栅栏的“监狱”已诞生。在“监狱”中，个人的身体发展、人生爱好、精神自由均被整合进单一的运作模式中。
呼天成四十年不倒的历史，就是制造话语并实践话语的历史。话语制造在小说叙事中表现为作为“主”的种种陈述。在人与他人的关系中，呼天成从借孙布袋脸与植“贼”于呼家堡人心里的同一叙事中，获得应该成为“主”的萌芽，并开始制造陈述（“这就是贼！你们还敢偷吗？”）。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中，呼天成以超于常人的意志战胜了性欲冲动，但他的“脱”又是对秀丫的“写”的反动与背叛。在人与神的较量中，他两次驱逐神均以神的失败告终，至此，他进入呼家堡人的信念领域，成为话语的“主”。在人与地域文化传统的关系中，“人是活小的”作为陈述结构在他的处事上显示了活生生的功能。最后，他的话语系统以“十法则”的条文被书写，意味着他的话语获得了公认的身份来实践权力功能。
在上述分析中，也许能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有益的启示并不完全在于解决了问题，而在于提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如何？福柯说：话语即权力，意思是说：成型的话语在自身的范围内具有权力功能。王小波说：权力即话语，说的是：权力总是为自身找一套表述系统（话语）。对他们的陈述，人们总是对“权力”和“话语”两个词特别关注，常常忽视了“即”这个词，其实，“即”标明了“话语”和“权力”的同一性，“话语”与“权力”不过是同一个所指的两个不同能指。于是，在“权力”与“话语”之间存在一种静态关系，也许，这适应成型的话语，具有规化功能的话语。但是，话语形成的过程应成为关注的中心。常使人困惑的是：在话语与权力走向同一之前是否有一个过程？如果有，前话语与准权力之间也是一种同一关系吗？换句话说，话语制造与权力获得是同时进行的吗？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如何给话语划出边界？即：话语形成的标志何在？自然，不可能从呼天成的话语分析中一劳永逸地解答上述问题，找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不过，可以认定，呼天成话语形成的标志是“十法则”：在“十法则”之前，呼天成制造的是单个陈述。话语就是陈述的积累。当陈述的积累完成一种结构系统时，话语便形成了。在话语形成之前，话语制作者给出的是陈述。从呼天成的话语分析中，可以看出陈述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当然，话语系统与权力都不是静止的，权力会制造新的陈述，新的话语又会增添新的权力。如果以动态的眼光来看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就是：权力向话语而“是”；或者说，话语向权力而“是”。用呼天成的话来说就是：权力是“活”话语的；同样，话语是“活”权力的。
如果把呼天成的话语置入中国的历史文本中，不难发现它作为符号的寓意功能。在此无须讨论。但笔者要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有两个呼天成，一个呼天成占有话语，整合了呼家堡的肉体和精神，带来了物质的奢侈与豪华；另一个呼天成放逐了话语，给了堡人精神自由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同时带来了经济萧条与物质贫乏，你会选择哪个呼天成呢？
或许，你会选择第N个呼天成？
注释：
〔1〕〔3〕〔5〕李佩甫：《羊的门》，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81、147～148、71页。
〔2〕〔6〕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338页。
〔4〕罗洛·梅：《爱与意志》，冯川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页。
人海中间一点萍
？ 刘绪义
上个世纪末以来，知识分子处境和命运这类话题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对“胡风冤案”的再研究、对郁达夫的再审视等等，都得到了不少有益的启迪，这也许算是中国知识分子二十世纪里的终极关怀。
最近读了一本《李商隐全传》（李庆皋、王桂芝著）和新版的《郁达夫全集》（湖南文艺版），两种书正巧形成了这样一个主题思路，即历史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处境和命运，似乎有某种惊人的巧合。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怨。”千百年来，这种情思就一直潜伏在许多知识分子和诗人的文辞中间，成为后人求诸心史的依凭。
身处“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的唐代大诗人李义山，历来被公认为旷世才子，“虚负凌云万丈才”就是他的心语，也是他赖以自负的依凭。《李商隐传》叙说的正是他“一生襟袍未曾开”的悲剧人生。义山先生生活在“唐祚将沦”的时代，一生遭际坎坷，正是所谓时代造就的一代诗人。无论是在恋情上还是在仕途上，诗人都绝少得意。十九岁的他以文才得到“牛党”令狐楚的赏识、推荐；二十五岁中进士，名闻于时，不久，令狐楚死后，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爱其才，以女妻之。由于王是“李党”首领，“牛党”人就骂他“背恩”、“无行”。很快“牛党”上台，李商隐便遭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特别是在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中，本来是榜上有名的，但在复审时莫明其妙地被中书省除名，就这样潦倒至死。因而他的诗“隐词诡寄”、“深情绵邈”，不少诗婉曲晦涩，很是费解，成为后人研究争论的焦点。
义山二十六岁就写下了《安定城楼》这样关心现实政治的优秀诗篇，其特出的作品和才情垂范时人，并奠定他以后咏史诗和爱情（无题）诗中隐含的理想。然而，由于一生屈沉幕府，政治失望、仕途失志，慢慢地掩饰不了那种颓然自放的心情，“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更交织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末世哀音。这种才子型人格，表现在他的爱情诗中，亦另有寄托，如他在“牛李党争”中被“党籍”问题困扰得进退两难时，所作的《无题》诗。如果抛开诗的用意，单就诗歌本身而言，义山的情诗，甚至包括那些狎妓调情之作，其情感力量都是深入人心的。
作为才子的义山，不免带着理想主义，他既不想得罪“牛党”，也不愿讨好“李党”，就必然孤立于这种混乱的时势中，这在二千年来文学史中是罕见的，谁能料到，义山遗风竟在相距千年后的二十世纪初有了传承，传承者竟是鲁迅先生所关注的郁达夫，新文学革命的主将之一。
达夫的命运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中是最为奇倔的。他传世作品很多，主要以小说著名。他虽是创造社的旗帜，但却未见他的新诗，一般人不会喜欢、注意他的诗，因为这些诗多为难懂的旧体诗。达夫读诗很多，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名家诗。他也写过不少绝律，这一点，刘海粟先生在1985年写的《漫论郁达夫》一文中就有过评论：“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鲁迅、田汉而外，抗衡者寥寥。沫若兄才高气壮，新诗是一代巨匠，但说到旧体诗词，就深情和熟练而言，应当退避达夫三舍。这话我当着沫若兄的面也讲过，他只是点头而笑，心悦诚服。达夫无意做诗人，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其中他分咏唐宋以来七位名家的诗堪为代表。这七人便是李义山、温飞卿、杜樊川、陆剑南、元遗山、吴梅村、钱牧斋。这些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才高、诗好、命运多舛，尤以李义山为最。对达夫来说，真可谓“相逢同是天涯客”了。
同是诗人，相隔千年的义山和达夫，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达夫的日记里，也有深夜外出寻妓的记载；在他的诗作中，也有类似李义山的颓然惨沮；在他的生活中，同样有着爱情的苦闷和彷徨。但是，二人又不能简单地参比，后者远远地超出了前者。达夫是深受西洋现代文明熏陶过的一代知识分子，个性更为鲜明，人格更不受羁绊，我读到他的《毁家诗记》二十首（中有一词），其哀伤令人头寒足冰。特别是那首《贺新郎》的词，他这样写道：
忧患余生矣！纵齐倾钱塘湖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尾途中当死。耻说与，衡门墙茨。亲见桑中遗芍药，学青盲，假作痴聋耳。姑忍辱，毋多事。
匈奴未灭家何恃？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试？歼小丑，自然容易。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
并且注道：“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这个中滋味还是让那些指责“达夫无行”的人来细细揣味吧。
这样一个深知民族大义，有着“猛虎舔创”精神的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一直得不到真正的理解。生前，他身处风雨飘摇的时局当中，国破、家亡、妻辱、误解像四把尖刀，直指达夫的眉心。世俗道德观念的有色眼镜只注意到他的私生活，朋友欺他，同道损他。他真正的创作倒很少有人关注，甚至他当时的作品在读者中引起的巨大反响，也被指责为“卖淫文学”，归结为一群“荒淫颓废的现代中国人所欢迎”的结果。其中最不忍卒读的便是这位妄下断语、开“酷评”先河的苏雪林女士的一篇《郁达夫及其作品》。死后，五十多年来他的尸骨尚不知飘落何处之今天，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正在莫名其妙地逐渐消失。在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一些评论文字中，不管论者如何公允客观，但都少不了加上这样一个“尾巴”：颓废，或者它的同义词。
多年以来，无论是文学史家、评论家或是一般的读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不少真实的记忆：
郁达夫的侄子郁风：对于达夫悲剧性的一生及其贡献，还没有全面的定论。在读者的印象中……“颓废作家”这顶帽子看来是戴上的了。似乎从《沉沦》到《日记九种》到《毁家诗记》就是他的全部，最多再加上名士派的游记和旧诗。特别是对于他晚期去海外以后七年中的作品和作为，国内介绍得很少……（《一个真正的文人——三叔达夫》）
郑伯奇：抗战以来，文人的遭遇，达夫算是最惨的了。爱妻离异，老母遇难，长兄为伪组织所暗杀……
匡亚明：据我的观察，一般人所举出的理由，不足以证明他自身是一个颓废者。在小说里，他仅仅很忠实地表现了人们所不敢表现的生活的一面，而其实这一面往往是人们所共有的经验，不过程度略有差等而已……富有热情的他，在根源上还是有着冷静的识力的。他不会取巧，不愿投机，处处地方，都保持着相当的纯洁。
许钦文：原来小说的格局，有着“自传体”和“正传体”的分别。自传体的小说，证据是直接的，好像近在一边，容易领会，也容易博得读者的同情。……郁达夫先生，好像已经成了习惯，所做的小说，几乎没有一篇不是用自传体写成的。可是自传体并非“自叙传”……在自传体的小说上面所写的，虽然以“我”为中心，却不一定是作者自己实有的事情，往往由于凭空虚构，或者从别人的故事中“便化”过来。
夏衍：他（郁达夫）不拘小节，这是人所周知的；但是对于大节，他是宁死不屈的。
楼适夷：那时白色恐怖很严重，原先有些参加“左联”的人，有的躲开，有的还自己去国民党“投案”，声明脱离了。可这位“避席畏闻文字狱”的郁达夫，还是参加了自由大同盟，参加了民权保障同盟。
这些墨写的字迹，当然不会随着血写的史实而变白。但是在一个容易忘记痛苦、喜欢流言的民族，又不能不让人警醒。“底细不明，流言不少”，“谬托知己”的文学研究何时终结呢？
我看中外文学史上，“颓废”一词足以将任何一个文人打倒。在郁达夫身上，这个词不是出于敌对的一方，恰恰来自同一战壕。一方面是人们呼吁真诚，一方面则对真正拂开蒙蔽在人类自身的虚伪、回归灵魂的真诚又心有腹诽。果若达夫“无行”、“颓废”，我想，像军界老人蒋百里、陈公治等人就不会对他尊敬有加；特别是抗战期间，对于这位对抗日矢志不移的“战士”，就连当时的日军大将松井石根也对他礼让三分。而这恰恰成为达夫的“罪名”之一：“忠奸飘忽”（香港学者梁锡华语）。这一些在时人看来扑朔迷离的迹象，被人们都简化为一顶顶“帽