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刺布袋。把被捕的人装进布袋内，让新兵用刺刀练习刺杀，称之为试胆量。日本宪兵队队长植松猶数就多次用步枪刺杀布袋以壮胆，后来直接持刀杀人。
虾公见龙王。把被捕之人手脚捆在一起，像弯曲之虾，投入河内，将人淹死。日伪曾在滦河、潵河，用此法残害无辜群众。
开膛取心。把被抓捕的人，用战刀或刺刀挑开腹腔，取出人心。双庙据点的日本兵中川吃活人心达50多个。宪兵股长黑烟悦二也多次杀人取心煮食。
钢针刺骨。敌人审讯时，因被捕入狱的无辜群众不认罪，则用钢针或竹签往人的头顶、咽喉、手指、胸口和致命处乱刺。兴隆监狱经常施用此法把人活活扎死。
木桩勒人。就是把被抓捕的群众捆绑在木桩子上，用绳索活活将人勒死。
电动绞死。把被抓捕的人放在绞刑架台上，扳动电钮，脚下铁板一翻，掉到陷阱内，绞索勒紧死去。
皮鞭沾水。在审讯时，用皮鞭沾凉水把被抓捕之人抽打而死。
灌辣椒水。在审讯时，强行将辣椒水或石油，灌入被抓捕人腹内。灌入后压杠子逼供，活活将人灌死。这种刑法，在临时法庭和监狱里，到处可见。
活剥人皮。1943年夏，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六区区长刘握枢，区干部依林，被敌抓捕后在特号监。敌人活剥其皮，将他们致死。
坐老虎凳。在审讯被抓捕群众时，在凳子上安装铁钉子，或通上电，强行让人去坐致死。
梁上悬人。把被抓捕之人悬吊在木梁上追问，以至窒息而死。
背炭火炉。在审讯时，让被审之人身背烧得火红的炭炉跑步，活活把人烧死。
铁器烙人。敌人审讯被抓捕之人，用烧红的烙铁、火钩子烫人肉体，强迫招供。
此外，敌人在审讯时，拳打脚踢，用木棒打，更是司空见惯之事。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兴隆县公安局关于日伪
在兴隆罪行的调查
自一九三三年日寇侵占兴隆，历经十三年的种种罪行是述之不尽的。最残酷的是由一九四○年日寇的“西南国境治安肃正”的杀人政策施行以后，日本派遣了关东军八八一部队一两千个鬼子常驻兴隆；扩充了警察，建立了十五个警察分驻所，四个警察署，六七个警防所，在集镇上设有派出所，每个部落分派部落警；近万人的伪军讨伐队分布在兴隆各地；日宪、特务到处有；村村设有协和会实践集家队原文如此。。这些组织，由日本人统一指挥，进行灭绝人性的“大集家”、“修人圈”、“下山”、“自首”的囚笼政策；“大检举”、“投匪家族检举”（抗日人员家属）、制造“无人区”、“围剿”、“扫荡”及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锦州日本高等法院又成立所谓“西南国境特别军事法庭”，并立了“国事犯”、“思想犯”等罪名，用残酷的法西斯手段杀害我无辜人民。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三年的春节前后，日寇进行了三次大检举，被捕的一万二千余无辜人民中，被判决枪杀、刀砍、监押、赶入工矿者就达一万一千四百余人。我县五区一个七十来户的大莫峪村，在一九四三年正月一次就被“检举”去七十二口，上至七十多岁的老头，下到十四岁的小孩，连哑巴等一个也未剩，全部捕去，在当地就屠杀了四十二口，送承德判死刑十五口，其余被分送东北各地当劳工，大部也都死去。七区茅山村，一九四三年被日本一次捕去六十六名无辜人民，除跑出两名外，其余全部被送承德杀害了。一九四二年正月十三日，鬼子在我四区荞麦岭，一次杀死了二十三名群众。一九四二年正月十四日，在六区小水泉被日寇抓去九十三口群众，当时就地给杀死了六十一口，剩下三十二口带到倒流水后，一个未留也全部杀害。
兴隆县人民被迫集家赶入人圈二万二千三百六十五户，十一万一千八百多口人。据七个区的大略统计，因日寇修“人圈”，整天挨打受骂、吃不饱穿不暖，得不到星点自由，被摧残而死者一万一千一百四十余人。在集家并村时，被日寇烧毁的民房二万三千四百多间，拆毁民房三万八千三百多间。
在兴隆的南土门设有“万人坑”（距兴隆街三四华里远），被“检举”之人，凡在兴隆，由锦州高等法院派出特别治安庭前来判处的，均押赴该地执行。仅一九四四年一月六日，就被锦州高等法院特别治安庭判死刑五十四名无辜群众，全部是绑到南土门执行的。一九四三年冬，在兴隆被特别治安庭判死刑的三十八名无辜群众，全由驻在兴隆的日本宪兵分遣队队长（大胡子，不知其名）一人用日本刀，一刀一个砍死的。这就是被迫进入“人圈”的人民受日本残害的铁证。
我县有二千三百九十多户，一千三百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百分之四十的地区，被划为“无人区”。有一万一千六百多口坚贞不屈的中国人民，坚持在“无人区”守卫自己的家乡。日本对这些人民，对这片“无人区”，实行了残暴的“三光”政策。经常发兵围剿扫荡，见青苗割掉，见房子烧光，见东西就抢光，见人就杀光。据二十七个“无人区”行政村的统计，被扫荡打死我“无人区”人民达四千余口。二区小河西一个村，就被日本围剿打死了五百二十三口。三区青水湖，被扎死、摔死的小孩就有四十八个。五区暖和堂，胥景合一家十三口人，全部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死后还把尸体用火炼了。七区前乾涧，被日本捕去十九名男女群众，将衣服全部剥光，用乱棍打至不能动的时候，又将这十九个人装在菜窖内，活活的用火熏死。一九四三年九月，日本鬼子集中了二万多兵力，围剿我各地“无人区”，十五天的时间，仅中田一个村，在这次围剿中就被打死群众一百七十九口。坚持“无人区”的张凤彦的妻子，抱着小孩跑到石砬洞内，被日本搜出，一刺刀扎透了她娘俩心窝、肠肚。日本鬼子们走后，剩下的同乡们去看时，她娘俩流出来的鲜血已被冻结在一起了。可是妈妈还紧紧地抱着她可爱的孩子。小黄木沟一个窑洞内藏着十七名群众，被日本鬼子活活的用火熏死在窑洞里十六名。
有的“无人区”人民逃出了枪杀、刀砍，但却被日寇的“三光”政策摧残而死去大半，如中田一个村就无吃无穿无住冻饿而死者四百余人。
我们的抗日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在兴隆“无人区”内牺牲的，据这次调查统计就有二百多名，如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在七区，日寇一次打死我军和抗日工作人员三十余名。一九四一年在四区拨子村，打死我县长新华。
日寇“抢光”的罪恶更是不胜枚举。在“无人区”就抢去骡子一百九十七头，马六十多匹，驴一千三百多头，牛一千八百多头，羊近三万只，猪一万余口；抢去衣服四五万件，被褥六七千床，布两万匹；砸毁锅、缸二三万口；其他器具是无法数计。“无人区”碾磨一盘不剩，全部被砸毁。
日寇就以此兽行摧残兴隆人民，把人民的美好家园变成了父兄被杀、母被砍、家破产的境地，把肥沃的良田变成了荒芜的草原，把整齐的住宅变成了颓垣断壁和焦土，使人民处于无以为生的绝境。
兴隆县的广大人民对日本这一笔血债，清清楚楚地记在心内，一时一刻也没有忘掉，纷纷控诉日本关东军第八八一部队、夏道队、小彬队、山下队、渡边队、导田队、塚纲队、黑严队、一田队、日本宪兵队；控诉日本伪兴隆县长田正四三男、村上荣信、石川；控诉日本伪兴隆警务科长池尾、前田利一、深内坚一；控诉日本伪锦州高等法院特别治安庭及一切日本战犯的罪行。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日伪在承德县罪行的调查（图）
伪司法部策划组织在承德县所进行的血腥罪行有：
日寇于一九三一年进攻承德县，为了镇压我抗日军民，摧残百姓，全县设有警察署五处，宪兵队四处，国兵、讨伐队、协和会各六处，村公所十一处，分驻所十八处，均设于我县人口集中的集镇，为法西斯统治人民的工具。最严重的是在一九四二年，非法的划定无人区，修人圈，大抓国事犯（即我地方工作人员和办事员），到无人区扫荡，残酷地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等“三光”政策，奸淫妇女，逼得农民妻离子散。
仅在日伪统治的十三年内，据不完全统计，被抓去曾给我军送过信的、做过鞋的、听过我地方工作人员会议的劳苦农民，就有二万零二百七十七名，如康德四年和九年这两次逮捕，共抓去八百余名。仅康德九年十二月在四区砖瓦窑子村，一次就抓去农民六十余人，送承德市治安庭处理后只放回五六人，其余被判徒刑送至东安等地，至今一人未回，全押死在监狱。其中抓去下板城附近村子的农民计有四百余人，如下板城胡起旭等十余人，被杀死在承德市水泉沟内，有的被判徒刑后释放，有的被关在监牢内。杀死我抗日干部九十三名，战士二百九十六名，村干部二百三十四名，抓农民去阜新等地做劳工的一万四千九百七十三人，其中因在做劳工被打骂，食不饱，穿不暖，在工地冻饿而死的约三千一百八十六人。
此外，在集家并村时，因有的人房屋、粮食被日寇烧光、抢光，甚至一家劳动力要去做劳工或被杀死，只剩下妇女、小孩，老的老，小的小，全集到人圈里，没有一粒粮，没有房子住，地方很小，人特别多，每天还得受严刑拷打，这样致死的有二万零九百一十八名。如常峪沟村，在一个很小的野地里修了一个人圈，把附近百姓赶到那里的有百余户，还驻有国兵、讨伐队一百五十余人，每天翻箱倒柜，奸淫妇女，叫百姓训练、修炮垒等，因被打骂冻饿而死的就有一百五十余人，如陈荣等十余户因男人死去，妻离子散。最毒辣的是，我县有百余个村被划为无人区，在这些村实行“杀、抢、烧”三光政策，并不许农民去这些村子种地。这时有警察局日本人黑岩股长领警察讨伐队百余人，专门到“无人区”扫荡，杀、烧、抢掠，奸淫妇女等，光“无人区”就杀我基本群众一千一百六十六名。如一九四二年，在一区西化于沟扫荡，逮捕农民李树林、杨和等二十九人（全是各家家长）带到一个小院内，排成队跪下，用机枪点射，打完后，又用刺刀挨个儿的挑，最后又用柴火烧，这二十九个农民，在被机枪打、刺刀挑、火烧等，活活死去二十六人，其中因有三人在那些人身底下，刺刀未有挑着，才留了条活命归乡；又如十一区贾家曲村，一九四二年四月间，一次就被日寇围剿住群众二十四名，弄在一起活活用刺刀给挑死，死后并把尸体用火烧了。如胥景春、胥景见、赵廷增等户，一九四二年以前一家有八九口人，被残害只剩两口人。
最惨无人道的是，“无人区”赶下来的姑娘、媳妇，配给那些匪兵成妾等就有十余名。如坚持山地的农民李存龙一家三口人，其中被杀害两口，只剩下个十六岁的女孩配给匪兵（解放后才被找回）。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日本鬼子在承德县内实行前述惨无人道的血腥罪行，均属实。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日军在承德制造的“国事犯”事件（图）
高滋安
无辜遭罪
我叫高滋安，今年（1984年）80岁，家住下二道河子村，伪康德五年（1938年），日本在承德制造一起株连300余人，波及热河省，轰动伪满洲国的国事犯“救国勇士团”假案。给我定的“救国勇士团”团长罪名，冤狱4年多，判处死刑。我是死里逃生，才活到今天。提起日本侵略者，我就气恨难消。
我20岁中学毕业后，靠父亲高占元（他是老中华民国热河省惟一的参议员）的关系，在汤玉麟的热河省财政厅当科员，25岁调承德县当财政局长，一直干到民国22年（1933年）3月4日，日本侵占承德。日本进承德后，我加入协和会，当了会长。伪康德五年（1938年）六月，辞去协和会会长，当承德商工公会会长，于11月中旬，我去新京（长春）经济部办理统一配给面粉手续，回来下火车，在承德车站被两个日本特务抓捕。他们两个押着我用马车拉到承德警察厅（伪康德六年后改为承德警察署），搜我身，然后把我关在警察厅留置场（就是拘留所，现在西大街小榛子沟口橡胶厂办公楼后院处，容纳100人）。承德警察厅警务科（伪康德六年后改为警务系）科长迟松岩雄（日本人）在留置场问我：“有个叫苏士纲的你认识不？”我说不认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