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博多说道。这话概括了他们的全部理论。
经济学派设想的那个庞大的社会权力不仅比他们眼前的任何政权更大，而且在起源和性质上也不相同。它不是直接出自上帝；它同传统丝毫无关；它是非个人的：它不再叫国王，而叫国家；它不是家族遗产，而是一切人的产物和代表，必须使每个人的权利服从于全体意志。
中世纪闻所未闻的这种名为民主专制制度的特殊专制形式，经济学派已经熟悉。社会中不再有等级，不再有阶级划分，不再有固定地位；人民由彼此几乎相同、完全平等的个人组成；这个混杂的群体被公认为唯一合法主宰，但却被完全剥夺了亲自领导甚至监督其政府的一切权力。在它头上有个独一无二的代理人，他有权以他们的名义处理一切事务，而不必征求他们的意见。控制他的是不带机构的公共理性；阻止他的，则是革命而不是法规：在法律上，他是听命于人的执行者；在事实上，他是主人。
他们在四周找不到任何与这种理想相符的东西，便到亚洲的深处去寻找。我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由于对中国还很不了解，他们对我们讲的尽是些无稽之谈。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看来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的典范。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
人们以为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那些破坏性理论是最近才产生的；这是一个错误：这些理论与最早期的经济学派属同一时代。当经济学派利用无比强大的政府，幻想靠它改变社会形式时，另一些人则一心想利用同一政权，毁灭社会基础。
请读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你就会在书里找到经济学派有关国家的无限权力、国家权利不受限制的全部学说，就会找到最近这些年代使法兰西最为害怕的许多政治理论，我们似乎正看着它们诞生：财产公有制、劳动权利、绝对平等、一切事物的划一、一切个人活动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级规定的专制制度和公民个性完全并入社会整体。
“社会上没有什么东西单独属于个人，也不作为财产属于个人，”法典第一条说道。“财产是可憎的，企图恢复财产的人将被视为疯子和人类之敌，终身监禁。每个公民均将由公众出资维持、供养和照料，”法典第二条说道。“一切产品将积聚在公共商店内，分配给所有公民，用于他们的生活需要。城市按同一规划建设；所有供个人使用的建筑物均应彼此一样。所有孩子到了五岁均将从家带走，由国家出钱，按统一方法，共同抚养。”
你大概以为这本书是昨天才写的：其实已有100年了；它出版于1755年，正值魁奈创建其学派之际：
中央集权制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他们二者之间的相对关系是栽培的果实与野生幼树的关系。
在他们时代的所有人当中，我们时代最不陌生的是经济学派；他们对平等的热爱是那样明确，对自由的爱好是那样不明朗，他们简直就像是我们同时代的人。当我读到那些发动大革命的人们的演说和著作时，我立即觉得我被带到一个我不认识的地方，带进一个我不认识的社会里；但是，当我浏览经济学派的书籍时，我仿佛曾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刚刚和他们促膝交谈。
临近1750年，全体国民对政治自由的要求还表现得不如经济学派那样迫切；由于国民们已经不再运用政治自由，他们对政治自由的兴趣以至观念也已消失。他们盼望改革，甚于盼望权利，假如当时有个见识和度量皆如腓特烈大帝的君主在位，我毫不怀疑他会在社会和政府中完成许多大革命所实现的重大变革，不仅不会丧失王位，而且会大大增加他的权威。有人说路易十五最能干的大臣之一德·马肖尔先生曾模糊地预感到这一思想，并向他的主上建议；但是这类事业是不能根据建议决定的：只有当人们能构想出这类事业时，才能去完成它们。
20年后，形势改观：政治自由的形象已呈现在法国人的精神中，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加吸引人。这方面迹象很多。外省开始产生恢复自治的要求。全体人民均有权参加治理的思想深入人心，占了上风。对昔日的三级会议的回忆又复苏了。
法兰西民族厌恶自己的历史，却高兴地回想起这段时期。新潮流也席卷了经济学派，他们不得不在中央集权体制中加进某些自由机构。
1771年，高等法院被废除，这同一公众，以往经常为高等法院的判例所苦，这时看到它的死亡却深感激动。仿佛高等法院一倒，这最后一道能够约制国王专权的障碍就倒塌了。
民众的反对使伏尔泰吃惊而且气愤。他致函友人道：“差不多整个王国都陷入沸腾惊愕之中，外省同巴黎一样民情鼎沸。可是我觉得国王敕令充满了有益的改革。废除卖官鬻爵，司法免费，阻止申诉者自王国边陲来到巴黎而倾家荡产，由国王负责偿付领主法庭费用，难道这些措施于国家不是大有裨益吗？况且，这些高等法院难道不常常是些迫害狂、野蛮人吗？确实，我佩服那些野蛮人和这些桀傲不驯的资产者搞到一起。至于我呢，我相信国王是对的，既然必须伺候人，不如在出身名门的雄狮下面卖命，因为它生来就比我强壮有力，也不去投奔200只和我同类的鼠辈。”他还自我辩白地说道：“想想看，我应当无限赞赏国王施予各地所有领主的恩典，因为国王替他们偿付司法费用。”
伏尔泰久已不住巴黎，他以为公众精神还是他离开时的模样。形势已面目皆非了。法国人不再局限于要求政府进行改良；他们开始要亲自来改革，而且人们看到一场全面酝酿的伟大革命即将爆发，它不仅获得了人民的赞同，而且由人民亲自动手。
我想，从这个时刻起，这场彻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它必然使旧制度所包含的坏东西和好东西同归于尽。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对我来说，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要理解我们这场革命的历史，千万不要忘记上述观点。
当法国人重新激起对政治自由的热爱时，他们在政府问题上已经具有相当多的概念，它们不仅与自由制度的存在完全不符，而且几乎与之对立。
在他们的理想社会中，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除了公务员贵族；只有一个唯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他们既想自由，又丝毫不愿抛开这个最基本的概念；他们仅仅试图将它与自由的概念调和起来。
于是他们着手将无限制的政府中央集权制和占绝对优势的立法团混合在一起：官僚行政和选民政府。国民作为整体拥有一切主权权利，每个公民作为个人却被禁锢在最狭隘的依附地位中：对前者，要求具有自由人民的阅历和品德，对后者，则要求具有忠顺仆役的品质。
将政治自由引入与之格格不入或截然对立的制度和思想（人们对这些制度和思想已经习惯或早已培养爱好），这个意图60年来产生了多少次自由政府的徒然尝试，随后导致了危害极大的革命，直至最后许多法国人对这些徒劳无功的努力感到心灰意懒，终于抛开他们的第二个目的，回到第一个目的，于是他们归结到这样的思想：不管怎么说，在一个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毕竟还能尝到一点甜头。因此，我们今天的处境十分像1750年的经济学派，而不像1789年我们的祖先。
我常自问：在各个时代曾使人类完成最伟大事业的这种政治自由激情，其根源何在，它在哪些情感中生根滋长。
我清楚地看到，当人民被引入歧路时，他们一心向往自治；但是这种对独立的热爱根源于专制制度发生的某些特殊的暂时性的弊病，它绝不会持久；它与产生了它的偶然事件一起消失；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为自由而生的民族，它们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恶果本身。
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对自由的热爱是由于人们只见到自由带来的物质利益；因为这种看法常常使人模糊。的的确确，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久而久之总会带来富裕、福利，而且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在自由中只欣赏这些好处的人，从未长久保持自由。
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紧紧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某些民族越过千难万险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们什么物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另一些民族在繁荣昌盛中对自由感到厌倦，他们任凭别人从他们手中夺走自由，唯恐稍一反抗，就会损害自由赐与他们的那些福利。这些人要保持自由还缺少什么呢？什么？就是对自由的爱好。不要叫我去分析这种崇高的志趣，必须亲身体味。它自动进入上帝准备好接受这种爱好的伟大心灵中，它填满这些心灵，使它们燃烧发光。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爱好的平庸的灵魂，就不必试图让他们理解了。
《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著 冯棠译
第四章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当路易十四这位君主在全欧洲称霸之际，他统治下的王国已开始衰竭，这一点确实无疑。在路易十四朝代最光荣的年月，衰微的最初迹象已经显露。法兰西早在停止征服之前，便已千疮百孔。谁没读过沃邦给我们留下的那篇关于政府统计表的令人惊骇的短论？17世纪末，甚至在那场不幸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开始以前，总督们在致勃艮第公爵的奏折中，都暗示了国家日益加剧的衰落景象，而且并不作为新近的现象来谈论。“若干年来本财政区人口锐减，”一位总督说道。“这座昔日富庶繁荣的城市今天已没有工业，”另一位总督说道。这一位说：“省里原有制造业，但今天已被抛弃。”
那一位说：“过去居民的土地收获大大超过今天；20年前这里的农业不知繁荣多少倍。”“近30年来，人口和出产减少了五分之一，”同时代的一位奥尔良总督说道。应该建议赞赏专制政府的个人和喜欢战争的国君们读一读这些奏折。
由于这些贫困主要源于政体的流弊，路易十四的死亡与战争的结束都不能使公共繁荣再现。18世纪上半叶，论述政府或社会经济的所有作家均持共同见解，即外省并未恢复；很多人甚至认为，外省在继续崩溃。他们说道，唯有巴黎日益富庶和扩大。总督、前大臣、实业家在这一点上与文人们看法一致。
在我看来，我得承认我决不相信18世纪上半叶法国在继续衰落；但是被消息灵通人士所支持的这一普遍的见解至少证明，当时没有明显的进步。我所能看到的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的所有政府文献确实表明，社会陷于一种麻木状态。政府因循守旧，毫无创新；城市未作任何努力使居民环境更舒适健康；个人也不去发起任何重大事业。
大革命爆发前三四十年左右，情况开始变化；在当时社会的各个部分似乎都可看到一种迄未注意到的内在震动。起初只有非常耐心考察的人才能窥见出；但是逐渐地，它变得更突出，更加明确。这个运动逐年扩大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