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他们遭受到严重的抵制。根据一部分代表的要求召开了第三次
非常代表大会，由最高苏维埃主席作关于俄罗斯形势及摆脱危机的出路的报告。
但发生了政治上常常出现的怪事。叶利钦及其同伙之所以能够扭转一些局势，
恰恰得益于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形成的反对它的主席的一部分人。我指的是共和
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6位成员所发表的声明，他们坚决谴责自己领导人的行动，要求
叶利钦下台。这是一次大胆的行动，完全是因为对对抗局势日益担心而被叶利钦分
子逼出来的。我应该澄清所谓这一行动系苏共中央策划的种种怀疑。纯属无稽之谈！
主席团成员们的活动完全是独立自主的，他们根本不是那种按指挥棒行事的人。要
知道，他们几个被选为副主席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从一开始工作，他们就兢兢业业，
恪尽职守。但是他们很快便发现，叶利钦最关心的是争夺权力的斗争，而不是解决
当时俄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然而“这6个人”估计错了，他们实际上反倒帮了叶利钦的忙。后者抓住他们的
声明不放，说这是克里姆林宫蓄意制造的一场反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阴谋，
激进民主派们为维护自己的领袖，动员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在莫斯科组织了几次示
威游行。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它可以诉诸我国人民对受欺凌受压迫者的“怜
悯之心”，这一次也非常奏效。叶利钦讲话最初给人们造成的不良印象有些被淡化
了。他们的斗争在观众的眼中成了一种无谓的争斗。叶利钦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
其同伙则“拥戴”叶利钦本人“上台”似乎想要把位置对换一下。麻烦的是上
面斗得很厉害，互不相让，找不出合作的办法。于是，成千上万封信件好像是在表
达这种主导民意，纷纷给我寄到总统办公机构，一再请求要向叶利钦伸出手去。看
来，这样的信件也纷纷涌向了白宫。
俄罗斯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是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开幕的。大会前夕，集会群
众越过警戒线，威胁“要冲击克里姆林宫”。在代表大会开幕的那天，为避免秩序
混乱，向首都增调了警察和内务部的兵力。对抗情绪一触即发，非常危险。这一点，
双方都意识到了，而且都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3月29日，大会继续进行。叶利钦没有使用对抗性的用语，甚至还主张和中央进
行对话与合作。但是他的整个报告贯穿着两种政治方针民主俄罗斯的深入改革
的方针和似乎在倒行逆施的苏联领导人的方针相互对比的主题。
大会上辩论得非常激烈，因为许多人已经不相信叶利钦能够表现出妥协的姿态。
叶利钦的同伙们费尽心机，生怕他们的领导人最后会变卦。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
因，当时我在大会上赞同对叶利钦的严厉态度。是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为叶利钦解
了围，他声称可以成立一个“民主共产党人”代表小组，支持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
席。这样代表大会上的力量对比就发生了变化。最后叶利钦得到了他未必会预想到
的一个角落的支持：俄共领导人波洛兹科夫通过麦克风声明说，他不同意对共产党
党团的指责，好像共产党党团要求最高苏维埃主席辞职似的。有人告诉我，说波洛
兹科夫认为眼前所发生的事是联盟领导人在利用他和叶利钦的斗争的一种图谋，因
此才迈出了这一步。这不仅让叶利钦有可能坐稳这把交椅，而且还使他能够从大会
那里得到补充授权，决定俄罗斯总统选举之事。
对白俄罗斯的访问与政治中派主义
访问于2月26…28日进行，在叶利钦的挑衅性讲话之后一个星。访问目的主要是
想了解一下受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影响最大的地区的情况。其间，我会晤了一些
党和国家机关、科学、文化方面的工作人员，我决定说明叶利钦对苏联领导人所执
行的政治方针的攻击是没有根据的，是枉费心机的；我对他们说，政治上左的和右
的极端势力有把国家推进深渊的危险。
在动身去白俄罗斯前，我十分了解共和国居民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至于经济，
白俄罗斯比其他许多共和国的情况要好一些，面对全国出现的危机现象，白俄罗斯
是比较稳定的。但白俄罗斯人有自己巨大的伤痛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严重后果。
虽然为克服这一灾难拨出了大量的物资，但还有许多问题，特别是许多社会问题…
…退休金、受害人的治疗、把人们从辐射区迁移出去等还没有解决。共和国的
代表、各种机构和个人，请求总统帮助的呼声铺天盖地而来。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
力，在当时国家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回应人们这一生活之必需。联盟政府讨论了这
个问题，决定再拨出一批物资，用以消除切尔诺贝利悲剧的后果。于是，就像人们
常说的，我不是空着手来到这里的。我去了受灾的两个州戈梅利州和莫吉廖夫
州；像往常一样，会晤了各界人士。
白俄罗斯之行之所以令我特别铭记在心，还因为当时我讲述了从整个改革所得
出的某些重要结论。在这之前，许多看法和评价好像都很零散，不系统，这次我把
它们整理成一个完整的东西。我觉得，我在和白俄罗斯科学界和创作界知识分子代
表们会晤时（2月26日）的讲话，和市、区领导人，企业和经济部门领导人，莫吉廖
夫州的老战士和老劳模见面时的讲话，都没有过时。
首先，我请听众们注意分离主义倾向的危险性。在民主化和非集中化的过程中，
一切能够提升企业、共和国和地区自主性的积极的东西，一旦超越了稳健的机制，
势必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必须要记住，我们相互需要，同舟共济，我们面临的是同
样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当时我问听众们：
“难道我们需要再一次使国家回到伊万·卡利塔时代的状态，一切从头开始吗？
我不相信我们如此轻而易举地就能够像有人打算的那样一下子各走各的路了：夜晚
聚集到一起，举举手，表决一下，一切就决定了。这是一种冒险，不是政治；
白俄罗斯人心里明白，我这是在指他们的邻居立陶宛人。（但当时无论是我，
还是我的听众，都还不知道我这话也在暗指别洛韦日密林的阴谋了。）分崩离析、
各奔前程这是非常危险的。它是一条走向国内冲突的道路，而且我不知道我们
怎么能够弄清楚什么人生活在什么地方，谁的边界应该划在哪里。而对那7500万生
活在‘自己’共和国以外的人们该怎么办呢？”
当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驳斥反对派正在加紧传播的一种观点：好像国内发生
的一切事情都是“中央”的意思，社会所经受的种种困难都来自“中央”。其实，
就是在改革之前，也远非一切都取决于权力很大的政治局，当时也有些别的因素在
起作用；这些因素，无论是党，还是专制政权本身都无法将它们置于自己的绝对控
制之下。现在，国家体制已经开始进行根本革新，新的社会一政治思潮纷纷出现，
如今诸多政党也出现了，新闻自由已经成为现实，国内所发生的一切好的和不好的
事情，都不是由某种最高意志所能决定的。它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和斗争的结
果，情况极其复杂。而当改革进行到关键阶段在民主基础上对权力和所有制进
行再分配时，斗争就变得尤为激烈了：
“我们说过，我们不赞成由苏共垄断权力，欢迎政治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
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团体都可以表达与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政党、工会和其
他组织，但这一切都必须在法制的框架内进行，通过宪法的方式。这是民主的最起
码的常识。与此同时，有些新组建的政治派别为实现自己的目的，不是根据现在的
法律，而是在违规操作，自行其是。焦急情绪和激进思想开始变得令人无法容忍和
咄咄逼人。他们试图以全面和有化的冒险要求取代混合经济的方针。人民渴望独立
自主、民族复兴的合理要求，变成了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情绪。困这种
思想而引发的‘法律大战’在很大程度上使政权瘫痪，市场倒闭，几十年形成的现
存关系被中断了。
打着民主旗号的团体，各种各样，五花八门，但是看一看它们领导人的思想纲
领便一目了然，真相大白。这些‘新出现的人民的朋友’究竟要把我们带往何处？
他们的第一条纲领解散联邦，这意味着将我们伟大的多民族国家分解为40～50
个国家，意味着诸多民族的大迁徙，意味着重新划定各共和国之间的疆界。而紧跟
在这种思想纲领之后的便是政治行动对中央的疯狂攻击，对我们多民族国家前
途的全民公决的疯狂攻击。‘民主派’和分离主义分子、民族主义集团狼狈为奸，
结成政治联盟，这就不足为怪了。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削弱（如果可能的话）并
搞垮苏联。”
因此，我认为在国内政治力量配置的问题上必须要心中有数，首先要戳穿与我
国改革进程特点有关的奇谈怪论。“本质上是右派的政治力量用左派激进分子的斗
争手段为武器。他们通过合法的途径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得不到政
权，便决定运用所谓新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这就是破坏国家机构，把斗争引上街头，
组织游行示威，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罢工，进行绝食，造成一种心理氛围，使其他
的政治运动失去常态。看得出，最后几个星期，这一策略达到了高潮。他们歪曲地
解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生的悲剧性事件，然后又歪曲联盟各政府机构加强法制的
行动我指的是前面提到过的反对犯罪和营私舞弊的斗争措施他们大喊大叫
说要实行专政了，要求总统下台，号召不必通过宪法的形式进行政治斗争。”
今天重读这段话，人们不禁要问：“民主派”说有专政和国家政变的危险，他
们的话难道不对吗？我的回答是：正是由于当时激进民主派被歇斯底里所鼓动起来
的“反中间立场的”和公开的非宪法行为，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政变分子们造
成一种适宜的精神氛围。他们大概这样想：既然他们可以那样做，对我们也是天赐
良机。
我指出了来自右的和左的方面的危险性，当时，我大概是头一次明确无误地讲
了政治中间主义的意义，它能够阻止两种极端立场发生冲突，给社会提供一条摆脱
危机的现实道路。这里我援引一段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对这一现象
所作的中肯的描述：“最困难的莫过于给社会发展划一条中间路线了：如同是一个
人身处天涯海角，呼喊、拳头、炸弹、栅栏无法帮助你。中间路线要求具有最大的
自制力、最坚定的勇气、最清醒的忍耐力和最准确的知识。”
对于我来说，中间并不是几何学上两点之间的某个中点。“这里讲的不是要采
取某种中间的立场；那样的话，这种立场就会是僵死的，缺乏灵活性。在我的理解
中，中间就是以新的原则精神改造社会为目的的一派，它不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和另
一部分人对立的基础上，不是以对抗为根本，更不是要把对方视为敌人，而是基于
把社会绝大多数团结起来的原则之上。
在任何一个社会，健全的思想总是占据上风这是政治中心的现实的基础。
即使它不大喊大叫，也不像极端分子那样喧嚣张扬，招摇过市，但它却能够抓住基
本人民群众的心；他们为自己国家的命运深感不安，在必要的时刻会表明自己决定
性的意见。我们不应该漠视他们的意见。改革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即通过深刻的
革命性的变革，而不是通过对抗，不是通过国内战争的新的形式向前迈进。我们不
能再搞红白对抗、黑蓝对抗了。我们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社会，我们应该在政治
多元化的框架内，面对着人民，比照诸多纲领，寻求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答案，把
国家推向前进。
真正的中间立场既不赞成恢复到斯大林主义和停滞时期，也不赞同激进派冒险
主义他们试图将国家一下子推向市场。中间政策的方针是赞同并考虑到社会中
客观存在的各种利益。”如果一定要说出它的内容，当时我给它的定位是：社会主
义的导向。这个定位今天也不修改。
“我们并不认为，”我在贝霍夫说，“左右两派都是清一色的冒险主义分子。
不过，另外一个问题是，那里的确有些头面人物，不知他们要把人们往那里引导：
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