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我简单讲了讲我们的情况。当年是特大丰收，共产羊毛500余万吨，平均每
个斯塔夫罗波尔居民两吨。
第二个问题是：
“运河怎么样了？修的时间够长的了…… 这该不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吧？”
我设法解释这里的问题出在哪儿。又是一阵沉默。安德罗波夫不时以期待的目
光看看我，契尔年科却完全哑巴了，这是个“边走路边默默作记录的装置”。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的休假怎么样了？还休不了吗？” 我尽量把谈话维持
下去。他摇了摇头。
“是的，应当，应当……”
安德罗波夫加入了谈话。他们就勃列日涅夫在巴库的活动日程交换了意见。又
开始冷场了。看得出来，总书记不是很愿意谈话。停留的时间结束了。我们走到车
厢面前。他已经站在车门口，抓着扶手，忽然问安德罗波夫：
“讲话如何？”
“很好，很好，列昂尼德·伊里奇，”安德罗波夫匆匆答道。
到了车上我问他，总书记问的是什么讲话。原来是另一回事。安德罗波夫解释
说，勃列日涅夫越来越感到言语困难。大概这多半就是他沉默寡言的原因吧，不过
论禀性他可是个好交往的人。
总之，这次会见让我感到奇怪。看来安德罗波夫倒是很满意。
后来还有第二次“相亲”。矿水城车站那次会见之后，基里连科突然访问斯塔
夫罗波尔。他正在索契休假，是乘直升机过来的。在一天的时间里，我同他一起前
往苏联科学院泽连丘克天文台和农业区。我向他讲了我们的问题。让我大为吃惊的
是他那动辄抓住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放的派头……路上看见农机修理场，就大动肝火
地训斥开了：
“那儿该有多少没用过的机器？捞的机器太多了……是不是打算卖废铁？你们
简直把嘴吃习了……”
他在政治局主管机械制造业，他认为农村的要求太过分。他那傲慢的教师爷口
吻刺激神经，拙口笨舌、不善言词又使得与他的谈话完全成了一种折磨，根本无法
弄清他究竟想说什么。反正我们之间的谈话从头到尾都极其紧张。我内心里感到他
不怀好意，于是以牙还牙，指桑骂槐地暗示我们这位客人对所谈的问题一窍不通……
我们显然是彼此都没有好感。以后也一直如此。后来已经在苏共中央工作了，
我发现基里连科不愿意我到莫斯科来。此外，他还是个擅权和爱记仇的人。我们的
关系发展为对立，后来更成了政治对抗。
不管怎么说，毕竟选中了我。毫无疑问，勃列日涅夫生怕失误，到最后一刻还
心存疑虑。因此同我的谈话早先没有进行。勃列日涅夫在物色进入领导班子的人选
时慎之又慎，需经过长时间的困难的选择。可一旦作出决定，就决不放弃。
整个夜晚我都是在饭店的窗户旁边度过的，逐一回顾了许多往事。不觉已是次
日早晨，到了准备参加全会的时候。考虑再三，决定如要发言，一定要讲农民的状
况，谈国家对农村的政策必须改变。
我早早地离开了饭店，免得碰见人。不想多费口舌去作解释。
苏共中央全会于10时开始举行。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内的座位事先未
作分配，但人人都知道自己的座位，有些人已在此稳坐了几十年。
一切都和契尔年科所说的完全一样。一上来就是组织问题。勃列日涅夫最先提
出选举中央书记，点到我的名字，三言两语讲了我的情况。我站了起来。没有问题。
一致通过。平平静静，没有情感的流露。
然后，全会同样平静地将契尔年科从政治局候补委员转为政治局委员，并选举
古洪诺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为候补委员。“根据健康状况和本人的要求”免去马祖罗
夫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整个程序只用了很短的时间，没有发言，没有提问，也没有
反对意见。
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苏联国家计委主任HJ．巴伊巴科夫《关于1979年苏联经济与
社会发展国家计划的报告》和财政部长瓦·费·加尔布佐夫《关于 1979年苏联国家
预算和1977年苏联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会议休息时，我在侧厅里被熟人、同事和部长们包围起来，他们纷纷向我表示
祝贺。但持续的时间不长，我应邀前往主席团的房间，里面聚集了政治局委员、候
补委员和中央书记。
我走了进去。大家都在那里。安德罗波夫离我最近。他面带微笑，迎上前来：
“祝贺您，‘小灌木丛’
柯西金走过来，不知为什么十分信赖地说道：
“祝贺您当选，很高兴您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
我走到勃列日涅夫面前，对他讲话。他继续喝他的茶，只是点了点头。全会结
束后，我回到饭店。有人在等着我：“您可以使用吉尔轿车，房间里高频电话已经
安好。您将有一名值班军官，所有的差事都交给他办……”亲眼所见使我信服了克
格勃机关和中央办公厅办事之干净利落。
同勃列日涅夫的谈话
我往家里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打电话：“晚上听新闻。” 次日上午，我未经
邀请，也未事先提出要求，就到克里姆林宫去见勃列日涅夫，请求秘书通报。
我十分需要勃列日涅夫的接见。我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否则就无法开展工
作。不知道他是否想见我，不过我马上被请进他的办公室。勃列日涅夫坐在一张大
桌子后面。我在靠近他的地方坐下，发现总书记的心情不好，心不在焉，有些沮丧。
整个谈话过程中始终处于这种状态。
我首先对于当选表示感谢，讲了农村、土地对我意味着什么，并表示立即投入
工作。
“我不知道能否成功，但有一点是可以说的，” 我最后说道，“我一定竭尽所
能。我知道您对农业一向有兴趣，希望得到您的支持。”
来克里姆林宫的路上，我本想向勃列日涅夫讲讲关于农业政策必须改变的想法，
但我明白了或者说感觉到了这毫无意义。他不但不参加谈话，而且对我的话、对我
毫无反应。我觉得此时此刻他对我绝对是无动于衷。他所说的惟…一句话是：
“库拉科夫真可惜，是个好人啊……”
我感到目瞪口呆。同勃列日涅夫见面后，我明白自己是莫名其妙地遇上了倒霉
事。心里很不痛快。
我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直奔老广场。中央办公厅主任帕夫洛夫已在等我。我的前
任库拉科夫在老楼的四层办公，与五层的勃列日涅夫办公室近在咫尺。我的办公室
则安排得较远：在新楼（六号门）。
帕夫洛夫一五一十地向我交代说，中央书记“应有”：每月800卢布（“和列昂
尼德·伊里奇一样多”），伙食限额为每月可订购价值200卢布的食品（政治局委员
为400卢布），工作时间的伙食成本和札仪方面的开销均由办公厅承担。
“关于住宅、别墅以及服务人员的建议，赶在您从斯塔夫罗波尔回来的时候拿
出来，” 帕夫洛夫最后说。
决定对各位中央书记进行礼节性拜访：谈一谈，接触接触，毕竟大家要在一起
工作嘛。分别拜访了多尔吉赫、卡皮托诺夫、齐米亚宁、里亚博夫和鲁萨科夫。我
去见波诺马廖夫时，听到了他对农业的建议。顺便说说，这种情况一直继续下去，
至他退休方告结束。波诺马廖夫属于“业余农学家”，他乘车从自家位于乌斯片斯
基的别墅出发，注意到了沿途看到的一切……
“昨天我看见路边有一块地。庄稼熟了，该收割了，可是按兵不动。这叫什么
事儿？”
要么是：
“昨天我在别墅附近散步，来到一片冲沟旁边，草有齐腰深……为什么不割？
在瞅什么呢？”
确实如此：堂堂国际问题的专家，却煞有介事地就农业提出“专家” 的建议。
最让我感到吃惊的则是拜访中央书记时机关工作人员、那些助手和顾问的表现。
许多人我都很熟悉，我每次到莫斯科大家都在一起说说笑笑，已不下数十次。我觉
得关系很正常。曾几何时……我在每个接待室见到的仿佛是另外的一些人了。出现
了某种“距离”。机关工作人员都经过严格训练，遵守纪律，我明白了，如今是
“官阶表” 在起作用，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下级对上级的尊敬在苏共中已成
为牢固的准则。
我同农业部长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卡尔洛夫之间有着良好的同志关
系，我请他把如今要在一起工作的人召集到一起。这里也一样…… 昨天他们还在向
我提建议讲指示，干预边疆区的事务。而且每个人都意味深长地打着官腔说“有个
意见……” 是谁的意见不说。毕竟与我的关系还算正常。而现在把他们召集到一
起时，都以一种戒备的目光看着我这个“上司”，并且提心吊胆：来了个“新扫帚”。
必须讲明来意，解除顾虑，因此我立即宣布：
“我不打算搞干部的频繁调动，咱们还象原来一样地工作。” 这下大家都放心
了，开始了实事求是的谈话。
游戏规则
接下来是拜访安德罗波夫…… 这次见面是他的主意。不过我觉得他安排见面是
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首肯。谈话刚开始有一个短暂的停顿。而且整个谈话都与我们
以前的多次谈话大不一样。
“米哈伊尔，我想向你介绍一点情况。你知道吗，现在团结最重要。团结的核
心就是勃列日涅夫。这点要记住。领导班子中曾经有过……怎么给你说呢……我指
的是，比方谢列斯特或者谢列平，那个波德戈尔内。他们都自行其是。现在这号人
没有了，要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
我不习惯像打哑谜一样与安德罗波夫讲话，于是我直截了当地说：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您对我、对我的观点和立场最了解。我并不打算为
了取悦谁去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安德罗波夫微微一笑。
“那太好了。因为我看见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已经开始竭力讨好你了。
要顶住。”
原来如此！……全会休息时间在主席团房间里接受祝贺时，我发现安德罗波夫
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来，他并未放过柯西金那句话和说话时信任的口气。
我问道：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请您原谅……至今我认为我们俩是朋友。现在有什
么变化吗？”
“没有，没有，”他回答说，“此话不假，我们俩是朋友。” 安德罗波夫此后
并未食言。
然后我给苏斯洛夫去电话，他请我过去。我早就认识他，他对斯塔夫罗波尔有
着深厚的感情。1939年他从罗斯托夫到我们边疆区来当第一书记。在斯塔夫罗波尔，
人们将走出残酷的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时期与他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他在同我谈话
时回忆道，当初形势极其严峻，他纠正错误的最初步骤受到部分干部的反抗。斯塔
夫罗波尔市卡阿诺维奇区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宣布以苏斯洛夫为首的整个边疆区委
常委为“人民的敌人”。不过挺过来了。
附带说说，同苏斯洛夫的谈话总是很简短。他讨厌饶舌的人，谈话时善于迅速
抓住问题的实质。不喜欢多愁善感，与对谈者保持距离，对所有人都客客气气、一
本正经，一律以“您” 相称，只有极少数几个人例外。
这次他把我叫去，是为了讨论由谁来接替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问题。桌上放了
两份个人档案：穆拉霍夫斯基，1926年生，卡拉恰耶夫一切尔克斯州委第一书记；
卡兹纳切耶夫，1935年生，边疆区委第二书记。
“你是什么意见？” 苏斯洛夫问道。
“我认为应当推荐穆拉霍夫斯基，”我回答说。“他经验很丰富。这个人已经
很成熟。至于卡兹纳切耶夫，要么还当第二书记，要么去卡拉恰耶夫一切尔克斯州
当第一书记。”
“就这么说定了，”最后苏斯洛夫站起来说道。“你去搞个决议。所有的文件
这边随后寄去。”
不久，我乘机前往斯塔夫罗波尔。
第二章 往事在我心中
从斯塔夫罗波尔乘飞机去莫斯科，对我说来已是家常便饭。中央全会，苏联最
高苏维埃会议，会议和讨论会，去首都解决边疆区的问题……
起初是在矿水城上飞机，而当斯塔夫罗波尔郊区的机场和可供大型飞机起落的
跑道竣工（我也曾参与其事）之后，事情就变得更加简单，时间也更加节省了。生
活节奏变快了，老得节省时间，我当时认为那些坐火车的人都是在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