符合规定时，还是会心存侥幸地向甲争取，最终使甲处处陷于被动。二是由于此次违规盖章平安无事，会在甲的心目中产生一种侥幸心理，以后一旦遇到类似情况，在作出分析判断时就容易向好的一面想，如此下去，出事就是早晚的事了。
说到这，你一定明白遇事要多往坏处想的必要性了。但这与前面所说的对人应往好处想的区别在哪里呢？有三点。一是两者的适用对象不同。往好处想是对人，而往坏处想是对事。二是两者的适用时段不同，往坏处想是在事前，而往好处想是在事后。三是两者的目标不同，对人往好处想为的是平和自己的心态，有助于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而对事往坏处想是为了使制定的对策更加严谨得当，避免工作上的纰漏和好心办坏事等情况的发生。
坚持坏事推定，就是要做到不能因人废事，不管当事人与你的关系亲疏，都要一视同仁，从客观事实出发，制定必要的对策。
坚持坏事推定，不是因为想到了可能出现的不利后果就裹足不前，而是做任何一件事情时都应该立足于最坏的结果来制定行动方案。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无懈可击。
仍以前面的两个故事为例。在我们送文件之前，如果能够弄明白领导叫你去送文件的原委，当对方拒收或提出异议时，你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出对策了。如果你想到了文件交给对方后，人家事后有可能不承认，你很容易地就可以想出在对方接收文件时，请收件人签字的对策来。正所谓“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到了，做起来其实很容易。
再说在委托书上盖章一事，这里面的关键是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原则，就是无论如何，违反原则的事也不能做。只有确定了这个原则，我们才可以真正地静下心来去寻找一个尽可能不得罪朋友的好办法。如果我们对能不能盖章这个原则性问题都拿不准，我们就会陷入一个盖章吧违反原则，不盖章吧得罪朋友的两难境地，而在这个两难境地的抉择中，势必会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不盖章得罪朋友是肯定的，盖章虽然看似违反原则，但产生不良后果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两害相权取其轻，权衡的结果当然是盖章了。
既然我们确定这个章不能盖，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会想出怎样的好办法来呢？第一种办法：当着乙的面重新打电话向经理求证。这种做法的前提是凭你对乙的了解，乙不会对你的这种所谓“不信任”产生反感。第二种办法：你为自己找出一面挡箭牌，把球踢给自己的上级。比如：我们主任曾明确交待，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盖章必须要经主任同意，然后你便可以堂而皇之地向你的主任请示了。主任的答复只会有两种可能：一是同意你为其盖章，二是要求你必须亲自向经理请示。无论你得到的是上面哪一种答复，都足以帮你解除窘境：同意你为乙盖章，将来出了事其责任自然由主任来承担；要求你给经理打电话，乙自然无话可说，因为你这是奉旨行事。
说得太多太细，自己也有些烦了，就此打住。
祝好！
老生常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