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我干脆退休吧？”
“我不这么想，你还不到年龄嘛。你还应该工作，再工作。”我答道。
在我们刚开始谈话时，我觉得叶利钦竭力想赢得时间，他拼命在寻找下一步行
动的预案。后来，当我们谈及他有可能去国家建委任职、按部长级作安排时，谈话
就具有务实性了。
“这是退出政治舞台吗？”他自问自答地这么说。
我说，“现在不能让你回到大政治的圈子里去，可部长是政府成员，你还是苏
共中央委员嘛。往后我们再看一段时间。生活仍在继续。你就准备召开市委全体会
议吧”。
莫斯科市委全会于11月12日召开。跟我一起去出席会议的有利加乔夫和扎伊科
夫。会议的气氛很沉重。叶利钦在凌辱他的同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方面是个大行家。
他奚落起人来又凶狠，又歹毒，多数还是受冤枉的。而这会儿可轮到他得报应了。
许多发言人的动机很明显带有报复和幸灾乐祸的成分。我记得普罗科菲耶夫的发言
极其尖锐，他讲得很长，讲他在市执行委员会工作期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一切
给人留下了沉重的感觉。在全会上叶利钦表现得很克制，据我看，像个男子汉。
从一开始我就力求不要使“叶利钦事件”成为丑闻，按照正在中央、党内、国
内逐渐形成的新的气氛来解决。因此，在政治局提出公布莫斯科市委全会上的发言，
包括我的发言时，我建议：在会上谈到叶利钦个人问题时，话应当说得准确些，不
要把他的一生和他的活动完全否定。
我的意见受到支持，会场上“对！对！就该这么办……”响成一片。
全会委托雅科夫列夫、拉祖莫夫斯基和博尔金根据这一精神审定一份由市委起
草的供发表的文稿。可后来谣言传开了，把整个这个情节描写成对人民捍卫者的迫
害。应该认为这些谣言与叶利钦本人有关，也与已经将他吹捧为民主派领袖的那些
人有关。
莫斯科市委全会之后，有一段时间叶利钦继续作治疗，接着便去休假。1988年
1月14日，他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按部长级待遇）。他依旧是政治局
候补委员，还参加过若干次政治局会议。直到二月全会才解除他的这项职务。后来，
同事们曾多次责怪我，说我没有把事情做彻底。他们说：“应该把他清除出中央委
员会，把他流放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越远越好。既然你那么怜悯他，那就派他去
海外当大使。这样他也就到头了。”有多少次人们这样说我：“您得承认，这可是
您．最大的失算啊！”
我没有这样的想法。整人不符合我的性格，更何况这样做是违背我竭力要在党
内推行的那种人际关系的精神的。对叶利钦作出重新任命的决定，我的出发点是确
信我们的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同志关系的基础之上。对于他，我一点也不反感，更谈
不上什么仇恨之心。即使到了他在政治斗争过程中开始用最低级的言词指责我，侮
辱我，他也没能把我拖进这类叫骂争吵中去。
第十二章 事业与思考
总书记的假期怎么过
8月1日我去休假，像往常一样去克里米亚。经常有人问我，我是怎样休息的？
在空闲时间干些什么？这里试着用1988年夏季作例子，来展示一下苏共中央总书记
的假期是怎么过的。其实，当我处在这个职位上时和其他人区别不大。
夏日在海边与冬季不同（我记起了一月的皮聪达，位于格鲁吉亚境内黑海沿岸
疗养胜地。），不怎么想安排工作。灼热的阳光，秀美的大海。我喜欢游泳，而且
要游很长时间，往往要游得筋疲力尽，暂时把一大堆牵挂弃之脑后。随后，坐在岸
上，可以连续几个小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望着平静的海面，听着波浪懒洋洋地冲刷
岸边卵石的声音。
这样过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就会产生时间在白白浪费掉的感觉，于是就要
设法去弥补了。这一次，我在考虑，首先应该做什么呢。
我开始口授改组党的机构的想法。我把向全会提交的有关民族政策的建议书分
送雅科夫列夫、斯柳尼科夫、马斯柳科夫、拉祖莫夫斯基、卢基扬诺夫，请他们多
做些工作。我又请尼科诺夫、马斯柳科夫、穆拉霍夫斯基、马尔丘克和全苏列宁农
业科学院院长A．尼科诺夫介绍一下全会对农业问题的构想。
但所有这些都是日常事务，把仅有的一个月时间花费在这上面实在是一种浪费，
因为这时候没有什么硬性的规章束缚你，你可以脱离开局部性的细节，如敖德萨
（乌克兰境内黑海沿岸城市。）人所说的去“思考生活”。实际上，每次例行的假
期我都事先计划好要做一件对自己说来很重要的思想性的工作，做这类工作必须具
备环境幽雅、能集中精力这两个条件。1988年，当今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是一个很有
现实意义的题目。由于这个题目的争辩在代表会议之后具有广泛性，我起初想写一
本小册子，但这本书一直没有问世。不过，回忆一下当时我是怎样理解这些问题的
倒也很有意思。下面从笔录中摘取一些片断。
“据我设想，如今这本小册子比之其他许多东西来重要得多。为什么呢？现在
改革在许多方面显得很凌乱。起初，有过一系列首尾相接的步骤。实施公开性，着
手搞社会民主化，通过试点为中央六月全会作准备，大家意识到必须进行彻底的经
济改革。但道德问题变得相当严重，这就是说，并不是一下子什么都齐备了，都配
套了，都考虑得很周到了。现实生活提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就得设法去解决。
要想找到作为停滞状态特征的诸多现象的根子，就得返回到过去，对之作出分析，
从中汲取教训。
所有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阶段，因为促使我们在1985年4月也像在代表大会上，
然后在1987年的一月全会、六月全会上，1988年的二月全会，乃至这次党的代表会
议上那样去提出问题，那么会有人支持我们吗？我们会成为众矢之的，会很容易地
被撵出领导层了事。
总之，在已经进行的多方面工作的基础上，包括借助于公开性和民主化，以及
精神文明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全体人民都在思考国家大事，思考国家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我们已经能够表达清楚改革的理论和改革的政策，更确切些说，我们已经
建立起改革的理论和改革的政策。
改革的核心是让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
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力、失去文化的
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
我所设想的那本小册子的大致计划如下：
第一，社会主义性质问题。
如今，当一些社会经济和政治性质的重大措施陆续出台之际，在党内，乃至全
社会对于我们的某些决定、政治措施、经济措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争论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尖锐了。对这个问题增加透明度具有现实意义。为此，必须 ‘清理一下’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观念，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作出评估
（哪怕是在主要方面）这一部分应当以改革进程中就这一问题已取得的理论成果的
概括为结语。
第二，改造经济关系。
①克服人与财产的异化。
②生产民主化。计划和管理的改革，合作社等等。
③商品货币关系，市场。
④经济权力下放。
⑤社会公正问题。
第三，民主和社会主义。
①政治体制改革。三权分立、权力下放、新的选举制度、司法独立。
②在一党制条件下保障居民多种利益得以兑现的机制
（公开性、自由选举、监督系统、批评和自我批评、社会组织的新的作用等等）。
③法治国家。
④多民族国家的民主主义。
第四，社会的精神领域．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实施改革。”
现在，我练达得多了，能对小册子的计划作一些重要的补充，使其更加精确。
谁知道呢，也许有朝一日我会有‘精力’再回到这个尚未实现的计划上来。如果真
有这一天，那我将把这个题目拓展到‘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方向’上去。我此生得出
的结论之一是，未来是由各种不同的伟大思想和相应于这些思想的制度（社会主义
制度、民主、自由主义制度等）与共同的分母——人道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
我的思索，思索……
改革的又一年快结束了。这一年，工作忙碌至极，各种各样的事件层出不穷，
有欢乐的，也有悲伤的。我记得，12月9日，在一家外国报纸上见到一则大标题：
《戈尔巴乔夫：胜利与痛苦》。指的是我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成功的演说，12月
7日，其破坏力异乎寻常的亚美尼亚大地震，都发生在同一天。
很遗憾，时间的流逝比之我们所设想的改革要快得多。有个念头始终让我不得
安宁，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期望的结果一直达不到，阻力是什么，加速改造的潜力
在哪里？
现实生活在催促党，社会整体领会新思想的能力比“先锋队”要强。人民的积
极性越是高涨，这种落后了的感触也就越加强烈。我依然相信苏联共产党有可能获
得新生，但它眼看着在失去一块又一块阵地。党的机构内部有点失魂落魄，已经公
开地表现出对改革核心力量的不满。
我们一直在谈论遏制机制，但从未提到过党。当我独自 一个人的时候，我开
始意识到，这个机制就在党内，党不仅落后了，而且还在抵制将会触及体制的变革。
因为党正是这个体制的支柱。遏制基本上是通过机关去实施的，通过党的机构、国
家机关、经济部门。机关又是什么呢？机关里非党人士就那么几员，屈指可数。要
想毁坏迄今为止尚相当牢固的这一大堆人数达到1800万官员的根基，开始实施精简，
我意识到，这是捅了怎样的一个马蜂窝呀。我也知道，这些人是无论如何不会善罢
甘休的。
在与行政指挥体制的斗争中，我所依靠的是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这方面，我
也相当地担心。有时我会想起表面上看来不怎么起眼的一件小事，那是发生在去克
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时候。在诺里尔斯克的大街上有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对我说：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不想去说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没有意思；不
过，很遗憾，不说还真不行。这已是六年前的事了，我们家房子周围堆着一堆垃圾；
里头有好多金属刨屑，现在还原封未动。鞋子划破了，都不敢放孩子们到院子里去
呀。”
像这样的事已经见怪不怪了。典型的事件。可怕就可怕在这典型二字。这就是
体制，真是丑陋至极！为了把房子周围的地方打扫清理，竟然还要向总书记、向国
家最高领导叩求，向稍低一点的领导反映就无济于事！使我震惊的还有别的事：一
个普通人在无所不能的官员面前竟命中注定是如此地孤立无援。到底还需要多少时
间才能使人们获得内心的自由和尊严呢？做不到这一点，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改革。
我建议诺里尔斯克人要“更加坚定地去对付自己的上司，因为没有他们这些普
通的平民百姓，我是永远也无法将官僚主义者从安乐椅里拉下来的”。但他们怎么
才能在公民的行为方面尽快地成熟起来呢？难道说驯顺的屈从会永远盘踞在他们的
心灵深处吗？不，这不可能。我相信民主化的进程将唤醒人民的觉悟。
代表会议之后我觉得社会上政治和公众的积极性在增长。这一点首先可以从成
百上千个按各种不同的问题（可注意区域特点）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的小组和它们所
从事的活动中看出来。
反对派的势力越来越巩固了。3月间公开宣布成立了保守的反对派。也有激进的
反对派，我认为，我们在十一月全会上对他们的建设性估计过高了。
正好是那年的秋季，当国内的政治形势尖锐起来的时候，叶利钦返回了积极的
政治活动。11月，他在高级团校发表讲话之后又接受记者的采访，又大吹大擂地声
称要批判宪法和选举法两个法律草案。他已经开始试戴反对派领袖这顶帽子和用雷
鸣般的嗓音和武断的语气为未来民主俄罗斯的思想家们的研究配音了。
11月7日，我收到了他发来的贺电：
“尊敬的米哈伊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