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埃的机构，至于苏共原先的政治影响那就不用说了。苏联宪法第六条修改之后，
党对社会的领导作用事实上还保留很长一段时间，按照所谓惯性，还在管事儿。但
永远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成立了纲领相当强硬的反对派，出现了几十个其他政党和
组织，他们一心要“控制”共产党人，将居民中这样或那样的阶层和群体置于自己
的监督之下。但是这些党的官僚们不是由此得出应有的结论，好好学习开展争取群
众的斗争，取得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们习惯于认为自己的权力几乎是上天所赐，
一切事情都责怪中央和政治局，当然，首先是指责总书记。
苏共从执政党地位一下变为在野党，心里自然很不好受。这使普通党员产生一
种灰心丧气的情绪，使党的上层领导人感到忿忿不平。在1990年12月30日召开的各
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中央第一书记和各共和国、边区与州的党委第一书记的会议上，
大家发言中都有一种委屈的情绪，对领导的方针不怎么理解。第二天，在全体会上，
伊瓦什科在《论当前时机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中在遣词造句上可就无所顾忌了。只
是作为党的工作者身上的生物基因，可以说，才使他在总书记面前保持几分敬意，
没有对我讲粗话。但是在下一次四月全会上，这个界限已经被打破了，事情发展到
已经要求更换领导人了。
党的高层人士竭力将自己的反抗行为控制在下面。开始出现了一些团体，它们
宣称自己的目的是要与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恢复无产阶级专政。4月2日，列宁格勒
召开了“团结起来为了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全联盟社会代表会议，要
求我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这是小有名气的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产物。4月初，基辅市
委，接着是列宁格勒州委，再往下是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召开非常中央全会，听取中央领导人汇报情况。
我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各级党委送来的成百上千份紧急报告，提出的问题都是十
万火急：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拯救社会主义制度，直至在全国宣布紧急状态。4月2
2日，在讨论内阁关于摆脱联盟经济危机的报告时，代表们在帕夫洛夫的授意和卢基
扬诺夫的同情下开始大事宣扬在全国一些关键经济部门实行紧急状态。我不得不再
次进行干预，使议会转人正常的工作轨道，给极端保守派以迎头痛击。
我们在通常的范围内对局势进行过几次讨论，经过长期思考，我决定加快联盟
协议签署的准备工作，为此，把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召集到了一起。我当即强
调指出，绝不是要把这些会晤变成一个有权作出正式决定的机构。后来被称为“二
十9”或俗称“10人团”的东西只不过是完成联盟协议工作的较有效的方法罢了，而
且没有背地里行事，让立法者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知道。
我这些话是针对那些喜欢比较的人说的，他们认为好像1993叶利钦走的“只不
过是戈尔巴乔夫走过的路”。这种比较简直太肤浅了。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僭越议
会的权利，更不用说自己下令组建违反宪法的机构了。例如，安全委员会的建立
（3月13日）是得到苏联最高苏维埃同意的，这是个范围非常狭小的办事机构，参加
的人员有副总统、总理、内务部、外交部和国防部的部长们、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同时还有普里马科夫我想让他留意一下对外经济关系和巴卡京这个人。此外，
议会给了总统一个实际教训，使我提名博尔金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建议遭到失
败。
这件事也说明我在任用干部方面所犯的错误，这些任用无论对于联盟国家，还
是对于我个人的命运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首先是对亚纳耶夫的任用，我将自己的
威信拿来孤注一掷，等于是把副总统的职位强加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我想立即排除
一种怀疑：似乎戈尔巴乔夫不愿从自己身边发现真正能干的人才，他赏识的都是些
庸碌之辈，这样才能衬托出他自己更加光彩照人。这纯系无稽之谈。我的战友和助
手中有许多出类拔革的人。不管怎么说，我从来都没有担心过进行竞争。恰恰相反，
我之所以吃亏上当，是我听亚纳耶夫几次在代表大会讲台上的演讲，认为他那坚决
果断的神态、充满自信的风度和挥洒自如的议论足以说明他具有高超的实际办事能
力。至今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是，我没有认真仔细地观察他就匆忙将他推上了国家第
二把手的职位。当然，首先是没有听取人民代表们表达的如此明显的意见。
我补充说一句，亚纳耶夫是在非常情况下浮出水面的。最初我本想推荐雷日科
夫任副总统的，但他甚至对这方面的暗示都感到勉为其难。紧接着就发生了心肌梗
塞，和雷日科夫的谈话一直未能实现，之后我才选择了谢瓦尔德纳泽。甚至没等我
提起这个话题他便提出了自己关于未来专政的警告。我想到了纳扎尔巴耶夫，
但我看不出当时谁能够取代他在哈萨克斯坦的位置。进一步考虑的时间没有了，这
时候亚纳耶夫正好“出现在眼前”。真是一大失误。
还是回到正题上。当时总统的“智囊中心”得出正确的结论：来自保守的复仇
主义势力威胁在不断增长。对此，惟一合理的回应就是中间派和民主派达成协议。
如果简单一些说，这是个普遍的方式。实际上，新奥加廖沃进程是一个非常复杂而
且涉及方方面面的现象。它是从我和叶利钦在市郊政府官邸会晤开始的；在这里勃
列日涅夫和尼克松进行过会谈，我和里根、布什及其他外国领导人进行过会晤。
对于这次会晤，我们非常小心谨慎，好像相互都在进行试探，彼此都在准备作
出妥协，避免没完没了的攻击，特别是“法律大战”。我的办公室准备好了自己那
份关于会晤的报道，而叶利钦的公文包里装着自己的一份。但最后两份报道都被扔
进了字纸篓。经过差不多整整一天的交谈，我们交给媒体一份共同商定的公报。
可是第二天，叶利钦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明显破坏所达成的平衡，试
图将协议首先说成是他个人的胜利。像人们常说的，毫无办法他就是这么个秉
性。我没有进行反驳，何况从发表的公报中已经十分清楚，所达成的妥协的确非常
合理，它能够为终止耗力费时的对抗、开始进行合作打下个基础。而思想极端的激
进民主派，如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之流，则大骂叶利钦，指责他叛变投敌，出卖立
场。的确，没有比政治上的狂热分子更糟的了。
4月10日，我召开了安全委员会这是安全委员会成立后的头几个会议之一。
我向大家通报了联邦委员会会议前夕讨论反危机计划的情况，介绍了一些国际问题，
包括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局势。然后我征求同事们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o．鲁缅采
夫）提出5月10日召开“圆桌会议”的建议的意见。大家都说总统不应该同意他们的
建议。同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进行谈判，适当的方法应该是通过各政党间的对话，
总统或其他国家官方机构就不要参与了。同时，有人提出一个想法，希望委托我和
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进行会晤。
这是向新奥加廖沃进程诞生迈出的一步，它能够在实际上开始实现“中间主义”
的方针，通过协商一致的方法摆脱困境，取得成果。它也回答了反对派的问题，但
不是在他们所提问题的层面上，而是在现实所允许的幅度内。
那些天我不止一次地和我身边的人商量，我坚信，只有反映各政治力量现实对
比的机制才能够确保继续进行改革的可能。而改革也会进一步促进参与整合的各种
倾向的团结。这样的政治机制既需要反危机计划，也需要联盟协议。
毋庸讳言，我的这些想法在不小程度上受到了下述情况的促进和启发：定于4月
23日和9位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会晤必须在4月24日应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前夕进
行。必须明确推出摆脱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实际行动的大政方针，和各加盟共和国领
导人协调一致，把它带到全会上去，迫使左的和右的批评者公开表明自己对实质上
是民族拯救计划所持的立场。事情后来就是这样发展的。
4月16～19日，我去日本进行早已计划好了的访问，回来后，4月23日，我们仍
然在新奥加廖沃别墅这个地方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
坦和4个中亚共和国的国家最高机构领导人进行聚会。我面对面地和同事们交谈。局
势非常严重，必须采取非同寻常的、协调一致的有效行动。必须努力把一般涉及局
部的问题的分歧搁置在一边，更不用说那些只涉及个人好恶的分歧了。应该把国家
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所要求的。眼下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
文件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让人一看便知道各位领导人决意要协调一致地行动
了。这样立刻就会使社会安定下来，缓解紧张气氛。我的态度感染了各位与会者。
他们接二连三地，以自己的方式表示支持我的这种态度，拥护商量好的声明。大家
简短的交换一下意见商量声明中应该反映些什么。然后我宣布暂时休息一会，
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列文科和沙赫纳扎罗夫一直在办公室内叫来速记员，开
始口授文件。经过修改加工，把文件打出来，交给了“10人团”。
在公民投票的影响下才可以确切说出联盟两个字。由于来不及想出个专门术语，
我们就说，凡是加入联盟的国家，互相都提供最优惠的待遇，与其他前加盟共和国
的关系则以公认的国际准则为基础。迅速签订联盟协议，是保持稳定的主要手段。
苏联总统和各共和国首脑呼吁劳动者停止罢工，而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要在宪法的框
架内行事。文件肯定了继续改革的意向。对声明文本的意见是有的，但都无关宏旨。
对文本的内容经过协商，最后达成一致，立即送交塔斯社和《真理报》公诸于世。
事情办完后，开始吃晚饭。大家举杯庆贺。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同事们，像人
们常说的，都松了一口气，看到了希望。尽管后来有些流言蜚语，但参加会晤的人
坚决站出来维护所达成的声明。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意义，它增加了这份共同
制订的文件的分量。
无独有偶。当时“俄罗斯独立工会”（克洛奇科夫）为反对物价上涨正准备宣
布进行一次警告性的普遍罢工。动员工人参加罢工的还有激进民主派，他们还没有
从“与中央宣战”的情绪中摆脱出来，一下子接受不了“自己的”统帅的命令。所
以说，4月的“9＋l”声明后，这里的局势已经缓和了下来。除个别劳动集体有人停
工几个小时外，没有什么人参加罢工。
“10人团”的声明在对待苏共中央四月全会的任务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一次全会
作为代表，我参加过许多代表大会。我这辈子参加过几十次中央全会。大部分
不记得了都是一般例会，走走形式，尽管每次媒体都大造声势。有几次中央全
会对于我个人有着直接的意义，或者是因为解决了重大问题、发生了立场冲突而铭
记在心，其中的几次我在书中已经谈过。
但我要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党和我们对未来的观点的发展来说，1991年的中央
七月全会的意义是最重大的，因为在这次会议上，拥护新思维的人和传统派分子进
行了最后的搏斗，通过了苏共新的党章草案，与过去就此一刀两断。
在通往新党章草案的道路上曾经遇到过不少的考验。1990年9月初召开的俄共代
表大会第工阶段的会议上，就曾经作出过实质上是要阉割二十八大积极成果的努力。
波洛兹科夫的报告、讨论中的许多发言和纲领性文件都是在会外拟就的，只是到了
会前才分发给代表，这只能被看做是从全党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声明的一次全线大撤
退。
主张改革的代表们不打算就此认输。他们当即要求对党章的讨论和接受的部分
从会议日程上抹去，因为它们只是一种代用品，与苏共二十八大的决议背道而驰。
此外，有人建议研究关于更换第一书记的问题。接着便是激烈的争论，波络兹科夫
打断争论，说他打算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就这个问题专门作一个声明。
提醒一句：我们在主席团会议室喝茶，所有的人都在，于是我问伊万·库兹米
奇·波洛兹科夫，他打算作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