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既然取代了上帝，每个人出于个人需要，自然就要祈求政府。诉状数量浩繁，虽然总是以公共利益为名，其实涉及的仅仅是琐碎私利。装有诉状的文件箱也许是聚集旧制度社会的所有阶级的唯一地方。这些诉状读起来令人忧郁：农民要求赔偿他们的牲畜或房屋的损失；富裕的所有者要求帮助他们开发土地；工业家恳求总督给予特权，避免于己不利的竞争。最常见的是，制造商对总督诉说买卖不景气，并请他向总监申请救助或贷款。为此目的大概设立了一笔基金。
有时连贵族也成了大恳求者；他们的身份使他们祈求时也态度高傲。对他们当中很多人来说，二十分之一税是造成他们依赖性的主要症结。御前会议根据总督报告每年制定贵族税额，因此贵族经常给总督写信，申请延期或免除税务。我读过许多这类请求书，书写人都是贵族，几乎都有封号，而且常常是大领主，他们说道，写请求书是因收入不足或景况不佳。一般来说，贵族称呼总督为“先生”，不过我注意到，在请求书中，他们像资产者一样，总称呼他为“阁下”。在请求书中，穷困和傲慢有时以一种可笑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一个贵族致函总督道：“您那敏感的心绝不会同意一个贵族的父亲像一个平民的父亲一样，被课以二十分之一税，分文不差。”
18世纪屡屡发生饥荒，在饥荒时期，各财政区的居民全都求助于总督，似乎只有从他那里才能得到粮食。的确，每个人都因贫困而指责政府。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
看到中央集权制在本世纪初如此轻而易举地在法国重建起来，我们丝毫不必感到惊异。1789年的勇士们曾推翻这座建筑，但是它的基础却留在这些摧毁者的心灵中，在这基础上，它才能突然间重新崛起，而且比以往更为坚固。
《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著 冯棠译
第七章 在欧洲各国中，法国如何成为这样的国家，其首都已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并吸取全帝国的精华
首都之所以对帝国其他部分具有政治优势，既非由于其地理位置，亦非由于其宏伟，更非由于其富庶，而是由于政府的性质。
伦敦的居民之多，等于一个王国，但它至今未对大不列颠的命运产生主导作用。
没有一个美国公民会设想纽约人民能够决定美联邦的命运。而且，甚至在纽约州内也无人会设想纽约市的单独意志，就能独自指挥各种事务，尽管纽约今天的居民，与大革命爆发时巴黎的居民数量相等。
即使是巴黎，在宗教战争时期，同王国其他部分相比，它的人口同1789年的巴黎人口可以媲美。然而，它却不能决定任何事情。投石党运动（laEronde）时期，巴黎还只是法国最大的城市。到了1789年，巴黎已成为法国本身。
早自1740年起，孟德斯鸠就给他的一位朋友写信说：在法国，只有巴黎和遥远的外省，因为巴黎还没来得及将它们吞噬。1750年那位好幻想但时有定见的米拉波侯爵不指名地谈到巴黎，他说道：“首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头脑变得过大，身体就会中风而总崩溃。如果置外省于一种直接依附地位，将外省居民视同可以说是二等臣民，如果不给他们留有任何求取功名利禄的职业和途径，而将一切人才统统吸引至那个首都，假如这样的话，那么后果又将如何！”米拉波将这种情况称为一种暗中的革命，它从外省抽走了显贵、商人，以及所谓的才智之士。
细心读过前面几章的读者已经知道这一现象的原因；这里若再重复便会使读者不耐烦。
这场革命未能躲过政府的眼睛，但是它仅仅以最具体的形式使政府震动，那就是城市的壮大。政府眼见巴黎一天天扩大，害怕难于治理一个如此巨大的城市。尤其在17、18世纪，国王们颁布了大量敕令，旨在阻止城市的扩展。这些君主越来越将整个法国公共生活集中于巴黎城内或巴黎郊区，而他们却希望巴黎维持小规模。他们严禁建筑新房屋，如若建筑，则须用最昂贵的方式，在事先已指定的不大吸引人的地点建盖。这些敕令中每一道皆证明，尽管有前一道敕令，巴黎仍在不断扩大。路易十四在全盛时期曾六次试图阻止巴黎的发展，但皆以失败告终：巴黎冲破条条敕令，不断壮大。但是巴黎的重要地位比其城墙增长得更快；使巴黎具有这种重要地位的，不是发生在巴黎城内的事件，而是来自外部的事件。
与此同时，地方的自由权利到处都在不断消失。独立生活的特征在各地停止出现；不同省份的面貌特征逐渐混淆，旧的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正在被磨去。可是，国家并未衰弱：相反，处处都在运动；只不过原动力集中于巴黎。无数例证中，我在此仅举一例。在就出版状况致大臣的多份报告中，我发现，16世纪和17世纪初，外省城市曾有一些巨大的印刷厂，但如今没有了印刷工，或者没有活干。毫无疑问，18世纪末比起16世纪来，出版的各类书籍要多得多，但是思想动力只来自中央。巴黎已经吞噬了外省。
法国革命爆发之际，这第一场革命已全部完成。
著名旅行家阿瑟扬离开巴黎是在三级会议召开后不久、攻克巴士底狱前不几天；他在巴黎刚刚看到的景象同他在外省的见闻形成对照，使他吃惊。在巴黎，一切都在沸腾；每时每刻都有一本政治小册子问世：每周甚至发行92册。他说道：“即使在伦敦，我也从未见到与之相仿的出版发行运动。”但在巴黎以外，他觉得一片死气沉沉；人们很少印行小册子，根本没有报纸。可是外省民情激动，一触即发，只是尚未采取行动；公民们即便有时集会，也是为了听取巴黎传来的消息。在每座城市，阿瑟·扬都询问居民们打算做什么。
“回答到处都一样，”他说道，“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外省城市；必须看看巴黎是怎么干的。”他进一步说道：“这些人甚至不敢有主见，除非他们已经知道巴黎在想些什么。”
制宪议会竟能一举废除法国所有旧省份，实在令人惊异，这些旧省份有好多比君主制还古老，制宪议会将王国很有条理地划分为83块不同部分，就像在新世界划分处女地一样。
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使全欧洲惊奇甚至恐怖了，因欧洲对此毫无准备。伯克说道：“看到人们将自己的国家用这样野蛮的方法进行分割，这还是第一次。”的确，人们似乎在撕裂活生生的躯体，其实只是在分割尸体罢了。
巴黎就这样终于从外部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与此同时，在巴黎内部也完成了另一个同样值得历史注意的转变。巴黎不再只是交换、贸易、消费和娱乐的城市，巴黎已成为工场和制造业的城市；这第二个事实赋予第一个事实一种崭新的更令人生畏的特点。
事情由来久远；自中世纪起，巴黎似乎已是王国内最大、手艺最巧的城市。这点到了近代愈为明显。随着行政事务全部集中到巴黎，工业也集中到这里。巴黎越来越成为时尚的典范和仲裁者，成为权力和艺术的唯一中心，成为全国活动的主要起源地，法国的工业生活更加收缩集中于巴黎。
尽管旧制度的统计文献常常不足为信，可是我认为，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法国革命前60年间，巴黎工人数字已增长两倍；而在同时期，巴黎总人口仅增长三分之一。
除上文所讲的普遍原因之外，还有一些极其特殊的原因将工人从法国各个角落吸引到巴黎，并逐渐使他们聚集在某几个区内，这些区最终成为工人区。巴黎当时对工业设置的财政立法障碍比法国其他地方要少；任何地方也没有巴黎那样易于逃脱行会师傅的束缚。某些郊区，如圣安托万区和唐普尔区，在这方面尤其享有极大特权。路易十六更加扩大了圣安托万区的这些特权，竭力在该区积聚大量的工人人口，“要给与圣安托万区工人我们实行保护的新标志，使他们摆脱那些损害他们利益也损害贸易自由的种种障碍，”这位不幸的国王在一份敕令中这样说道。
巴黎的工厂、制造业、高炉在大革命前夕大量增长，终于使政府警觉起来。看到工业的发展，政府充满若干臆想的恐惧。我们在文件中发现1782年御前会议的判决，它说道：“鉴于制造业的飞跃发展导致木材的消耗，损及城市的供应，国王禁止今后在城市方圆15里之内建造这类工厂。”至于这种人口聚集会产生的真正危险，当时并无人察觉。
这样，巴黎变成了法兰西的主人，并且已经汇集起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将成为巴黎的主人。
看来，今天人们已相当一致地认为，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权力，是40年来在我们眼前不断更迭的所有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我无需费力便将使大家看到，旧君主制突然之间猛烈毁灭，很大一部分原因即在于此；它也是孕育所有其他革命的第一场革命的主因之一。
《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著 冯棠译
第八章 在法国这个国家，人们变得彼此最为相似
谁注意考察旧制度下的法国，谁就会碰到两种截然相反的景象。
表面上，在旧制度下生活的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置身社会中上层的、唯一引人注目的人们，他们彼此之间简直完全相同。
然而，在这彼此一致的人群中，还竖立着无数小障碍物，将人群分割成许许多多部分，而在每个部分的小围墙内，又似乎出现了一个特殊社会，它只顾自身利益，不参与全体的生活。
想到这种几乎无止境的划分，我便明白，既然法国公民比任何地方的公民更缺乏在危机中共同行动、互相支持的精神准备，所以，一场伟大的革命就能在一瞬间彻底推翻这样的社会。我想象到了被这场大动荡本身所推倒的全部小障碍物；我马上看到一个比以往世界上可能见到的任何社会都更为密集、更为一致的冰冷的社会。
我说过，在几乎整个王国，长期以来，各省特有的生活已经消失；这就促使一切法国人彼此极为相似。透过依然存在的各种差异，国家的统一已经明显可见；立法的一致性是国家统一的表现。随着18世纪的进展，国王的敕令文告、御前会议的判决数量增加，它们在整个帝国以同一种方式执行同样的规章制度。不仅仅统治者，而且被统治者也认为法律应普遍一致，在各地都一样，对所有的人都一样；这种思想，在大革命爆发前30年不断出现的改革规划中均有体现。而在两个世纪以前，这种思想的材料，假使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还竟告阙如。
不仅各省之间越来越相似，而且各省之内，不同阶级的人，至少是所有置身平民百姓之外的人，变得越来越彼此相似，尽管他们的地位各异。
1789年不同等级所呈陈情书最能证明这一点。人们看到，那些起草人因利益而发生深刻分歧，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他们又显得彼此相同。
如果你研究初期三级会议，定会看到完全相反的情景：资产者与贵族那时有着更多共同利益，更多共同事务；他们表现出更轻微的互相仇恨；但是他们仿佛仍属于两个不同的种族。
时间维持了并且在许多方面加剧了这两种人不同的特权，时间也起着奇异的作用，使两者在所有其他方面变得彼此相同。
若干世纪以来，法国贵族不断贫困化。“尽管享有特权，贵族每天都在破产、消亡，第三等级却占有财富”，一位贵族在1755年悲伤地这样写道。保护贵族财产的法律倒是始终如一，贵族的经济地位亦未出现变化。然而，随着贵族权力的丧失，他们以相应的比例到处陷于贫困。
人们会说，在人类制度中，如同在人体内一样，在履行不同生存职能的各种器官之外，还存在一种看不见的中心力量，这种力量乃是生命的本源。器官看来仍像以往一样运动，然而却是枉然，当这赋予生命的火焰最终熄灭时，一切顿时落入衰弱与死亡。法国贵族还享有种种替代继承权利；伯克甚至注意到，在他的时代，替代权利在法国比在英国更加常见，更有强制性，如长子继承权、永久地租，以及人们所谓的一切用益权；贵族已经免除了为战争支付的大量钱财，但是贵族保持免税权，而且这种权大为增加，这就是说，他们在失去职务的同时，保住了补贴。此外，他们还享有许多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